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4节

但把这样一支战略兵团，用于次要战场的作战，问题就不大了。

即便欧战爆发，列强在华势力大幅度收缩，但日本还是不可能完全排除英国的态度进行自由行动。林淮唐估计日本干涉军将援引日英同盟的条款，利用青岛作为突破口对中国发动干涉战争，而在南满地区日军采取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低。

筹建东北野战军的一大考虑，还是为了用于解决五省省军问题。这些地方小军阀的战斗能力要弱于北洋军，和红军的战斗能力比起来那就更悬殊了，但他们都是地头蛇，在地方上关系盘根错节，很难应付。

只有将其调离本省，使他们脱离固有的、熟悉的社会土壤，才能限制这些地方军阀的社会活动能量。

主要负责工业和农业部门工作的蔡绮洪，又补充说：“这次在关外组建东北野战军，考虑到长期戍边和移民垦屯的情形，内政部门可以提供经费、工具、房屋和土地，用于安置出关军人的家属。”

“家属？”

王士珍的脸色更难看了，连家属都要跟着一起出关吗？这简直是釜底抽薪！

五省省军，还有北洋小军头、旧官僚和封建主的武装，他们的基层兵员虽然也有大量贫苦农民，和红军类似，但同时这些军队的基层官兵中也包含了数量远超红军的流氓无产者。

至于更往上一级，如士官、中下层军官和高级将领里面，则充斥着无数大中地主阶级，还有许多正向资产阶级和买办转化的绅商。这些人在地方上人脉往往特别深厚，而且多为所谓的乡贤，社会关系复杂，社会活动能量特别庞大，又占有大量土地和资产，可以说是社会党进行土地革命的主要敌人。

林淮唐的计划，就是让军阀武装出关参加东北野战军大整编的同时，使他们这些身为地头蛇的家人也离开故土，无从发挥他们的反革命能量。

自然，就像王士珍那难看的脸色一样，任何一位薄有资产的绅商，恐怕都不会愿意抛弃本地的人脉关系和不动产，跑到遥远的东北去搞什么垦屯开发。

即便社会党正在草拟一份规模庞大的东北开发计划，还将把击溃交通系获得的大量现金，用于安置这些军属移民。按照社会党的想法，这些跟随戍边军人出关的家属，无论其过去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如何，到关外以后，都会获得中央政府提供的工具设备、土地房屋。

而且对于一些较有资产、自持身份的大绅商，政府也将允许他们变卖老家的资产以后，持币参与投资东北的开发建设，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参股一部分国营企业，或者允许他们在东北投资一些租让制的企业。

如果他们拒绝呢？

那大不了红军还是打进去，把这些地方军阀扫荡干净以后，到时候等着他们的可就不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和国民法院的“温情脉脉”，而将是公审大会上的高帽和木牌。

到那时候，他们的土地和资产哪里还有什么变卖的机会，都将直接被政府没收，什么希望也没有了，甚至自己的人身自由乃至于性命都不能保存。

摆在这些地头蛇的面前，正有两条路：一条是放弃故土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量，变卖本地资产以后，跟着东北野战军移民东北，参与东北的大开发；另一条就是顽抗到底，如果最后还是被红军打败，则不仅所有土地财产要被没收，而且就连生命都将不复存在。

这两条路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对于和红军一战的信心如何了。

那么，这些人被迫移民到关外以后，会不会趁机和日本勾结，反而给红军添乱呢？恐怕不大可能。

他们离开故土移民到东北以后，面临的整个环境完全是人生地不熟，即便想要和日军勾结，也缺乏勾结的渠道和资源。

而且这些地头蛇的子弟，就在被红军骨干主导的东北野战军中任职，还要同日军作战，缺乏叛变的机会。基层那些贫苦农民和流满无产者出身的官兵，也会不再受到“乡贤”们人脉、名望的影响和网罗，他们无论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情感考虑，还是出于保卫他们在东北新分得的土地考虑，都会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

