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90节

“这他们当然不会说，不过我感觉他们可能相干点大事情。说不定他们想要去劫狱什么的。”王九光说。

“九哥，”李谦说，“这些事情我不太懂。您自己拿主意，不过我很担心，他们现在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的本事。万一事情做得不好，反而被人家咬住了，让他们小心点。另外，不要留下什么和他们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总之，他们知道我们这里能买到枪，我们知道有人找我们买枪，我们大家是非常纯洁的买卖关系。”

王九光已经习惯了李谦的嘴巴里总是会有些乱七八糟的词，所以什么“纯洁的买卖关系”什么的他都懒得理会了。他接着又道：“还有，赵国富托我找你走个后门。”

“什么？”李谦问道。

“他推荐一个人来你的研究所学习，并准备进行无线电方面的研究。”王九光道。

“这人以前出名吗？”李谦问道。

“不算很出名，他以前在南洋陆矿学校学土木工程。”王九光回答道。

既然是学土木工程的，那倒是正宗的理工科出身。至于打算在他的掩护下研究无线电，这倒是个不错的打算。无线电台什么的其实并不算太复杂，有一定的理工基础，弄明白这些东西，不算特别难。而且李谦作为一个和外国人有很多来往的商人，手上有个电台什么的也是很合理的，对吧？电台这东西毕竟不是金刚不坏的，用坏了又要再买一个新的，这也很合理是不是？而如今人民党的很多活动都要转入地下，的确也是需要电台，以及培养更多的能操作无线电的人员。

“他叫什么名字？嗯，我想办法安排他到联合研究所来。”李谦说。

“他叫李强。”王九光回答道。

“李强？”李谦吃了一惊，然后便道，“这还是我的本家了？”

李强其实不是李谦的本家，因为李强根本就不姓李。他的真名叫曾培洪，李强是他的化名。但是因为化名用的时间长了，大家，包括他自己都用习惯了，于是哪怕到了革命胜利之后，这个真名也没用了。而李谦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之所以吃了一惊，是因为在原本的时空里，李强是被互联网上的一些家伙公推为最疑似穿越者的人选之一。

李强六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大病过后，智力便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后来在25年入党，上海工人起义的时候，为上海工人纠察队制造过炸弹。上海工人起义成功后，他便去了武汉，正好躲过了412。然后又回到上海，在上海特科负责电子通讯，建立起了我党最早的电台系统，制定了地下电台的各种制度，并且还通过购买配件，自己成功地制造了电台。

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李强同志在伍豪同志的安排下，撤出上海，前往苏联学习研究，并成为无线电方面的专家，发表了无线电科学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之中。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抗战开始后，他返回国内，在陕甘宁的莽莽黄土高原上，他白手起家，办起了枪炮厂、炸药厂、炼钢厂及制药厂、炼油厂……。在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是我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仅1939－1943年，延安军工厂就生产了步枪9758枝、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1万枝、修炮千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李德胜同志1944年为其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此后，李强又担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培养了大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

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他又重操旧业，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他还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引进的重大项目的选择，他还主持过外贸工作。并且成功地利用美元和黄金脱钩的机会，在期货市场上一番操作猛如虎，赚了整整三十亿美元，这比当时全国的外汇储备都多。在持续十年的某事件中，他靠着李德胜同志的题词的保护，又顺利过关。

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的网络中，他和王莽童鞋一起，被称作是最可能是穿越者的人。只是一个是成功的代表，一个是失败的典型。

“嗯，正好上海大学要开始招生了，先让他进上海大学数学系，然后我们再从数学系的学生当中挑选助手，顺手就把他挑选进来。今后理工类的科系开出来之后，他的工作就更方便了。”李谦这样说。

一边这样说，李谦一边想：“这位革命前辈到底是不是穿越者呢？到时候见了面，用个什么切口来试探一下？要不，就问他‘宫廷玉液酒’？或者也可以问‘天王盖地虎”？

第一百零四章 开学

1927年5月10日，新的上海大学正式开学，目前的上海大学规模还不大，仅仅只有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三个专业而已，而这三个专业，除了数学开出了五个班级之外，其他的每个专业都只开出了一个班而已。不过在整个上海，大家都对这所大学的前途非常看好。

李谦接着又宣布，“永久自行车厂”和上海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并将向上海大学捐献一座工厂，以供学校学生实习之用。

“上海大学将致力于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追求在技术上的进步，而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则会在校办工厂中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业生产，这些有着最新的技术含量的产品则会进入市场销售，从销售中得到的利润则会回馈给上海大学，用在改善学校师资力量，扩大学校规模，提升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将这一构想，称之为‘技工贸’路线。我相信中国人是有足够的智力，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这不仅仅限于理论性质的学术，也将表现在技术和工业上……”

所谓的“永久自行车厂”捐出一间工厂，其实就是将正儿八经的自行车的生产转到上海大学的名下，然后原来的车厂就可以集中力量生产一些利润率更高的东西。

当然除了生产自行车之外，上海大学的校办工厂还要涉足一些高技术领域，比如说，研制生产收音机什么的，在这个时代，收音机的确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高技术产品了，更进一步，将来还可能生产电灯泡，并顺带着生产点技术水平更高的电子管什么的。这些东西，将来在战争时期，都是能派上大用场的。

