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92节

　　我们的农业需要化肥，我们的工业需要硝酸，据我们估计，中国对合成氨的需要超过2000万吨，这将是一个价值数千亿马克的长期市场，哪怕一点点分成，也可以让巴斯夫迅速挺过危机！”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而且，有些研发，在德国可能因为……某些限制，难以继续进行。在中国，我们可以为纯粹的科学探索和工业应用研究，提供更自由的空间和充足的资源。这或许能帮助巴斯夫保持在某些领域的领先优势。”

　　这话的暗示再明显不过：那些与军用硝酸、乃至其他潜在军用化学品相关的研究，在受限制的德国难以开展，但可以转移到中国进行！

　　巴斯夫的高层们心动了，战败后，许多高级研究项目陷入停滞，科学家流失严重，如果真得能从中国搞到不少钱，还能通过与中国合作，以“民用”名义保留研发火种和团队，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心知肚明。

　　然而，当巴斯夫的财务和技术人员根据中国的要求，初步核算出整个“五厂计划”的总投资预算时，连早有心理准备的孙学悟等人，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

　　初步估算显示，仅仅是这五个合成氨工厂（交钥匙工程，包含技术转让、设备、人员支持），总投资就达到了8亿金马克，这还不包括工厂所需的巨大配套投资。

　　每生产1吨氨，需要约2.5-3.5吨煤炭，用于制造水煤气和提供蒸汽、电力，10-15吨蒸汽，2000-3000度电力，这意味着每个工厂都需要配套建设大型煤矿（或稳定的煤炭供应）、巨型锅炉房和自备发电厂！

　　虽然中方早就有准备，计划在山西太原（靠近煤炭，与钢铁厂发电厂共用）、河南安阳（中原腹地、农业需求大，也靠近煤矿，发电厂共用）、江苏徐州（交通枢纽、近市场，有煤矿，发电厂可以共用）、本溪（靠近煤炭，辐射东北，发电厂共用）、四川重庆（辐射西南，靠近煤矿，发电厂共用），每一个地方都依托钢铁厂，同步建设庞大的冶金、能源设施。

　　“这……这简直是吞金巨兽！”代表团里一位年轻的财政官员忍不住低声惊呼，这仅仅是工业化拼图中的一个项目竟然需要这么多投资，哪怕分成五年，那也是天文数据，还有正在洽谈的电力设备、机床、造船、铁路、化工等等，那得多少钱，这如何拿得出来？

　　面对如此巨额的投资需求，以及德国方面对硬通货和资源的渴望，一个更大胆、更隐秘的计划，在周鼎甲的亲自授意下，被摆上了柏林的谈判桌。

　　在一次仅有极少数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李维钧向谢德曼和德国军方残留机构的代表，出示了一份初步勘探的中国矿产资源清单。

　　“总理阁下，先生们，中国地大物博，除了粮食和煤炭，还拥有一些对现代工业，尤其是高品质特殊钢材、硬质合金、化工催化剂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矿产。”

　　他念出一串名字和数字：江西、湖南的钨矿（储量世界前列），湖南的锑矿（占全球大部分），贵州的水银，云南的锡、铅、锌，还有河南的钼，东蒙的钒，甘肃的镍、乐浪和交趾的铬……

　　“我们知道，德国在战争后期，因为原材料封锁，在特种钢材、穿甲弹芯、高速工具钢等方面遇到了困难。”李维钧意味深长地说，“未来，无论发展何种高端工业，这些材料都不可或缺。

　　中国愿意以长期合同、稳定价格，向德国出口这些矿产原料，或初级加工产品……有些准备，现在就可以进行了，即便没办法直接运送到贵国，放在瑞士、瑞典这些贵国关系不错的中立国，想来也是可以的！”

　　德国军方代表的呼吸明显粗重了。钨，是制造高速钢、穿甲弹、灯丝、硬质合金的关键；锑是铅锑合金和阻燃剂的重要成分；钼、钒是优质合金钢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重整军备（尽管现在不能明说）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

　　“中国没有那么多贵金属和外汇，”李维钧图穷匕见，“我们只能用大豆和这些金属作为抵押和支付手段，抵扣我们从德国采购设备、技术的费用。

　　同时，我们希望德国方面，在技术转让的深度和速度上，给予最大的便利，特别是那些……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材料性能的相关技术。”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这是一种战略捆绑。德国急需中国的战略矿产来充实自己的储备（为未来的“挣脱枷锁”做准备），同时获得宝贵的外汇和支付手段；中国则用这些“硬通货”，换取德国压箱底的工业技术，并加快自身工业化，同样是在为未来的风雨积蓄实力。

