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81节

　　"五十吨……我需要回国的承诺，白纸黑字的那种。" 加伊达咬牙，

　　诺克斯在随身携带的公文上签了字，摁了印，递给加伊达。这份承诺，对英国政府而言，是维持西伯利亚反布尔什维克战线的微薄投入；对加伊达而言，是一张回家的船票。

　　黄金的交割在严密保护下进行，五十吨金属的沉重感，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加伊达在签字的时候，闭上了眼睛，像是在默哀。

　　然后睁开眼睛，把那份回国承诺书细心地折叠起来，贴身收藏。肉疼，确实肉疼，但账算清楚了：黄金换走，换来回家的路，值。

　　在这一次谈判后，加伊达又很快见到了中国代表，中方代表一开口，便是熟悉的风格——直接、务实、利益优先。

　　"加伊达将军，" 中方代表用德语开口，"感谢贵方迄今为止在铁路协作上的配合。我方注意到，鄂毕河到贝加尔湖沿线铁路，目前存在大量闲散的俄罗斯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战乱，很多人无业无着，游荡于铁路沿线村庄，既无法为临时政府贡献力量，也容易滋生动乱。

　　我方建议，贵我两方，对这些人进行登记，并以有偿服务的名义，引导其向西，加入高尔察克执政官麾下的军队编制，或参与铁路维护和基础工程建设，由我方提供必要的粮食和报酬，以稳定沿线秩序。"

　　这话说得漂亮，实质上就是——协助中国"清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俄罗斯人口，将青壮年男性往西推，既充实了高尔察克的兵源，也在事实上减少了中国将来实际控制区域内俄罗斯人的数量。

　　加伊达心里明白这盘棋的用意，也明白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意去对抗，毕竟中国控制着西伯利亚铁路东段，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带着弟兄们回家，离不开中国。

　　至于中国人的长远布局，是中国人的事，俄国人的命运……说实话，在这片冰天雪地里熬了这么多年的加伊达，对"俄国的命运"已经累了，也不再有当初的热情了。

　　"可以配合。" 加伊达简短地应下，"但我需要你们保证，铁路通畅，我的部队撤退路线不受阻碍。"

　　"这是当然，将军。" 中方代表微笑，"我方在铁路东段的存在，恰恰是为了维护秩序与畅通，绝不会阻碍贵方合法撤离。我方还可以提供后勤支援，保障撤离途中的物资供应。"

　　于是，一个奇异的、多方利益共同驱动的安排形成了：捷克军团守住铁路，中国护路队渗透进来；沿线俄罗斯青壮被"动员"西去，补充高尔察克的兵员；中国的物资换取黄金，高尔察克的战线得到支撑，捷克人换来了回家的路；而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名义上是"护路"，实际上已悄然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军事存在。

　　大冬天的，北风呼啸，积雪深厚。伊尔库兹克铁路沿线一个个俄罗斯小村庄里，穿着厚棉袄的中国士兵开始出现，与当地人以比划和简单的词汇沟通，征募青壮，发放饷银，送上西行的列车。

　　很多俄罗斯农民和小镇居民，对这种强制程度不高但也无从回避的"征兵"，心存不满，却又跑不掉——大冬天，荒原无边，去哪里逃？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他们被编入队伍，踏上了前往西西伯利亚战场的路。而他们身后的村庄，留下的越来越多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以及逐渐增多的中国旗帜和哨所。

　　1918年12月下旬，朱尔典收到了一封刚刚收到的来自伦敦的电报，伦敦的电报，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一个核心意思：欧战已持续四年有余，每天都是天文数字的消耗，大流感更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死亡和经济损失，英国财政异常困难。

　　所以对高尔察克政府的援助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不能继续由英国直接出血，但又不能放弃白俄，不能让布尔什维克稳固。

　　因此，指示朱尔典，设法利用中国在对俄援助上的积极性，以"赊账"方式，让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大对高尔察克的物资供应，费用计入临时政府的战时债务，由未来稳固的俄国政府偿还，英国提供某种形式的信用背书或担保。

　　"赊账。" 朱尔典把电报放下，苦笑了一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要让中华帝国政府接受这种安排，难度有多高。