更何况，今时今日的东北，早已经不是几百年前苦寒的塞外。自晚清重开柳条边以后，东三省的洋务建设一直走在全国之先，无论是铁路、邮传、电信还是新式农场和企业的建设，都超过了关内大多数地区。

而且东三省地广人稀，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1907年的时候，清廷曾在东北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当时东三省的总人口是一千六百万人左右，这是包括了奉天、吉林、黑龙江全部三省之地的总人口。

1911年时，东三省总人口则达到了一千九百万人，人口数几乎是以一年一百万的规模增长，其中大头自然是以关内移民为主。

与后世人口大规模朝关内流失的东北正好相反，此时此刻的东三省堪称中国难得的一片热土。即便以清廷的组织能力之弱，差不多每年就有近百万人移民流入东北，并且在没有政府帮扶提供工具、土地和房屋的情况下，很快就能定居下来，可见东北的地广人稀和开发基础之好。

所以对时人而言，移民东北绝非畏途，正相反，清末民初时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车票或者客轮船票，常常能卖到票面价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这热情，简直堪比后世中南美人民对移民美国的向往了。

作者的话：有读者评论上一章的台词反应政治上的幼稚，我愕然……上一章台词都来自《中国GCD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这书里教员的原话，包括司法强力部门要安排非党人士也是教员原话，这是政治上的幼稚嘛？至于读者反应由主席团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是学美国甚至学古罗马的，宇文就更愕然了，斯大林宪法直呼内行，原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学美国甚至古罗马的吗！基本上这书里林淮唐如果突然说了几句，让你觉得是被公知洗脑了才说出来的话，那差不多就都是宇文照搬了教员的原话……所以你再多想想，教员是被公知洗脑了吗？还是教员政治上比起你太幼稚了？第一届中央政府教员把60%的副总理、政务委员，43%的部长让给非党人士，后来强烈反对设国家主席，用意如何？

第二十六章 反奸大审查

颐和园外，暮春中的北京正桃杏纷飞，春风劲拂，一片白色的李花花瓣便乘风而起直上青天，弥漫全城以后，似乎让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古老帝都都复苏了几分生命力。

社会党的中央要员和北方的一些所谓“耆老名流”，都还在颐和园西花厅中开会议事，未能参与这场会议的国民党、进步党余部，则正陷入到一场空前激烈的清党风暴里面去。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

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创党领袖虽然都没有去世，但孙文和黄兴的隐退，还有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都导致了这两个党在事实上丧失了他们原来建党的魅力领袖。

而且，对国民党、进步党而言，更为致命的一点就是，革命固然是成功了，但这两个曾经以革命党自诩的团体，却既没有参与进革命进程里，又没有在革命成功以后掌握执政权，这就异常尴尬了。

北京城内现在到处可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清党排查委员会”、“反奸反霸委员会”的招牌，政保局干部时手臂上的红色袖套，更是宛如催命符一般，各党党员见之，无不心惊神战。

难怪坊间都传言这样一个说法

北京非党人士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夜间被政保局敲响房门的时候，可以告诉政保局的干部：“您要找的人住在隔壁。”

不过全国国民们也应当注意到，虽然清党运动正再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自始至终，清党运动都是通过社会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不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

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因此并未迅速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手上带有人民血债的反动派外，当然不乏一些平日思想比较保守的老封建们，也落入到打击范围之列，也有不少完全无辜的平民群众被逮捕起来，受到牵连。

但整体而言，这次清党运动还是贯彻着社会党几次整风运动以来的基本原则：“一个不杀、部分不抓”。

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过红军军事行动的军事间谍及反革命现行犯外，对一切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

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过红军军事行动的军事间谍需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反革命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其余一切奸、伪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对其进行劳动改造，转变为我所用。

