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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1172节


当张学良读完《万历十五年》之后,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

接着,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

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

……

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

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万历十五年》出版的时候,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

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吴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误,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当然,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

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

直到1944年底,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万历十五年》。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

……

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完全把《万历十五年》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贪官污吏。

常凯申也非常喜欢《万历十五年》,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时行。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

同时常凯申也感叹,天下没有完人,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逢迎拍马、喜好女色,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用人应该不拘小节,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

每个读者眼中的《万历十五年》,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很红,不但红遍中国,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

唉,法国咋就那么不给力呢,打个5:2多好啊,赔率200倍。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疏漏

在1943年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现在,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赶快行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

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分别为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费孝通是社会人类学家,蔡翘是生理学家,刘乃诚是法学家,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萧作梁是政治学家,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

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有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

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

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培训内容很简单,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训结束,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

七月,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

费正清说:“中美学者交流计划,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在此,我想选用周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

“当然没问题,我会让迈克—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周赫煊说。

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征派,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专家指出不足。而且费孝通还并非专业史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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