　　由于周皇帝一直在外面考察，朱尔典只能找总理梁如浩，礼节性寒暄之后，将英方建议委婉道出：鉴于两国共同维护亚洲稳定之利益，希望中华帝国政府能够适当扩大对俄罗斯临时政府的物资援助规模，所产生的款项，可暂时以临时政府战时债务形式记账，待内战结束后由俄罗斯新政府偿还；英国政府愿就此债务提供一定形式的外交信用支持，作为保障。

　　梁如浩听完，微微一笑："朱尔典爵士，您的提议，我理解其用意，也理解大英帝国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欧战消耗、疫情冲击，确实艰难，我国政府深表理解与同情。"

　　停顿，一个恰到好处的停顿，让气氛微妙地凝固了一下。

　　"但是，" 梁如浩继续，语气很平静，"我必须直率地说，我国政府对于'赊账'这一安排，有几点无法回避的疑虑。"

　　"其一，俄国目前存在两个以上声称代表俄罗斯的政权——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此外还有顿河的邓尼金、西北的尤登尼奇。

　　内战胜负，目前实难预料。假设高尔察克最终未能取胜——我无意在此判断，只是就事论事——那么，这笔债务，我方找谁要？"

　　朱尔典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漂亮的答案，只听梁如浩继续说道，"其二，即便高尔察克最终胜利，战后重建的俄国，百废待兴，财政能力能否偿还这笔庞大的战时债务，同样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何况，据我们所知，高尔察克目前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 这是一个中国情报人员送回的真实情报，不是外交猜测，"——这样一个政府的战时债务信用，其担保价值……恕我直言，不高。"

　　"其三，" 梁如浩最后一点，语气更加温和，但含义更为直接，"我国政府提供的援助，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商业原则之上的，这既是对我国国家利益的负责，也是确保援助能够持续进行的基础。

　　贵国政府若以'信用担保'换取我方降低交易门槛，一旦这个担保日后难以兑现，则受损的将是双边互信，对两国关系之长远发展，未必有益。"

　　"梁总理，" 朱尔典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语气也放低了一些，更接近两个老练者之间的直率交流，"我理解贵国的顾虑，这些顾虑也完全合理。

　　但您也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若稳固，其向外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西北、中亚，是第一线。英国与中国，在阻止这一扩张上，有着高度一致的战略利益。从这个角度……"

　　"正因为有一致的战略利益，" 梁如浩不慌不忙地接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我国政府才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向临时政府提供了规模可观的援助，而且还将继续提供。我方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出血的。

　　现在请贵方理解，我方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再承担可能无法回收的债务风险。如果大英帝国政府希望扩大对临时政府的援助规模，最直接的方式，仍然是协约国直接提供物资，或者由协约国以自身信用为担保，向市场融资，再转化为援助。"

　　朱尔典知道，今天的谈判到此为止了。他起身，保持着英国绅士的体面，礼貌告辞。走出政务院大楼，他望着这座正在迅速改变面貌的北方古都，心里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大英帝国习惯的那套方式——让别人出血、自己稳坐收益——越来越难以奏效了，衰落，越来越清晰的衰落……

第354章 一战结束

　　进入到1919年初，德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虽然大流感还在不断死人，大量死人，虽然前线军队不得不转攻为守，但德国人还在强撑着，而协约国军队想迅速突破德国防线也不行，战争不可避免拖延下去！

　　战争越是拖延，英国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每一天都是天文数字的花费，有很多次英国人甚至想和德国缓和，但很快理智压过了冲动，都到这一步了，不打下去是不可能的。

　　而随着俄国大规模内战的出现，大英帝国的决策者们也必须去关注，虽然没给多少钱，但每每想到老毛子背信弃义，俄国人就在痛恨……

　　首相劳合·乔治坐在内阁会议室里，面前摆着一叠关于俄国内战的最新情报和财政报告，眉头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我们给俄国人钱，就相当于把英镑往额尔齐斯河里扔。"财政大臣阴沉着脸，把报告推到首相面前，"高尔察克的临时政府连像样的税收系统都没有，后方乱成一锅粥，反攻的时机一拖再拖，我们不能这么无底洞地填下去。"

　　劳合·乔治沉默片刻，然后用他惯常的、带着威尔士口音的犀利语气说道："那就让美国人出钱，他们赚了那么多钱！"

　　英国驻美大使收到指令，向国务院和白宫非正式传达了英方意图：俄国内战的结局，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仅凭英国一国之力难以承担，美国理应承担起领导这场反布尔什维克战争的历史责任——当然，"领导"的意思，主要是"出钱"。

