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16节

第五十一章 甘肃事变

红军进入泾川县县城以后，兵团政委张默就嘱咐政治部方面要做好兴利除弊，改革恶习陋规的工作。

其实西北兵团自榆林一路南下，他们每到一地，几乎都会革除一些陋习，最简单的像是组织人到各地集市剪辫子、到各乡镇宣传放脚，并派大脚妇女带上衙役清查缠脚换头等等。

此时泾川县县城的衙门前，就堆满了政治部干部们收集的裹脚布、大辫子等等，用于公示。

再来，就是执行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政策中一些比较初级的措施，比如说严禁赌博、严禁贩卖鸦片等等，还有就是根据“毒患”严重程度的深浅，有时候还会要求不得公开吸食鸦片。

至于禁绝娼妓的问题，据说中央那边尚在讨论之中，或许过段时间便会出台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很可能将有一个特别大的动作。

不过兵团政治部的精力集中在社会改革方面，也就导致了西北兵团对于陕军部队的约束严重不足。

张凤翙虽然完全服从中央，对于社会党的种种要求也是言听计从，可是陕军多以刀客民军为主，军纪一贯糟糕，跟随红军西征以来，陕军沿途一路造成的破坏也很不小，甚至引发了不少地方群众的严重反感。

这种反感情绪，有时候甚至会蔓延到红军身上来。

西北红军的精力有限，很难同时兼顾好社会和军队两个层面的整顿工作。

续桐溪对张凤翙讲道：“翔初兄，我不是在跟你玩官场的话术——我们此次入甘，面临的局势空前复杂，白朗的农民武装、赵倜的毅军部队，还有宁夏的马家军和河州的叛军，这么多股势力，气候又是罕见的大旱，稍有不慎，甘肃就可能死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啊！”

续桐溪又深深看了张凤翙一眼：“兵团这边几次向中央申请增援，中革军委已经调派援军赶来西北的路上了。但时间不等人，甘肃的旱情越来越严重，如果不立刻平息战乱，那么全省的生产都会停滞，过秋以后情况之困难更可想而知。

翔初兄，陕军方面的军纪问题……你是知道的，按照红军一贯的做法，我们应该对陕军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彻底的改编，但现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等不起！甘肃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咱们的手上，你自己想想看，这个责任，我们要不要承担！”

自古以来，每逢改朝换代的大乱世，人民群众都要遭受极为深重的苦难。辛亥以来，幸而大的战乱较少，虽然也发生过不少的战争，但对地方的破坏程度还不算高，也没有严重破坏各地的社会生产秩序。

但现在甘肃的情况，就有些在像完全失衡的方向发展。

好几股武装都在甘肃混战，里面还混杂着民族、宗教仇杀的因素，一旦发酵起来，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

旱灾又愈演愈烈，甘肃距离人吃人的惨剧发生，很可能也只有一线之遥。

张凤翙说：“续总……西峰！你说得对，陕甘古来一体，陕军是要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的。请兵团总部这边放心，陕军的军纪问题我会严肃处理，最起码做到不拖你们后腿的程度。”

续桐溪、张默、弓富魁、胡景翼几人默不作声，勉强接受了张凤翙的表态。按照社会党一贯的政策，西征以前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对陕军进行最起码的改编，就算不能做到彻底打散和改编，但至少也要做到各团、各营、各连派驻政委或党代表。

但现在的情况，陕军还完全保持独立状态，西北兵团和陕军只是盟军关系，除了通过张凤翙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直接干预陕军内部事务。

续桐溪也很清楚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但河西危机愈演愈烈，时间紧迫，只能先做此权宜之计。

西北兵团在泾川县稍作休整以后，便陆续西进，继续朝兰州一带前进。此时甘肃省内的战况极为复杂，马安良在涛秀雄等日本浪人的策动下，已经在河州举起反旗，当时控制甘肃省会的甘肃都督赵惟熙与马安良有旧。