　　双方都清楚对方的深层意图，但谁也不会点破。谢德曼缓缓点头：“德国对与中国的资源合作非常感兴趣。具体的品种、数量、价格和支付方式，可以交由专家详细洽谈。至于技术合作……在民用和基础工业领域，德国愿意与朋友分享经验。”

　　没有签署任何涉及军事的协议，但所有的交易，都围绕着增强彼此“工业潜力”这一核心展开。合成氨可以生产化肥，也可以生产炸药；特种钢厂可以生产铁轨，也可以生产炮管；先进的机床可以加工纺织机械，也可以加工枪械零件；战略矿产更是军民两用的命脉。

　　从埃森生锈的轧机，到路德维希港轰鸣的反应塔，再到中国南方深山的钨矿，一条跨越欧亚大陆、心照不宣的“备战-发展”链条，在凡尔赛条约的阴影下，悄然连接起来。

　　德国人在想：失去的，总有一天要夺回；中国人在想：要屹立，就必须拥有自己的钢铁脊梁和化工血液，而这仅仅是两国合作的开始，更深层次面向未来的合作也开始启动。

　　此时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个由海军副参谋长许继华上校（潜艇艇长，潜艇支队司令官提拔，中国海军规模少，最高的军官目前只是司令员萨镇冰的中将），海军技术官员、船舶工程师组成的特别小组，在几名面色阴郁的德国海军部前官员（现在多挂着“民用造船顾问”的头衔）陪同下，登上了前往东普鲁士的火车。

　　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但泽和埃尔宾的硕效造船厂和但泽皇家造船厂。这些船厂，曾经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建造过包括“拿骚”级、“赫尔戈兰”级无畏舰在内的主力战舰，是德国大洋舰队的摇篮之一。

　　然而，前往但泽的旅程本身，就成了一次对德国人神经的残酷折磨。

　　火车驶出柏林不久，便进入了那片新划定的、令所有德国人痛彻心扉的领土——“波兰走廊”。根据凡尔赛条约，为了给新独立的波兰一个出海口，德国被迫将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出，形成一条狭长地带，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开。

　　这条走廊的主权归波兰，其内的主要港口但泽成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但波兰享有特殊经济权利。

　　火车在走廊内缓缓行驶。窗外，原本熟悉的德意志村镇，许多已经挂上了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或是刚刚刷上波兰语的新路牌。偶尔能看到波兰军警在车站巡逻。

　　同车厢的德国“顾问”们——一位是前公海舰队参谋部的中校冯·里希特霍芬，另一位是硕效船厂的前总工程师卡尔·邓尼茨，脸色铁青，紧抿着嘴唇，目光死死盯着窗外，仿佛要将这片“被割让的土地”烙印在眼底的怒火中。

　　“无耻的抢劫！”冯·里希特霍芬中校终于忍不住，拳头砸在铺着天鹅绒的扶手上，声音压得很低，却像野兽的嘶吼，“但泽！东普鲁士！几百年来都是德意志的土地！那些波兰人，还有背后撑腰的法国佬……他们这是要把我们肢解！”

　　邓尼茨工程师推了推眼镜，板着脸说道，“中校，愤怒改变不了铁轨的走向。条约就是条约。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理论上也已经是‘自由市’了。

　　我们是以‘前雇员’和‘技术顾问’的身份，陪同中国客人去‘考察民用造船设施’。” 他把“民用”和“考察”两个词咬得很重，充满了讽刺。

　　许继华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看着窗外掠过的陌生旗帜，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身边德国人那种几乎要实质化的屈辱和仇恨。

　　这种情绪，比在鲁尔区看到工厂停产更加强烈、更加根源性——这是对国土被割裂、民族被分割的切肤之痛。他心中了然：波兰走廊，将成为德国人心头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也是未来复仇主义最肥沃的土壤之一。

　　火车最终抵达但泽。曾经的德意志帝国重要军港，如今气氛诡异。港口内仍有不少德国裔居民，但波兰当局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硕效造船厂和皇家造船厂庞大的船坞、起重机和高耸的舾装码头依然矗立，但已然没有了战前建造战列舰时的喧嚣。船坞里空空荡荡，或者只有一些进行维修的小型商船。巨大的龙门吊静静地悬着，像被拔掉了牙齿的钢铁巨兽。

　　德国陪同人员向中国小组介绍着这些设施曾经的辉煌，声音里满是缅怀与苦涩。他们指着一号干船坞：“这里曾经同时建造两艘‘国王’级战列舰的主船体……”

　　他又指着那些重型吊车：“这些可以一次性吊起超过300吨的舰炮塔座圈部件……”每一句介绍，都像是在抚摸一道光荣的伤疤。

　　然而，当许继华试探性地提出，中国有兴趣采购一些“可用于大型民用船舶建造”的超大型船坞闸门、重型龙门吊、大型卷板机、巨型弯板机等设备时，德国人脸上露出了更加深重的无奈和愤怒。