在开学典礼之后，李校长亲切地走进了学生们当中，和与同学们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交谈。在这个时代，年轻有为，刚强不阿的李谦，是很多青年人的榜样。尤其是他在四一二的时候，勇敢地保卫学生的表现，在很多过去有名的学者要么一转头变成了刽子手，要么就突然变了缩头乌龟的衬托下，越发地显得耀眼。所以在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围绕在李校长身边的每一个同学，眼睛里面都满是闪烁的小星星。

李谦一个个的问起学生们的名字，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国的进步做贡献。这样很快在数学系的新生中，他就看到了一个额头高高的年轻人。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李谦问道。

“李校长，我叫李强。”那个年轻人回答道。

“李强，嗯，那咱们是本家呀。”李谦说，看看李强的年纪其实和自己差不太多，李谦又问，“李强同学，你以前是在那个中学读书的？”

“李校长，我以前在广州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学过土木工程，但是在工作中，感觉自己的数学基础还是很不够用，听说上海大学数学院开始招生了，便趁着自己还能学点东西，过来报名了。”李强回答道。

李强根本没有在广州省立工业专门学校读过书。这只是掩饰自己身份的手段。而且这所学校在清党中也受到波及，各种资料损失也不小，所以也没地方查去。不过他的土木工程专业倒是实实在在的。

这地方人太多，李谦没办法立刻和他对切口，于是便点点头说：“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任何一门学问上，要更进一步，总是离不开数学工具的支持的。李强同学，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嗯，你学过土木工程，那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呀。我们的校办工厂正在施工建设当中，李强同学，你愿不愿意在校办工厂兼任一个工程师？嗯，我们和外面一样给工资的。”

大家顿时用羡慕的目光盯着李强。

和有些大学不同，李谦的上海大学，要的学费很低，如果不算书本费的话，每年不过十元而已，如果是特别穷困的学生，甚至还可以申请减免。而课本之类的，是志愿购买的，竟来还可以折价卖给未来的学弟学妹，（虽然这时候，上海大学还没有学妹）也可以收回一部分投资。这个学费不但远低于以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的普遍一百六十到两百的学费，也大大低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的每年二十元的标准。仅仅比北京师范大学要高了。事实上在后来，因为校办工厂的效益相当好，所以上海大学的学生能得到补贴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上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并列为民国时期最适合穷人读的大学了。

据说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摩登女郎们，在择偶上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就是说北大的学生普遍年纪太大，师大的学生普遍家里很穷，都不是最好的择偶对象，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费更高，能读得起的家里都不缺钱，可以作为备胎养一养，最好的目标嘛，当然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啦。

如今除了是大穷之外，怕是又要加上上大穷了。而上海大学，尤其是他的数学，有李谦坐镇，学历能得到国际普遍承认，要的钱又少，愿意来报考的人自然很多，而上海大学能容纳的学生有限，所以上大的学费门槛虽然低，但其他方面的门槛就必须很高了。比如说上大的入学考试，尤其是数学院的入学考试，在难度上一向是被称作丧心病狂的。比如说这次招生考试，李谦自己亲自出的题，李谦的感觉是题目应该不算太难，比他当年高考的时候的难度低了不少。除了最后一道爬坡题之外，应该都很简单，李谦觉得这题目要是放在后世，让他当年的高中童鞋们来考，多半每个人都能考得眉开眼笑，至于李谦自己，可能早就提前交卷出去打篮球了。

然而有一点李谦却忽略了，那就是他忘了共和国和民国的教育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甚至不要说那个年代的民国，就算是新中国，不同的年代，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比如说1984年全国高考数学卷，在总分120的情况下，全国所有考生的平均分只有26分。但是这张传奇试卷，拿给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考生们来看，他们的反应却往往是：“好像挺简单的呀。”

除了教育水平本身的提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技巧的差距。新中国高考的历史，就是出卷组的专家和全国高中师生斗智斗勇的历史。几十年来，出卷组的专家们挖空心思地研究各种挖坑的手段，然后全国的高中师生们则专门研究如何看出陷阱，躲过陷阱，甚至是反过来利用陷阱做快速判断。

于是陷阱不断地更新，常规的那些小陷阱，对于李谦来说，都已经成了不需要思考，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玩意儿了。但是对于民国时候的，根本就没有经受过任何像样的临考训练的家伙来说，这些陷阱，简直就是伤心病狂。

结果第一轮招生考试结束后，成绩一出来，立刻就让李谦的脑袋大了一号，嗯，总分150分的数学，平均分成功地被他压到了九点五分。据说这次考试，平均分只有9.5分的事情出现后，一些一直看李谦不顺眼的日本人觉得又抓到中国人的笑话了，于是他们弄了一份试卷去过，送回日本去，找了一所中学，让日本的童鞋们也做了一下，然后，日本的童鞋们也都一起哭了，有些试卷最后交上来的时候，上面的字迹都被眼泪冲模糊了一大片，然后日本童鞋们的分数的确还是要高一点，平均10分。

这样的平均分，完全就没有辨析度了，所以从命卷的角度来说，李谦亲自出的这份试卷，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据说帮忙阅卷的陈省身甚至拿着一道题向李谦表示异议：“先生，这道题是不是有点不对劲？这个怎么可能是B项呢？”

李谦看了一眼：“哦，省身呀，这道题把你也绕进去了呀？你看这里的表述……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