民国不求生 第122节

他心中只剩下痛苦，只剩下精神撕裂的无可奈何。

第八十四章 兴闽银行的政策（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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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闽银行仰赖先锋队在闽南、潮汕地区的政权，发行的纸钞兴闽票流通范围很广，不仅在广东、福建两省地界内得到认可，而且远至湘南、赣南的一些州县市面，都以较高的贴水价格接受兴闽票。

在闽粤两省，兴闽票的信用度，也高于两省都督府发行的军票和债券。

兴闽银行的总部就在厦门岛上，黄少通亲自带着陈嘉庚到兴闽银行总部做了一次视察，陪同间他又向嘉庚先生介绍着兴闽银行的金融货币政策：“……嘉庚先生所言正是，兴闽银行的纸币还不能称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币，不具有真正强制通行的效力。”

陈嘉庚微微一笑：“贵行的发行额还是在资本总额之上吧？”

“哈哈哈，是。兴闽银行的资本的确有部分是虚拟的，所以为了保证纸钞面值的稳定，本行一贯主张采取稳定金融的政策，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纸钞的稳定和保值赢得条件。”

陈嘉庚颔首点头，他知道兴闽银行和先锋队政权、福建都督府政权关系都很密切，具有相当程度政府银行的性质，所以也可以依靠财政手段巩固币值。

晚清以来，闽粤税权失控的情况非常厉害：

一是随意摊派，税收章法很混乱，田赋、厘金、商税、杂派，数不胜数，地方各级摊派又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严重缺乏管理，往往成为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地方。

二是税务机关林立，地方、军人都肆意征缴税款，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且晚清以来封建性质浓厚的调剂制度和酬庸制度，经常把有收入的税收机关委派给军人管理，或指定此收入用于某部门、某事务，造成税收司法的大混乱。

兴闽银行一直都在协助先锋队政权和福建都督府政权整顿金融，整顿金融的要着之一，自然也包括整顿税权。

在先锋队枪杆子的支持下，各级地方政权都废除了调剂制度和酬庸制度，把晚清以来高度“分封制”的地方财权重新集中了起来。

例如厦门的烟酒局收入，原来被指定用于海军的支出，烟酒局本身的管理也因此被海军插手。先锋队整顿征收机关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把烟酒局的收入重新收归财政厅管理，此间，黄少通还推动设立了统一会计制度，直接向各征收机关委派稽核员，统一设立直属于省府的审计处，用以整理度支制度，并对税收征收和报解做全面监督。

黄少通年纪轻轻，就一手掌握了广东、福建两省泰半的财经大权，陈嘉庚也对他刮目相看，赞叹道：“卓知年少有为，前途不可限量。福建财政事权统一，机构完整，将来追欧赶美，也未可知，对银行事业的帮助，更是莫大。”

黄少通矜持地笑了笑，在他旁边的蔡绮洪则淡笑不语。

其实先锋队政权的财政改革里，黄少通这些金融政策，终究只是“小术”，先锋队在潮梅、龙岩一带实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才是真正的“大势”所在。

只不过这些土地改革措施，目前虽然还只是以农会的力量迫使地主减租减息为主，但在较偏僻的梅州、龙岩山区内，已有不少地方开始以“转型正义”的名义，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实行分田。

蔡绮洪是想着陈嘉庚虽然对先锋队的激进革命政策比较赞同，但分田一事，关系重大，太早传扬出去，很可能会给先锋队平添过多阻力，这才按下不表。

先锋队内部曾制订过一份《土地革命大纲》，但目前只在执委会内部参考流传，蔡绮洪还记得其中的内容：“……要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推动农业的合作化发展。中国的革命，必须要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比任何阶级都苦；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深。

这些痛苦和压迫的来源——土地问题便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不能不蜷伏在地主豪绅的威力压迫剥削下，仰承他们的鼻息，以求一饱。而乡村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当然也就是建筑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上，成为封锁农民群众的桎梏，使一般贫苦农民永远得不到解放。

所以我们现在真要农民起来革命，真要推翻反革命势力在农村的基础，便必须要实现孙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要农民自己走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切身的土地问题，在农会政权之下，实行以暴力没收大地主和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采取适当方法，以分配于一般贫苦的民众，实现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普遍平等的农民合作社，这样才能解除农民生活的痛苦，充实农民在斗争中的力量，以参加国民大革命……”

