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303节

“我赞同李先生自己的看法。

他现在留在国内，对革命的帮助更大。”李德胜首先发言道，“至于说今后帮我们弄美援，以李先生的影响力，他在国内一样能做到。

李先生有着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而且还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并且支持他自己做出的判断。”其他的几位同志也都点了头，对此表示了支持。

“那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这样答复他了。”伍豪说，“还有，李谦提出要求，要我们派出一位可靠的同志，恢复和他的直接联系。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当然是应该的。

此前我们的地下工作损失太大，以至于和李校长的直接联络都出了问题。

现在自然应该恢复。

另外，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

我们在上海的工作也需要恢复。”李德胜说，“至于具体让谁去，大家还是一起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去吧，我对上海很熟悉，又和李校长有过来往，我做这个事情，应该是最为合适。”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汪守华说道。

“老汪，你去固然是好，”伍豪说，“不过在上海，认识你的人也多，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汪守华笑了笑道：“我不在上海都多少年了，而且如今我留了大胡子，样子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

能认得出我的人应该不多了。

说起来，伍豪同志，当年，你、我还有李校长，都是没胡子的，如今我们三个却都变成了大胡子，这也算是有缘了呀。”于是大家便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于是事情就确定了下来，汪守华将重新返回上海，一方面负责和李谦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准备和其他同志一起，重建在上海的党组织。

第三百七十八章 转移

在中国国内，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绝大部分人都是支持的。

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其实不太满意，但是他们大多不太敢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在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人，虽然满心失望，但是却是不敢说的，因为一说就会被认为是想要抢班夺权。

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却还是隐晦地将不满意表达了出来。

比如说汪兆铭，他就认为蒋介石过于缺乏勇气，居然对乱党妥协，实在是有损政府形象。

不过大家都不把他说的那些话当一回事。

至于学界，因为李谦的影响，大家都是支持这一解决方式的。

但也有不太满意的，比如说，胡适就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文中他表示，虽然停止内战，全民族实现和平是一件“毫无疑问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团结是以宣传对外国的仇恨来实现的”，那他个人就觉得“这是非常不文明的，也不符合中华文明宽厚的传统”的做法。

所以他主张，“停止内战”可以有，“全民族团结”也可以有，但是“抗日”这个词最好代之以“世界各国团结”。

另外，作为团结一致的努力，在政府承认了人民党的合法地位之后，人民党也应该解散军队，解散其各级政府，完全团结在政府周围，服从政府的领导，这才是真正的“团结一致”。

“胡适之他这是有一段时间没被人家骂了，有点皮痒了吧？”看到胡适的这篇文章 李谦忍不住发出了呵呵的笑声。

只是还没等李谦做什么，其他人早就抢先动手了。

先是鲁迅先生，发了一篇文章 把胡适之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胡适之知道自己和鲁迅打笔战多半是打不过的，因此，一般来说，对于鲁迅的攻击，胡博士总是“很大度”地表示“我不生气”，然后再在写给朋友的信件，或者是自己的日记里面表示对鲁迅的“狺狺”不屑一顾，认为“不能损害自己分毫”什么的。

但是这次可能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说是鲁迅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的文章的确很少，这也验证了这个传闻。

所以胡适居然鼓起了勇气，刊文反驳鲁迅。

而鲁迅先生那个时候的确是住在了医院里。

甚至胡适最初的那篇文章 他也只是在上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偶尔看到的。

前些天鲁迅先生没控制住自己，多抽了两包烟，又习惯性地熬了夜，结果血压升高，出现昏厥，被送进了上海大学附属医院。

那时候李谦还在西安没回来，但是却发回电报，要求医院立刻将鲁迅先生控制起来，住院治疗，“不趁机戒掉他的烟，就决不放他出来”。

结果，鲁迅先生进了上海大学附属医院之后，倒是颇有点像是进了后世的戒毒所，虽然他一直强调说自己的病好了，但是医生死活不肯给鲁迅先生开出院证明。

“鲁迅先生，这个证明，我开了也没用。”被催急了，负责鲁迅病情的张医生甚至干脆说了实话，“李校长专门发了电报过来，他说，你的身体不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程度，是不能让你出院的。”后来经过鲁迅据理力争，他终于给自己赢得了看书看报写文章的权利——虽然是固定时间的，而且别想开夜车，因为晚上医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断电。

后来鲁迅先生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曾开玩笑说这是他第一次坐牢。

结果胡适之便发现自己一脚踢在铁板上了。

鲁迅是在住院不假，但是鲁迅的身体状况却是这几年来最好的，而且在医院里面闲得无聊。

结果鲁迅先生几乎是来了个秒回，又把胡适吊起来挖苦了一通，而且还从胡适的那篇文章中找出了两处引用古文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居然还是断句断错了——又把宣扬“整理国故”的胡适讽刺了一通。