赵惟熙是个前清旧官僚，民国元年时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威胁到了赵惟熙的地位，他就拉拢马安良将李镜清暗杀，此后也一直仰仗马安良的河州马家军势力来统治甘肃。

所以马安良叛变民国以后，赵惟熙毫无防备，河州叛军轻而易举的攻占兰州，俨然有建立所谓“大回回国”的野心。

除马安良以外，白朗所部的农民军武装在进入甘肃以后，此时也占领了陇西的临洮一带割据自雄，尾随白朗进入甘肃的赵倜所部毅军武装，则盘踞陇南的天水一带。

民初的甘肃省还包括了青海和宁夏两地，统治青海的西宁镇总兵马麒属于马家军“青马”一系，他和马安良很好，辛亥年马麒就是听从马安良指挥镇压了宁夏的革命军起义，而且在进兵过程中还大肆残杀无辜人民，因此也被当时甘肃省临时议会的议长李镜清追究过。

据说最后刺死李镜清的哨官马有功，就来自西宁镇总兵马麒的部队。

由于马麒和马安良的这层历史关系，“青海马家军”随时都有可能响应“河州马家军”的叛乱，给西北兵团的平叛制造更大麻烦。

不过宁夏马家军“宁马”一支就比较倾向进步阵营，例如辛亥革命时马安良、马麒均极力坚持镇压革命军，“宁马”一系的马福祥则倾向支持革命。

当马安良和马麒扬言要“马踏华阴庙，火烧长安城”时，“宁马”一支的首领马福祥则与后来甘肃临时议会的副议长王之佐联系，促成甘肃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代表全省绅民，通电承认共和政体。

后来马安良、马麒出兵镇压秦州革命军政府的时候，也是由李镜清、马福祥等出面调解，和平解决问题，使天水人民免受一次兵灾。

马福祥的身世和马安良不同，作风也不相同。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马福祥则是因保皇而飞黄腾达的。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变乱中，靠拢官府，办理地方团练，保护乡里。

同治年间西北大乱，积石关之战爆发时，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就以自己的粮食赈济汉藏灾民，以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愤怒，烧毁了他家的住宅及亲族庐舍。

马福祥的二兄马福禄考中清朝武进士，马福祥本人也中武举，所以宁夏马家军特别以先世办团练和二兄马福禄在庚子之役为国捐躯感到光荣，也一贯以科甲正途出身自豪。

这次河州事变，马福祥当然也是带领宁夏马家军站在了坚决支持中央平叛的立场上。

早在西北兵团还在陕北转战时，马福祥就和红军建立了联系，红军占领北京以后，马福祥更积极帮助西北红军转运物资，此时他也率部由宁夏南下入甘，准备配合红军作战。

第五十二章 甘肃党组织

呼啸的西风继续啃啮着早已剥光了叶片的瘦弱的枯枝，明明春天已经来到，可由于这场空前的大旱，枝丫始终没能茂盛起来，兰州附近天色黑尽，道路旁难见几抹青葱的绿色，一弯冷月、几点寒星在夜空中瑟瑟发抖，只有城门前悬挂的一排人头引人注目。

位于兰州城隍庙附近的一个独家小院堂屋里，气氛却庄严而热烈。

房间中间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油漆斑驳的方桌，上面堆放着书籍和学生们一摞一摞的作业本。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落款是单字一个“文”字，熟悉笔迹者即知这是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书记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林时爽的签名。

门边，一只用砖块和红土砌成的火炉燃得正旺，上面架着一只大砂锅，锅里“咕嘟咕嘟”响个不停，热气从锅盖边沿直往外冒。一铺大炕几乎占了半间屋子，上面铺着羊毛毡。

汇聚在屋内的三人，神情肃穆、目光明亮，正在举行着一场事关重要的秘密会议。

“红军已经入甘，我们要有所行动起来，必须扩大兰州的地下组织。”

