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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991节


正所谓,成也老婆,败也老婆。

在汪兆铭叛逃的整个过程,陈璧君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去年10月,日本行缓兵之计,委托德国调停战争,由于条件太苛刻中国不接受。陈璧君对此深感惋惜,她竟说:“能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五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由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再加之许多国府官僚和地方军阀,都对抗战毫无信心。汪兆铭、陈璧君夫妇结合国内外形势,认为他们站出来和谈必然一呼百应。

日本方面在得知汪兆铭的态度后,便对汪兆铭进行了引诱。汪兆铭对此极为兴奋,但又害怕办事不成难以收场,他召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反复讨论,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陈璧君居然自作主张,绕开汪兆铭回复日本人:“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随即,陈璧君又亲自前往广州考察,希望获得余汉谋、吴铁城等人的支持。并在国党内部暗中联络,想要得到更多的拥护者。

直到正式叛逃的半个多月前,汪兆铭都还没下定决心当汉奸,召集周佛海等人反反复复开了七八次会议。直到梅思平要离开重庆回复日本人了,陈璧君又站出来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兆铭咬牙点头:“决定了,决定了!”

陈璧君不仅仅是怂恿而已,汪兆铭能够从云南借道叛逃,就是陈璧君亲自去云南说服龙云的。在汪伪政权的组建过程中,陈璧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都安排进各个部门,还跑去香港动员陈公辅当汉奸,还有很多汉奸都是陈璧君亲自拉出来的。

汪兆铭离开重庆的第三天就被发现,常凯申还想要挽回,宣称汪兆铭并未叛逃,只是去越南静养而已,因为汪的旧伤发作了。

常凯申连忙让吴稚晖写信规劝,因为吴与汪兆铭夫妇私交甚密。

吴稚晖太了解汪兆铭了,知道以汪兆铭的鼠胆,根本做不出叛逃这种大事来。他理都没理汪兆铭,直接给陈璧君写信,明白决定权掌握在陈璧君手里。

结果这封信还没寄到,汪兆铭的“艳电”就发出来了。吴稚晖的第一反应没有骂汪兆铭,而是逮着陈璧君开骂,还为其改了个外号叫“陈屁裙”。

即便汪兆铭公开发表“艳电”叛国,但他还在犹豫不决。特别是又遇到日本近卫内阁倒台,新上任的平沼内阁对诱降汪兆铭并不热心,导致汪兆铭感觉被遗弃,竟然生出了前往欧洲考察的念头。

嗯,公开叛国叛党,又受到日本冷遇,居然想一走了之躲起来,汪兆铭从头到尾都不知在想些什么。他这种人自视甚高,却本事低微,冲动易变又优柔寡断。一旦遇到挫折,他想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如何逃避。

在陈璧君和一群汉奸的阻止下,汪兆铭才没有立即去欧洲旅游,开始重新和日本人秘密接触。日本人也怕汪兆铭撂挑子不干,连忙派汉奸去稳住,还送达了板垣的激励文件。

而汪兆铭这时回复日本人的内容,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摇摆不定。内容有三:第一,如果日本与老蒋接触,则汪兆铭愿意协助斡旋;第二,如果日本与老蒋之外的人接触,则汪兆铭愿意在野斡旋;第三,如果要他来负责,汪兆铭愿意出马。

这说明什么?

说明汪兆铭在公开叛国以后,突然又有些后悔了,不想自己做决定当汉奸,而是把当不当汉奸的决定权交到日本人手里。

这就好像打麻将不知道该出哪张牌,于是对同桌的牌友说:“你来帮我随便出一张吧。”

偏偏汪兆铭给日本人的这个回复,被老蒋知道了。老蒋大为愤怒,因为三条内容都不是他能接受的,他一不想和谈,二不想让别人跟日本和谈,更不想汪兆铭被日本捧上位。

本来老蒋还打算缓和此事,汪兆铭去欧洲考察就是他派人怂恿的。现在汪兆铭给了日本“明确”回复,老蒋立即决定采取强制手段——暗杀!

结果汪兆铭命大,刺客把旁边的曾仲鸣杀死,汪兆铭只是手臂受伤而已。

犹豫不决的汪兆铭终于愤怒了,他一边站出来揭露老蒋和日本“和谈”的细节,希望引起国人的同情。又一边加快与日本谈判的速度,终于走上了汉奸这一条不归路。

纵观汪兆铭的叛国过程,刚开始有贼心没贼胆,被老婆怂恿着踏出了无数步。关键一步踏出后,他又想回头,但又舍不得回头,也无法回头,瞻前顾后毫无主见。

好嘛,最后老蒋的刺杀帮他做了决定。

第八百七十四章 圣诞节

冬至大如年,在中国传统风俗当中,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仅次于农历新年。

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反倒是“西人冬至”、“外国冬至”愈发流行,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重要。

所谓的西人冬至、外国冬至,就是圣诞节。

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则每年的圣诞节,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外国冬至”,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圣诞节”。

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

老蒋上台执政以后,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一边又看不起圣诞。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即孔子的生日。

搞笑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这日子咋算啊?

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被戏称为“土圣诞”,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洋圣诞”。

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绿树牌雪茄!”

对,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新春礼品”一样,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冬至礼品”。

或许,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并非全部崇洋媚外,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

1938年的圣诞节,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

幸好,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

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从年初到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沙逊我们知道,上海首富嘛。嘉道理也非小人物,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

后世有人认为,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

实际情况是,仅在1940年底,“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而除此之外,还有沙逊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沙逊的能量更大,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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