　　冯·里希特霍芬中校几乎是咬着牙说：“上校，我们何尝不想卖？这些设备闲置在这里，每天都在生锈贬值！

　　但是，协约国军事监督委员会有明确规定，凡是直接用于建造或明显适用于建造主力战舰的大型特种造船设备，一律禁止拆卸和出口！

　　他们认为，出售这些设备等同于帮助德国‘转移军事工业潜力’，我们甚至不能随意拆除或销毁，必须保持‘可用状态’以便他们随时检查！”

　　邓尼茨补充道，语气带着技术人员的精准和愤懑：“他们甚至对设备的定义极其宽泛。一台能够卷压厚度超过50毫米装甲钢板的卷板机，即使我们声称它将来只用于制造远洋邮轮的龙骨和外壳，也会被禁止。理由是‘潜在军用转换可能’。但泽这里的大型设备，几乎都在禁止清单上。”

　　许继华沉默了。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的防范和限制，确实到了无孔不入、近乎偏执的地步。他们不仅要现在阉割德国的武力，还要杜绝一切未来重新武装的可能，连工业母机都不放过。

　　考察在一种憋闷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在埃尔宾的硕效分厂，情况稍好。这里曾经以建造驱逐舰、鱼雷艇和潜艇而闻名。

　　当看到那些建造潜艇的专用设备——相对小型的封闭式船台、耐压壳卷制设备、蓄电池生产线测试台等——时，许继华眼前一亮。

　　许继华很清楚，就潜艇技术本身而言，这个时代的门槛并不算高，中国的武汉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厂，都初步掌握了中型潜艇的建造技术，虽然性能与德国最新型号有差距，但解决了有无问题。

　　此时，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先进的柴油机、蓄电池、声呐（当时叫水听器）和鱼雷技术，这些相对难度不大，而且也可以与德国合作研发。

　　许继华非常清楚，德国人渴望保持和发展他们的潜艇技术，这是他们在一战中战绩最辉煌的领域，但被条约严格禁止。中国有需求，也有一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广阔海域可以作为试验场。这为秘密合作提供了空间。

　　在随后举行的闭门会谈中，许继华让随从展开几张概念草图，不是战列舰，也不是潜艇，而是几种平甲板、上层建筑偏于一侧的舰船设计。

　　“诸位，战列舰的时代，或许正在面临挑战。”许继华开门见山，用的是德语，确保每个德国人都能听懂，“巨炮重甲，造价高昂，建造周期漫长，且目标巨大，容易成为新兴武器的靶子。

　　随着内燃机技术的不断进步，飞机的性能也会迅速提升，在我国看来，未来的海战，制空权可能将决定制海权。”

　　他指向那些草图：“这是我们的一些工程师和航空爱好者构想的几种‘航空母舰’方案。其核心思想，是搭载大量飞机，作为海上的移动航空基地。飞机可以执行侦察、攻击敌方舰船、争夺舰队上空制空权等多种任务……”

　　德国人瞪大了眼睛。航空母舰的概念在一战末期已经出现，英国率先改装了军舰，但并未成为主流，更未被战败的德国深入思考。许继华提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以航母为核心的新海战思路。

　　冯·格赖姆最为激动，他几乎是扑到图纸前：“飞机！是的！飞机的潜力远未被发掘！如果能有稳定的海上平台起降，航程和作战范围将极大扩展！轰炸机和鱼雷机对战舰的威胁……理论上非常巨大！” 他作为前航空兵，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革命性。

　　邓尼茨则从工程角度思考：“这种舰只，不需要战列舰那样厚重的装甲和庞大的主炮塔，结构相对简单。重点在于飞行甲板的强度、长度，飞机升降机、机库设计，以及航空燃油和弹药的存储与输送系统。

　　还有如何解决飞机在摇晃甲板上的起飞和降落难题……这确实是工程挑战，但比起建造战列舰，技术门槛和受到条约关注的程度，可能都要低很多。”

　　冯·里希特霍芬中校眼神锐利起来：“上校的意思是……”

　　“我国工业实力不够，制造战列舰风险太大，我国打算在一战引进的各种飞机技术上，全力攻击飞机，同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启动大型航空母舰的自主研发和建造项目。”

　　许继华坦然道，“但我们缺乏设计建造如此大型专用舰只的经验，尤其是在航空作业系统、舰机协同方面。而德国，拥有世界顶尖的船舶设计、动力系统和精密制造能力，却在航空器研发和运用上受到条约严格禁止。”