　　华盛顿对这个请求的反应，既不是热情，也不是拒绝，而是一种典型的威尔逊式的条件性回应。

　　伍德罗·威尔逊对高尔察克政权怀有根深蒂固的疑虑。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是恶魔，但高尔察克不见得是天使——与列宁一样，他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手段的相似性让威尔逊感到不安。

　　一个通过政变建立的俄国政权，与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意志有多大关系？如果让英国人拉着美国，把一个可能的军事独裁者送回克里姆林宫，那和威尔逊宣扬的"民族自决"与"民主共和"原则，岂不是南辕北辙？

　　国务院的备忘录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来回传递了好几天，最终形成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愿意提供有限度的财政和物资援助，但前提条件是高尔察克必须承诺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民主选举制度，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授权而非军事政变。

　　这个条件，在英国外交官们看来，是一种既天真又现实的美国式风格——天真在于期望在内战烽火中搞民主选举，现实在于威尔逊确实不愿意为一个右翼军事强人的独裁政权背书。

　　现在的俄国问题，不可避免牵扯到中国，所以在处理俄国问题的间隙，美国也在认真研究另一个迅速崛起、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政治体——中华帝国。

　　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年轻外交官，正在逐页翻阅从各方渠道汇聚来的资料，然后在纸上写写划划：中华帝国政治制度分析（内部研究报告，1919年1月）：

　　中华帝国明确宣示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根据1913年颁布、经数次修订的帝国宪法，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会议员经选举产生。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识字率（基本读写能力）及纳税额（极低门槛）为准入条件，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实际拥有参政权的人口比例，远高于许多欧美国家，且正在随着教育普及率提升而持续扩大……

　　国会构成遵循所谓"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席位由中华革命党正式党员占据；三分之一由与革命党立场相近的"进步人士"（主要来自工商界、教育界、开明知识阶层）组成；另三分之一为"社会代表"，包括军人、农民、工会代表、科学家、工程师、地方商会代表、少数宗教界人士。

　　在实际操作中，后两类在关键议题上通常倾向于支持革命党立场，但在地方性、民生性议题上不乏独立声音……

　　地方层级设市议会与县议会，选举程序较为规范，监察机制亦在逐步建立。市县议会对地方行政官员拥有一定的质询和弹劾权……

　　年轻分析师在"三三制"旁边画了个圈，批注："形式上具有代表性，实质上仍为革命党主导。"

　　他继续读下去：

　　然而，深入分析后可发现，上述议会制度在关键权力领域存在系统性空缺。周皇帝同时担任中华革命军大元帅与中华革命党主席——前者赋予其对全国军事力量的直接指挥权，后者使其对立法机构的多数党保有绝对影响力。

　　外交权、国防权、国家安全事务、国家银行及关键战略产业（军工、铁路、矿产等），均置于皇帝或其直接授权机构的管辖之下，议会对上述领域之监督权极为有限……

　　执行权力由政务院总理负责，梁如浩内阁控制日常行政、财税、教育、工商等领域，具有相当的行政自主性，但在重大政策方向上须与皇帝协调，无法独立推行与皇帝意志相悖的政策，其人事安排则受制于中华革命党提名……

　　周皇帝本人公开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路线图，宣称目前处于"训政向宪政过渡期"，理由为：中国历经数千年皇权专制，民众尚未具备充分的民主自治能力，需要一个制度过渡期培育宪政土壤……

　　年轻分析师搁下笔，揉了揉眼睛，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然后做了一个简洁的总结性批注：

　　"结论：这是一个打着议会制旗号的威权国家，但与传统东方专制帝国存在本质区别——权力受到制度性约束（尽管约束有限），存在真实的（虽然受限的）政治参与渠道，且统治者明确表达了向完全宪政转型的意愿。

　　与高尔察克式军事独裁相比，中华帝国的政治形态更接近于某种'进步威权主义'。对美政策建议：保持接触，推动开放，优先扩大经贸，同时对其地缘扩张（尤其是东南亚方向）保持战略关注。"

　　这份报告的核心判断，在美国政策圈内引发了真实的争议。保守派的批评者认为，周鼎甲不过是用一套更精巧的话术包装的东方独裁者，他对西伯利亚的蚕食和荷属东印度是赤裸裸的扩张，美国必须高度警惕。