蔡绮洪知道，耕者有其田既是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农民参加革命的主要诉求。

他是从南洋归国的华侨，和本地的地主阶层没有利害上的关系，自然对先锋队这项目前还稍稍具备一定机密等级的大纲完全赞成。

但陈嘉庚是否态度如此？这还无法确信。

蔡绮洪只是笑着说：“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也是先锋队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大事业之一，嘉庚先生闲暇时也可以做些了解。”

陈嘉庚奇怪道：“抗租、抗债，可得民心。但抗苛捐杂税怎么提？这不是鼓励百姓不纳税吗？”

蔡绮洪还是一副油头粉面的打扮，但他穿着合身的西装，又很有几分外交家的气质。

蔡绮洪坦然道：“先生可以读一读《激进社会主义ABC》这本书，过多的苛捐杂税对国民经济是具备有摧残性的，它饮鸩止渴，短期内增加了收入，长期来看，却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财政基本盘，也破坏了国民经济长远的发展潜力，先锋队政权当然要对此大加反对。”

除了梅州和福建的闽西山区以外，先锋队多数辖区，目前还没有进行激烈的暴力土地革命，但是根据财政厅的数据，仅仅是对闽南和潮汕的田地重新清丈，按其优劣重新分出税收标准，就把原来的田亩收入增加了三倍之多。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也大大充实了兴闽银行的金融后盾力量。

黄少通侃侃而谈，继续向陈嘉庚介绍着兴闽银行整理福建金融的各项成果，但很快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就跑到总部二楼，在黄少通耳边低语一番，他的脸色立即剧变，顿时铁青起来。

陈嘉庚愣住没有讲话，蔡绮洪低声问道：“卓知，怎么了？”

“福州南台的银钱界，正在一起挤兑兴闽票……张弼士带头大量收买汇票，造成福建金融市场外汇价格高涨，市面上的货币都向外汇倾斜……加之各商号在今天上午，联合一致表示为应对物价变化，要共同闭市十天，已经造成全省物价急速飞涨……”

黄少通越说脸色越难看，蔡绮洪和陈嘉庚相互对视，也明白了黄少通话里表明的形势是多么严峻

福建、广东两省的金融界，正在对先锋队政权和兴闽银行，发起一次蓄谋已久的狂轰滥炸！

“消息传出，全省分行都开始遭到挤兑，恐怕今天以后兴闽票的贴水价将发生巨大波动，市场物价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再严重下去的话，我们对北伐军的后勤支援也会受到巨大影响，甚至就连先锋队政权的整个威信，都将不留余地的遭到破坏！”

第八十五章 常州农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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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稚竹和宜兴县县长屠宽其实好多年的老朋友，他父辈又和屠宽的父亲、常州士绅领袖屠寄世代相交，两家关系可谓莫逆。

戊戌年屠老带领常州士人参与变法维新，是当时江南的风云人物。后来康梁一党维新失败，谭嗣同血洒京城，屠老也一度被西太后下令革除功名、永不录用，当时就是朱稚竹的父祖辈向屠家伸出援手，接济屠寄一家的生活。

庚子新政以后，特别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宾天以后，屠寄才重新出山，做过一些常州地方的官职。

他的长子屠宽则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以后，就以以学生练习兵操为由，向两江总督署领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120枝5响后膛快利枪，后来又利用江苏咨议局议员的身分，和朱稚竹一起创办了武阳农会自卫军。

屠家是革命党的鼎力支持者，屠宽更是先锋队的骨干成员之一，但武进县的警察所长何海樵却把屠宽的一个亲弟弟给杀了。

这让屠家怎么想？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屠家的信和人，已经几度找到了朱稚竹的门上，但他自己，也正因为带乡民把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的远房亲戚，活活打死一事，遭到各方责难。

朱稚竹头疼不已，自从北伐军光复常州以后，农民运动就平稳地发展了起来。之前常州下了一场雨夹雪，夜中又骤作暴雨，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之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都有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

本地农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农会则迅速活跃起来。

前面提到的朱稚竹、何海樵、屠宽等等常州本地的革命者，都参与到了农会组织救灾的活动中：或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提岸……等等。

朱稚竹还记得，他到武进县郑六桥一带救灾的时候，当地难民身无完衣，以中国最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一旦天灾来袭，普通的老百姓也只能挣扎在求活的生存线上，朱稚竹才明白过来，先锋队主张的“合作社”、“公社”，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当时朱稚竹也到常州府城，参加了府城农会会长何健（实际为副会长沈求）召集的苏南农会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