当然，由于这次清党反奸运动，社会党主要是监督着北京一带的审查活动，在地方上，特别是在老解放区以外的监督审查力度就比较弱了。

在那些地区，还是出现了一部分两极分化的情况：即既出现了部分奸伪分子受到当地官绅庇护，而依旧掌握着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地方党部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在一部分地区，刚刚建立不久的新解放区政府，以非常粗暴的手段把一批罪责较轻或干脆无辜的群众也批捕甚至处决的情况。

在有的地方，比如说河南，由于社会党和红军只掌握着豫西、豫东部分地区的政权，所以很多被批捕通缉的反革命奸伪分子，就纷纷逃到冯国璋控制的豫中地区。冯国璋深恐收留这批人，会成为红军立刻发兵消灭他的合理理由，所以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下，就安排将这批通缉犯礼送出省。

他自己则趁机扣押了许多逃亡官绅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而那些被礼送出省的通缉犯人们，在离开河南省省界以后，身无分文，最后还是被公安干警们悉数逮捕。

在另一些地方，比如说广东，主持广东军事工作的华南野战军司令员方声洞和代理廖仲恺主持广东政务工作的陈炯明则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

方声洞完全不把陈炯明这个代都督放在眼里，他甚至本人都不到都督府参加会议，一开始是派政治部主任许卓然去都督府开会，后来则干脆连这个代表都不派了，直接要求都督府的官员全部到华南野战军司令部来开会，俨然一派南天王的作风。

在清党排查的工作上，方声洞更是直接当面讥讽陈炯明：“书记长说一个不杀，针对的是反革命现行犯以外的人。那什么叫反革命现行犯呢？就比如说当年海珠亭事变，像胡汉民、洪兆麟、林激真这些参与者，就叫做反革命现行犯，是全部都要枪毙的。”

海珠亭事变，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党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次交锋。事变的直接参与者，胡汉民已经发疯死掉，洪兆麟和林激真都被红军杀掉，只有陈炯明这半个参与者，现在还好好地活着，而且还混上了广东省代都督的位置。

方声洞一通讥讽，简直是乱杀，连廖仲恺、陈炯明这些国民党里的泛左派系领袖都一起攻击，更何况是那些一般的奸伪嫌疑分子了。

传说方声洞曾亲自给广东省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清党排查委员会打过招呼，还据说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的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是坊间流言，恐怕不是事实，但广东地区清党反奸的力度之猛烈，也是很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区的。

全国清党排查，总共审查出了十三万名奸伪分子，其中作为最重点审查的北京地区，审查出了八千余名奸伪分子。但广东省作为老解放区的一部分，按理来说奸伪分子的数量应当是远远低于北方的，但最后竟然审查出了近二万名奸伪分子，居全国各省区之冠。

一时间广东风声鹤唳，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直到三、四月间廖仲恺从北京匆匆回粤以后，方声洞掀起的这场大风暴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廖仲恺急急由燕都北返，自然就是为了解决方声洞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问题。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廖仲恺主持粤省政务，实际上就担负起了华南野战军后勤大管家的重任，他在财政方面卓越的才能一时展现得淋漓尽致，方声洞也不得不承认华南野战军没有省府方面的全力支援，是做不到以一支野战军同时抗衡滇、黔、桂、湘、济五省联军的。

而且在辛亥革命以前，廖仲恺和方声洞就在日本相识，廖家和方家又是世交，所以廖仲恺专程回粤，才能劝得住方声洞。

“子明……你的革命意志之坚定，全国国民众所周知之事。但政治还讲究怀柔的艺术，广东清党查出二万奸伪分子，这比北洋军大本营的直隶京津总合还多，究否合理？很难说吧！”

廖仲恺以广东都督和新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的身份，回到广州以后，也要到华南野战军司令部来找方声洞，而不是方声洞到都督府去见廖仲恺。