　　他抛出了合作方案：“我们提议，中德两国就此展开秘密合作。由中方提供项目资金、建造场地、部分材料以及作为试验平台。

　　德方，以‘民用船舶设计公司’或‘东方技术顾问团’的名义，派遣顶尖的船舶设计师、结构工程师、动力专家参与设计，并将你们对于未来海军航空运用的思考、甚至一些无法在德国继续的航空技术研究，转移到这个项目中。”

　　他看向冯·格赖姆：“比如，更适合舰载的飞机设计、着舰钩、甲板拦阻索技术、航空指挥系统……这些都可以在中国，以‘民用航空技术’或‘商业飞行器开发’的名义进行，相关技术专利，两国共享，经费则由我国提供！”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德国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

　　德国被禁止发展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但通过与中国合作，他们可以保持一支“影子”研发团队，持续研究相关技术，积累经验，甚至可能在未来，将这些技术和经验用于……重建德国海空力量。同时，还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技术反馈。

　　“这……需要极其严格的保密。”

　　“当然。”周继业点头，“所有参与人员将签署最严格的保密协议。资金和技术交流通过复杂的第三方商业渠道进行。项目代号可以定为‘远洋客轮设计研究’或‘大型平顶货船’。我们只挑选最可靠、最专业的人员。”

　　在达成了关于航母合作的初步秘密意向后，会谈进一步深入到了更前沿、也更基础的领域，许继华按照周鼎甲的交代的提出了中国方面另一项迫切需求：“现代海军和未来战争，信息的获取和传递至关重要。

　　现有的无线电设备体积庞大、效率低下、易受干扰。我们需要更先进、更稳定、功率更大的电台发射机和接收机。

　　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能否利用无线电波的一些特性……比如，发射特定频率的电波，通过接收其遇到物体反射回来的回波，来探测远距离的目标，无论是海上的船只，还是空中的飞机？我们暂时称之为‘无线电探测装置’。”

　　德国工程师们皱起眉头，思考着这个新奇的概念。无线电探测的原理在此时已有个别科学家提出设想，但距离实用化还非常遥远。不过，其中蕴含的军事潜力，稍微一想就令人震撼——黑夜和迷雾将不再是掩护！

　　邓尼茨思索着说：“这涉及到高频电波的产生、定向发射、微弱信号接收和放大、以及快速计算显示等一系列极端复杂的技术。以目前的电子管技术、材料和工艺……难度极大。但方向，无疑是革命性的。”

　　周继业道：“再难，也要开始投入基础研究。中国愿意提供经费和实验场所。德国在物理学、电子工程方面底蕴深厚，虽然许多顶尖科学家流失，但仍有很多人才。我们可以合作，从基础理论、新型电子元件开始研究。”

　　冯·格赖姆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在水下，声音的传播比光线和无线电波要好。我们在一战后期已经尝试使用‘水听器’被动监听潜艇的噪音。是否可能主动发出声音信号，通过接收回波来探测水下目标？这对于反潜艇和保护港口至关重要。”

　　这便是声呐的早期概念。德国在一战中有相关研究基础，但同样不成熟，“水上水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侦察，”许继华总结道，“都是未来国防的耳目。

　　这些研究，周期长，见效慢，但一旦突破，价值无可估量。它们也属于基础科学和通用技术范畴，受条约限制相对较小。中德可以在此领域建立联合实验室，共享成果。”

　　德国代表们再次被中国方面的远见和决心所触动。这些项目，不像购买钢铁厂或合成氨设备那样能快速形成产能，它们是面向十年甚至二十年后的投资，是为未来的军事技术革命播种。

　　中国皇帝不仅想要现成的工业能力，更在布局未来的技术制高点。而德国，正需要这样的长期合作来保持其科技血脉的活性。

　　会谈持续到深夜，中德双方都非常激动，离开但泽时，德国人心头的屈辱并未减少，但一种新的、隐秘的希望和紧迫感滋生出来。

　　波兰走廊的刺痛，让他们更加渴望力量；而东方提供的合作路径，则让他们看到了在严酷限制下，依然能够为未来的“回归”积蓄资本的可能。

　　返回柏林的火车上，许继华望着窗外逐渐后退的、属于波兰走廊的景色，对身边人低声说：“看到了吗？德国人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们和他们合作，是在利用这种恨，也是在引导这种力量，但我们必须记住，最终，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虽然难，但这是必须的！”

　　“我当然知道，就是这钱和人……难呀！”

　　“总有办法的！”

第360章 冰天雪地

　　事实上，此时的中国访德代表团并不知道，他们渴望的钱和人才正在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这就不得不从高尔察克说起。

　　1919年10月，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

　　被寄予厚望的“全俄最高执政”、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此刻正站在他专列冰冷、布满水汽的车窗后，望着外面被初雪覆盖、死寂荒芜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