农会各县分会会长和先锋队各级干部之间，意见分歧很大。

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江南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天灾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在道义上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形势对农会有利。

朱稚竹、何海樵和屠宽都是支持第二派论调，屠宽当时还在会上直接发言说：“地主没有武装，无力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而各县农会已经得到有力组织，农会自卫军也接受了相当军事训练，我们并不怕地主。何况江南士绅重名望，若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清名大受影响，对地主来说是很不值得的。

常州现在有六千农军，大可以保证地主士绅不敢出头作怪，故我以为，减租殊无问题！”

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副会长沈求两人，都是先锋队里的稳健派，持第一派的保守论调。

会议上两派人意见分歧太大，最后也没有确认下来一个明确的方针，只是由何健发表了一番总结讲演，朱稚竹还记得大体内容无非是要各区农会继续做好救灾工作而已，并没有明确在抗租问题上农会到底该采取保守还是激进的策略。

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县农会各行其是，有的农会采保守立场，有的农会直接采取激进立场。

本来江南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

朱稚竹当时由于本地农会的方针还没有确立，便同意农会会员仍旧依旧法，请地主到田里去看稻。

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那个亲戚，就是在武阳本地有大片水田，当时有一批农会会员上到他家里请他去看稻，先是等候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等他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农会的会员。

眼看差不多日下西山，他便问农会会员：“你来做甚么？”

会员答：“遇到大灾，今年田稻恐怕……”

话没说完，就受朱少爷斥责：“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

这位朱少爷，从前因他叔父朱志尧和先锋队关系密切的缘故，也曾经参加过先锋队政权的一些工作，任过武阳教育处的副处长，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

但他得知农会有意推动减租以后，居然就数天不到农会办事，还公然带打手到田里向佃农索要十足租，更声称“我叔父在上海做革命党的大官，你们不要不识抬举，再闹下去只好打死几个人”。旋即殴打佃农，把在场的七个佃农都打成重伤，还把其中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年人打折一腿。

朱少爷这种威吓农民的做法，不仅引发众怒，而且极大影响到革命党政权的公信力，让农民不得不揣测起来，是不是革命党的高官真的和清廷疆臣没有区别？

朱稚竹得悉这个情况以后，便亲自带农会自卫军的人，到田上保护农民。朱少爷看到农军的人后，还不以为意，依旧搬出他叔父朱志尧的名字狐假虎威，还指使两个打手开枪示威。

朱稚竹震怒之下，深知这时候如果退缩或者屈服，就会使得先锋队在农民群众里的公信力受到极大影响，这才下令逮捕那位朱少爷，谁知道这位朱少爷自己暴力拒捕也就算了，最后居然被乡民推倒，跌入田埂边的水里淹死了。

这就是朱志尧的远房亲戚，被农会活活打死一事的由来本末。

至于屠宽那个弟弟让何海樵枪毙的事情，则是因为屠宽的三弟在常州做一家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是由从前本地的义塾，改制而来，学校经费来自学租。

所谓学租，即从前的宗田、义租，一般是某些大家族的集体土地，地租收入多用来做私塾的教育经费。

屠宽的三弟坚持“学租是义租，是办学用的，义租是无减的！”坚决抗拒农会的减租政策，还到村里虚张声势，以他哥哥是宜兴县县长的名义来吓唬农民，强行收租。

但本乡农民多受何海樵宣传的影响，何海樵是常州农会里有名的激进分子，他不仅大力宣传抗租政策，而且还在乡下分发了三十多条警察局的枪支，屠宽的三弟倒霉撞上这帮手里有枪的人，当场就被激愤的村民打死，闹成这桩革命政权县长弟弟被农会打死的大新闻。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都由于常州府的总农会没有一个明确决议分发下来，导致各县农会各行其是、各有主张，普通农民和农会会员也均意见不同，这才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

但随着时间发展，很明显的，地主群体和佃农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在飞速激化着。

农会杀了几个据说有“清名”的“良绅”以后，更让形势分外紧张起来，朱稚竹是听说有些地方田主们已经开始重新收买土匪、组织团丁，做起反扑。

农民们则对不愿意减租的田主，也愈来愈激愤，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手里有枪的农会会员，都主张非要大杀一场才能解气。

朱稚竹不知道他的老朋友宜兴县县长屠宽，被农会杀掉一个亲弟弟以后，立场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