然后，胡适果断地再次“大度”地不和鲁迅计较了。

而且考虑到他现在人在北京，就算是李谦，目前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总不能专门跑到北京去打他一顿吧？而且胡适之流的声音，如今也不是主流，以李谦如今的身份，要是去和他计较，到真的是有些抬举他了。

而在国际上，对于西安事变事的这个结果，很多国家的态度就很有意思了。

日本自然是非常恼怒的。

日本政府指责，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违背了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在这些条约中，蒋介石政府承诺要取消“抗日”组织，以及抗日宣传的。

当然，对此蒋介石表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组织，当然也不是抗日组织；至于抗日宣传，你们没看到，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都写成“全民族抗X统一战线”吗？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本的一些报刊开始宣称中国政府赤化，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以及日本的安全，而日本陆军的不少人都开始蠢蠢欲动。

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中，公开地表示对于这一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并且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感到非常高兴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苏联。

苏联的《真理报》直接称赞这一事变的解决，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们认为这一事变的解决，以及“统一战线”协议的达成，对于世界和平也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而公开地表示对于这一事变能和平解决感到高兴的国家就更多一些了，美国、英国和法国都表示对于事变能和平解决感到高兴，希望中国能维持稳定和和平。

甚至就连德国和意大利也表示，乐见事变和平解决，当然他们也稍微提了一下，那就是希望国民党政府对于极左的思想保持警惕。

考虑到西安事变提前了，那么卢沟桥事变说不定也会提前，所以李谦这个时候，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准备转移学校上面了。

上海大学到如今也是家大业大了。

别的不说，单说它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厂的规模都不小。

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要临时转移就会非常困难。

李谦打算将一部分实验室和工厂转移到西安那边去。

如今张学良没有去南京，所以东北军还没有散伙。

但是蒋介石此后一定会对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加以各种限制。

李谦也必须想办法他帮他们提高一点造血能力。

另外，这地方靠近延安，也便于给延安提供各种帮助。

“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住陕西南部，总比将来让胡宗南来保卫延安要强吧。”李谦这样想。

不过这个构想，还要和人民党那边再讨论一下才好。

第三百七十九章 再见

1936年9月20日，中华民国奥运代表团回到了上海，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并第一次获得金牌。

只是在金牌总数上，日本还是相对中国有压倒优势。

谁让自行车只有一枚金牌呢。

但无论如何，这也是零的突破了。

不过这个时代，奥运会的影响还远不如后代，哪怕是拿到了金牌，中国自行车队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光荣，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也只有李谦等人来到码头迎接，至于中华民国政府那边，也就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到场表示了一下，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李谦去码头迎接了，吴铁城也未必会去。

如今他得到了一个指示，那就是尽可能地和李谦搞好关系。

“你就把他当成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常驻特使看待就行了。”据说杨永泰在电话里就是这样向吴铁城交代这件事情的。

王九光也带着几个兄弟来到了码头，站在李谦的身边，当吴铁城靠过来的时候，他还和吴铁城随意地寒暄了两句。

如今他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长江航运办公室的主任了，但是毕竟也是当过官的人了，而且在任上的评价其实也不错，再加上他是李谦的朋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再次出现在官场上，所以吴铁城对他倒是相当的客气。

欢迎仪式相当简短，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代表团就上了车回上海大学，李谦便和妻子，以及王九光和他的一个大胡子保镖一起上了学生们的校车，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便回了上海大学。

回到学校自然又有一个更为盛大一些的欢迎仪式。

自行车队的三位同学获得金牌的时候的自行车，也成为了校史陈列室中的藏品。

大家一直闹到上晚自习，然后，包括刚回来的世界冠军们，都只有老老实实地去上晚自习去了——为了能学到本领，振兴中华，每个人都必须分秒必争。

而李谦呢，也并没有立刻和妻子一起去一诉小别之情，而是和她一起带着王九光，还有他的那个大胡子保镖一起进了办公室。

进了实验室，关上门，那个大胡子便向李谦伸出手来道：“李校长，好久不见了。”李谦也伸出手笑道：“汪先生，真的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还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只是汪先生如今怎么也留了一副大胡子，若是走在大街上我还真不敢认了。”那个大胡子保镖自然是汪守华，他听了便也笑道：“我在上海的熟人太多，要不是留了这幅大胡子，总还是会有不少麻烦。

虽然如今我党和国民党再次合作。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对此并不甘心，所以能防着他们一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防着一点的。”李谦听了摇摇头道：“不是要防着一点，而是要防着亿点，百十千万亿的亿。

如果说二七年的国民党里面还有不少值得信任的好人的话，如今的国民党比那个时候要堕落得多，也反动得多。

对他们，只防着一点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