　　自由派则倾向于相信"训政向宪政过渡"的叙事，认为中国正在正确的方向上艰难前行，美国应该扮演引导者而非对抗者的角色。

　　商界的意见则最为直接——中国市场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增长，五亿人口的购买力一旦释放，那将是美国制造业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机遇，政治上的喋喋不休，不要妨碍生意。

　　当然了，此时的中国还不够强，顶破天就是二流国家，美国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这会全体美国人的重心在欧洲，而正如美国人所愿，战争终于结束了！

　　……

　　1919年3月初，维也纳。

　　多瑙河的水，在早春的寒意中缓缓流淌，颜色是一种灰蒙蒙的、近乎忧郁的蓝。这座城市，曾经被誉为"音乐之都"、"帝国之心"，哈布斯堡王朝数百年来经营的艺术、文化与政治中心，如今却笼罩在一片难以言说的衰败与绝望之中。

　　街道上，行人稀少，即便有人走过，也多是步履匆匆，神色警惕而麻木。商店的橱窗空空如也，或者只摆着一些明显是战前剩下的、落满灰尘的劣质商品。

　　排队购买配给食物，如果能称之为食物的话——大多是掺杂了大量木屑、麸皮甚至锯末的黑面包，以及一些发蔫的、不知名的块茎，但即便如此，还是要排队。

　　队伍从凌晨就开始形成，蜿蜒在寒冷的晨雾里，人们裹着单薄破旧的外套，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某种永远不会到来的救赎。

　　皇宫霍夫堡宫，那座曾经金碧辉煌、见证了无数舞会、外交仪式与皇室婚礼的庞大建筑群，此刻也显得黯然失色。

　　窗户很多被钉上了木板，以节省燃料（煤炭早已成为极度稀缺的战略物资），少数几个房间亮着灯，映出里面人影晃动，但那灯光，与其说是生机，不如说是垂死挣扎的微光。

　　卡尔一世，这位在1916年才因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驾崩而仓促继位的年轻君主，此刻正站在皇宫书房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萧瑟的宫廷花园。

　　他只有三十一岁，但面容憔悴，眼窝深陷，胡须杂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他继承的不是一个荣耀的帝国，而是一个已经在战争绞肉机里挣扎了四年、濒临解体的庞然巨物。

　　他的手中，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来自意大利前线的绝密军情报告。报告用简练而残酷的语言陈述了一个事实：奥匈帝国军队在皮亚韦河战役后的溃败已经无法挽回，意军正乘胜追击，帝国军队的组织度、士气和装备水平都已降至冰点，整条战线面临全面崩溃。

　　"崩溃……"卡尔喃喃自语。

　　他回想起这个帝国曾经的"辉煌"。战前，奥匈是欧洲列强中一个奇特的存在：领土面积欧洲第二（仅次于沙俄），人口超过五千万，综合国力位列世界第六。

　　它的机械制造业发达，铁路网长度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斯柯达兵工厂生产的火炮闻名遐迩。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两座双子星首都，其城市规划、建筑艺术、文化氛围，丝毫不逊于巴黎或伦敦。

　　但这一切繁华的表象之下，是帝国与生俱来、且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剧的裂痕。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享受着现代化的一切便利，剧院、咖啡馆、电车、百货公司，灯火通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云集。

　　然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如加利西亚、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却依旧停留在近乎中世纪的状态，农业落后，工业匮乏，人民生活贫困，与沙俄治下的乌克兰农庄相差无几。这种巨大的地域差距，使得帝国更像一个由发达都市和落后乡村强行拼凑起来的怪异集合体。

　　更深层的，是那无解的民族问题。奥匈帝国境内生活着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十多个主要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有着各自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1867年的"奥匈折衷方案"建立了二元帝国，给予匈牙利王国极大的自治权，但这只是暂时安抚了最大的刺头马扎尔人，却激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斯拉夫各族的不满。帝国就像一个精心编织但内部充满张力的网，任何外力的剧烈拉扯，都可能让它瞬间崩解。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那最终、最猛烈的拉扯。

　　"英法德俄都在秀，只有奥匈在挨揍。"

　　这句从中国流传而来的戏谑之语，虽然刻薄，却不幸地道出了部分事实。开战以来，奥匈帝国军队的表现，堪称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