这家的主人叫丁益三，是中国社会党在甘肃的党组织负责人之一，除他以外的另两人张一悟、张亚衡也都是社会党在甘肃省最早的党员。

三人都是甘肃榆中人，时人称为榆中三杰。

张一悟、张亚衡坐在桌子两边，所有人都围着一只炕桌盘腿坐在炕上。桌上油灯里的油添了又添，炕桌上的蜡烛也换了几根。

张一悟强调说：“但所有行动都必须保证极端的机密，你们也看到了，自从马安良打进兰州以后，每隔十几天就要捕杀一次革命党人……不管是社会党、国民党，甚至是老立宪派，都被杀了许多人，行动如果不慎，党在甘肃省本来就很薄弱的组织可就要面临空前损失。”

张一悟说完后下了地，打开了火炉上砂锅的盖儿。立刻，一片热气把他包围了起来，他给每人盛了一碗冬果梨，自己也端了一碗又上了炕。

丁益三端着碗吹了吹，抿了一口，可能嫌烫，把碗放到了桌子上。他说：“红军现在应该已经进入陇东地带，我们必须配合大军行动。”

张亚衡热切道：“我早就盼着行动起来的这天了！马安良不得民心，现在又滥杀无辜，树敌极多，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掌握武装，可完全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武装势力的支持。”

马安良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封建武装头子，而且还坚持着一种非常残忍的民族、宗教仇杀政策，他打进甘肃以后大开杀戒，把原来许许多多闻“红”色变的秦中士大夫都逼到了红军这面。

目前兰州的北、东、南三面分别遭到马福祥、白朗和赵倜三支武装的威胁，四支军队又围绕兰州为中心相互攻战不休。

此前白朗所部绕过关山，攻至皋兰山顶的九条路口。马安良当时正督军北上准备进攻宁夏，守兵单薄，无力拒守，此处据点如果丢失，整个兰州城便处在白朗威胁下，成为鹰爪下的兔子。

马安良不得不允许和他立场极端封建保守的马麒，率领青海马家军入兰州协防。

马麒带青马军队赶到以后，一路狂奔登上了九条路口，士兵们个个已是心跳如鼓，汗流如雨。所喜夜幕已经降临，青马军队拼命喊杀，与军队纪律同样很不严整的白朗武装发生混战，一时间，爆炸声、枪声此起彼伏，山鸣谷应，似有千军万马在进攻。茫茫夜色中，白朗难辨虚实，以为马安良援军已到，便慌慌张张地向后退去。

兰州第一次危机化解，可全城城防警备大权，则落入比之马安良更为封建保守且残暴的“青马”首领马麒之手。

顺带一提，后世那位疯狂残杀红军西路军俘虏的西北头号大战犯马步芳，正是马麒之子。

丁益三、张一悟、张亚衡三人都没有军事经验，但张亚衡保证说：“周维熙被马安良袭杀以后，他的卫队便无人指挥看管，马安良为对付宁马匆匆离开兰州以后，新赶来协防的‘青马’首领马麒甚至都不知道这支卫队武装的存在，兰州城里这二百号人枪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榆中三杰都极年轻，但在民族、宗教环境极复杂的甘肃长大，也使他们都拥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

丁益三扶了扶他的黑框圆边眼镜，说：“争取卫队武装来驱马，但一切行动都必须以保密为最高宗旨。”

正当兰州城的地下组织开始积极活动起来的时候，刚刚带兵协防兰州又挫败了白朗进攻的青海马家军首领马麒，同样打起了别样的算盘。

老谋深算的马麒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物，他不觉得马安良真的能够战胜红军建立什么“大回回国”，但马安良许诺给他的甘肃省副都督和陇东镇守使又确实惹人眼红。