方老总的龙行虎步，真是一时显赫于岭南了。

第二十七章 方声洞乱杀

廖仲恺带着省府的一大群人闯入华南野的司令部，仿佛问罪一般的架势。但方声洞还是不紧不慢，对于廖仲恺的质问，他反而谈笑道：“二万奸伪？这真的是太克制也太少了！要我说，我们革命军就要参考当年我在江北清洗反动势力的经验，每名党员和工农会会员，均该杀十名奸伪分子，杀到广州港码头也染红，杀到同志们衫裤也染红，才能尽快造就一个革命后的新广东，造就白纸一样干净利落的建设基础。”

广东批捕的奸伪分子人数虽然众多，但到现在为止，总共还只杀了一千人左右。这个比例虽然已经高于其他省区的死刑比例，但方声洞还是很不满意，若按他自己的想法，中央就不该搞军事嫌疑犯和反革命现行犯的区分，所有被促委会和清党委员会揪出来的奸伪分子，都应该运至虎门炮台一并枪毙。

廖仲恺深吸一口气：“中央政府的指示，清党不仅要清国民党和进步党，社会党也要清党。子明，难道你对社会党人也要搞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酷吏作风？”

方声洞变色道：“酷吏？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也没有批过这样的条子。广州有如此谣言，正说明着尚未许多隐藏的奸伪分子还在活动！”

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社会党夺取了中央政权，党的成分也不免发生一定变化。

解放战争以前，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和工人群众。但解放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党成为了执政党，加入党组织的人数迅速增长，大量小市民、青年学生和军人进入党内。

由于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增大，使党内的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也逐渐增加了起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党内，有的老党员则以从龙功臣、开国元勋自居，很有些作威作福的想法。

很多合格的党员，则由于被抽调到基层的乡、村政府参与基层国大委员会的建设，所以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没有受过社会党教育、没有受过党的锻炼的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都趁这个地位混进党内，占据了不少显要的职位。

就在廖仲恺南下回粤之前，社会党中执委刚刚提出了要对社会党本身，也用清党的办法来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混进党内争当功臣的坏分子都清洗干净。

接着社会党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如下决定：第一，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重新登记；第二，此后党应密切注意自己的社会成分。

重新登记就是对党员进行重新审查，对那些入党手续不完备、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不予登记，即清除出党。

同时，林淮唐还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创举。

那就是“假期义务劳动”。

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上的星期日假期作为礼拜日，更没有什么星期六的假期，但传统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节假日，虽然不多，但确实是有休沐时间。

林淮唐提倡的“假期义务劳动”，就是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参加社会党而没有以特别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可靠，对党忠实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将其全部假期的二分之一用于参与义务劳动，经过这样的审查才能证明他是一名合格的党员。

方声洞皱起眉头，驳斥说：“中央还指示我们举办征收党员周，一周时间就突击征收了九百多名新党员入党，夷白，你说的那清党是次要的。”

“这是中央的指示，你自己好好看、好好读！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廖仲恺干脆也板起脸：“组织各类征收党员的活动，接受更多新党员入党，这是一回事。对社会党进行更严格的清党审查，这又是另一回事。一出一进，没有什么主要次要的区分，都很主要！”

新组织的诸如征收党员周的活动，其实主要是突击征收新解放区的工人入党，入党的登记手续也比较完善，和社会党对自己进行的清党是两回事了。

以北京正在进行的情况而言，社会党北京党部进行的内部清党，有五百多人被清除出党，同时又有七百多人被征收入党。

这样一出一进，在人数上扩大社会党规模的同时，在组织上也有效地维护了工农联盟先锋队队伍的纯洁性。

这就是林淮唐和廖仲恺所说的话：“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农联盟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绝对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趁乱混进党里来的人。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党的总人数，虽然还不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多，但我敢保证，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党中最先进的。”

廖仲恺又把另一份中央指示，也交到了方声洞的手中。

“……约束地方清党反奸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对于命令主义作风应该严加批判。部分干部不注意具体情况及事实可能，忽视群众思想觉悟，简单粗暴地完成工作任务，追求形式，贪图表面数字，不是对群众负责，而是对上级交差，把好事情办成坏的结果，使群众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