马麒自己的地盘青海可是出了名的贫瘠，简直鸟都不拉一泡屎，相比之下陇东则是甘肃数得着的富庶地区。

但他带兵赶到兰州，特别是在挫败白朗的进攻以后，想法就又发生了变化，自己难道不能谋求更进一步吗？副都督怎么有正都督值钱呢？

马麒微闭着双眼，在一言不发地听了半晌他的下属们种种乱七八糟的言论以后，忽然睁大了眼睛，扫视了一圈屋子里的人，如闷雷似的低吼了一声。

“没有个儿子娃，有的话，把脓皮袋给戳破去！”

“儿子娃”，顾名思义，不外乎是指男孩子。但是这个词儿，在莽莽苍苍、天高地迥的西北高原上，它并不仅仅是区分性别、表明年龄的一个人口学上的名词，更是一个热得烫人的承载着巨大精神内涵的符号。

它是指七尺男儿，就要顶天立地，建功立业；当不了英雄豪杰、死士殉臣，便宁可做土匪强盗、绿林好汉，决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做什么缩头乌龟、坑头懦夫；混不出人样，干脆抱块石头跳黄河。

它意味着吃肉嚼骨头，拉屎攥拳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推倒龙床杀太子，老虎嘴上敢拔毛。

说一个男人不是“儿子娃”，哪怕是指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也是对其极大的侮辱；说一群男人里没有“儿子娃”，无异于对这群人每人掴了一记耳光。

“军门，那您就说吧，到底要怎么干？我们都听军门的！”

按理说，清朝能够被称为军门的只有十五员提督，但这仅仅是理论值而已，到晚清时，很多加提督衔的绿营总兵和记名提督也都被人尊称为军门。

像马麒是西宁镇总兵，他的部下自然尊称其为军门——不过堂堂的民国，共和都已经好几年了，在甘肃省居然还堂而皇之的保留着总兵、军门这些名目，也是十分可笑。

马麒睁大眼睛：“我们不能三摇四晃，马安良离了兰州，兰州就不归他啦！如果不是我们打败白朗，兰州现在一定姓白，我们自己占据兰州，那也不用马安良来给我许诺一个不值钱的副都督了。”

他打定主意要把兰州城从马安良手上夺走，而且还要做的比马安良更绝：“为防万一，我们要把马安良留在兰州的人全部铲除殆尽！对凡操外省口音、疑似官军的人也都要格杀勿论。”

马麒还冷冷道：“我听说马福祥在兰州城内也起了一座将军第，也要拿下，狠狠搜查一遍，他家一定藏着不少金银钱财。”

青海马家军的其他部下都还很震惊，马家军各支系之间虽然偶有关系不和睦的时候，但大家都是同族同教之人，还都是河州老乡，要把事情做到这么绝的地步实在惊人。

马麒补充说：“马安良、马福祥留在兰州的家眷子侄，先拿住他们，暂时不杀。”暂时不杀，也就是说看情况以后或许就要全部杀光。

这做法实在极端残暴，在座诸将无不心惊胆战。会议结束以后，喇世俊便马上离开督署回家，半路上又转往丁益三家中，把马麒准备和马安良决裂的消息通知给了丁益三。

喇世俊也是回回，而且和马家军一样都是河州人，但他不是军人，而是甘回中极罕见的文举人，光绪年间还曾参加过那次震动海内外的“公车上书”，是书中签名的六十一名甘肃举人之一，属于立宪派。

立宪派放在其他省区，立场就和社会党即冲突，保守程度甚至还超过国民党的右派，算是绝对的反动派之列。

但在甘肃这块极为保守的内陆省区，立宪派就算是相对很进步了。

特别是马安良、马麒先后控制兰州，大肆杀戮革命党，可兰州本来就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激进革命党人，所以被杀的大多数其实都是立宪派。

喇世俊因为在河州回回中威望极高，所以才不至于被牵连致死。

喇世俊的政治立场和马福祥类似，他们都绝非革命者，但基本上都秉持支持中央和谁在中央支持谁的态度。所以红军一进北京，喇世俊就和丁益三等人建立了联系。

他到丁宅以后，马上找到丁益三说：“大事不好！马麒准备发起兵变反了马安良！”

“二马自相残杀，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