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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处决慈禧 第534节

  起初响应者寥寥,尤其是一些自视甚高的流放者,但在严冬包围和日复一日的单调中,学习成了难得的消遣和寄托。

  学会写自己名字,算清口粮还能撑多久,用鹿筋缝靴子……这些微小的进步,带来了成就感和对生活的微弱掌控力。

  周继业也常参与,他坐在移民中,听他们用天南海北的口音磕绊诵读,分享家乡故事。他更多是倾听和鼓励。

  一次扫盲课后围炉夜话,一个河南老农抽着旱烟说:“殿下,刚来那会儿,觉得这地方不是人待的,心里悔。可现在……习惯了。天虽然冷,可地肥呀!撒种能出苗!

  林子虽然野,进去总有收获。冬天难熬,可大家挤在炉子边,说说笑笑,学点字,反倒觉得……日子有点盼头。”

  一个曾是局长侄子的年轻流放者叹道:“在京城时,勾心斗角,醉生梦死,好像热闹,心里却空。在这儿,累是真累,苦是真苦,可每一口饭、每一根柴,都是自己实实在在挣来的,睡觉反倒踏实。”

  周继业听着,感触良多。极端环境似乎能剥离浮华,直指本心,迫使人关注最基本需求,也让人基于生存互助,产生新的联结。

  与定居点相对“静态”的生活形成对比的,是铁路沿线工区从未停歇的、与严寒的正面搏杀。周继业牢记父皇“勿离基层”的叮嘱,常冒风雪深入沿线工区。

  他亲眼见到铁路兵在零下三四十度中检修:给钢轨道岔涂防冻油脂防脆断;及时清除积雪防压实成冰;反复捣固道床确保冻土下稳定。工具常冻在手上,呵气结霜糊住护目镜,稍休息久就可能冻僵。

  他和他们一起,在防风帐篷里吃需用匕首切开的冻硬黑馒头,喝滚烫寡淡的菜汤。听他们用粗俗生动的语言,讲述哪个工友因疏忽冻掉手指,哪个路段因清雪不及时险些列车脱轨,哪个工区又发现了新矿苗……

  一次,在靠近贝加尔湖的高寒工区,周继业遇到负责人张宗昌,张宗昌身材高大,满面虬髯,声音洪亮,性格粗豪但治军极严。

  巡视完一段刚处理完的铁路桥后,他指着远处白雪荒原豪迈地说:“殿下,您别看这地方鸟不拉屎,冷得能冻掉卵蛋!可底下全是宝!

  光是咱工区附近,就探明了至少三个有开采价值的金矿脉,品位不低!更别说露头的煤、铁、铜了!木材?这林子砍一百年都砍不完!”

  他灌口烈酒,抹抹嘴:“冷?苦?死人?没错!自打咱们过来,冻死冻伤的兄弟,能编一个连!酗酒闹事的也不少,心里憋屈,不喝点烈酒真熬不住。可吴大帅说得对,这就是代价!控制西伯利亚的代价!”

  “这代价,得付!也必须付!您想想,老毛子为什么几百年拼了命往东挤?他们傻?不!他们精着!就是看中这片土地的无穷潜力!

  现在咱们站这儿了,就得把它牢牢攥手里!用铁路把它和内地连起来,用移民把它填满,把地下金子挖出来,把地上林子用起来!

  现在一年产出十吨黄金?这才哪儿到哪儿!等铁路全通,机器上来,一年一百吨、一千吨都有可能!到时候,咱们还用看别人脸色?”

  这番话简单直接甚至粗野,但周继业知道,这道出了帝国经略西伯利亚最核心的驱动力——资源,以及由此衍生的战略安全与国力增长。周继业深深震撼。他看到了严寒下的牺牲,也看到了牺牲背后冰冷而坚定的国家理性。

  冬储检查尾声,周继业遇到了副总理渠本翘次子渠铭远,渠本翘岁数大了,扛不住西伯利亚的冬天,秋天就回乡了,留下渠铭远主持封地,领导封地内被渠家游说过来的三百多户人家过冬,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周继业在“冬学”教室见到他时,渠铭远正给移民讲解填物资申领表,他穿着旧棉服,袖口磨损,但身姿挺拔,讲解条理清晰,耐心,毫无世家子弟骄矜。

  课后,两人在指挥部简陋办公室坐下,周继业开口道:“我早就听说铭远兄随父亲来到封地,今天终于见到了!”

  渠铭远笑了笑,“此地虽然苦寒,但毕竟是渠家的封地,总要有人看守,倒是殿下亲临苦寒,与士卒同甘共苦,铭远钦佩。”

  “我也是代父看守!”

  两人哈哈大笑,周继业问道,“来了一年多,何事感触最深?”

  “冷。”渠铭远毫不犹豫,“以及对‘规矩’的重新认识。”

  渠铭远指着桌上规章手册,“在这里,任何疏忽都可能致命。这些条条框框,起初觉繁琐刻板,经历几次险情,才明白字里行间浸透血泪教训。”

  他叹了一口气,“今年春天,我参与过一个移民点灾后清理。就因为冬储检查时,对几家有关系背景的‘流放户’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开春景象,惨不忍睹。自那以后,再无人敢在规矩上打折扣。

  在这里,人情、面子、甚至权力,在严冬面前都不堪一击。唯有实打实的粮食、柴火、厚衣裳,还有铁一般的纪律,才能保命。”

  周继业深有同感点头,又问起他对俄国人看法,渠铭远脸色严肃:“殿下,我研究过一些俄国东进史料。其毅力之坚韧,令人不寒而栗。

  几百年来,他们就在这样的苦寒之地,靠皮毛贸易利润驱使,靠哥萨克亡命徒开路,一步一步,从乌拉尔山推到太平洋岸边。气候、距离、补给困难、土著抵抗……所有我们正经历的艰难,他们都经历过,而且持续了几百年。”

  他望着窗外雪原,缓缓道:“有时深夜醒来,听狂风呼啸,我会想,是什么样的民族,能承受这样的代价,进行如此漫长而坚决的扩张?然后我就更加确信,陛下的决策是正确的。

  西伯利亚,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站稳,必须挡住。这不是意气之争,是国运之争。让这样的邻居始终盘踞在我们北方广袤腹地之侧,寝食难安。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必须将防线推进到足够远,建立足够深缓冲。”

  周继业心中感慨又欣慰。严酷环境似乎并未消磨所有有志者锐气,反而淬炼出更清醒坚韧的认知,两人关系因此迅速拉近。渠铭远只是周继业在此结识的众多“青年才俊”之一!

  也就在周继业在西伯利亚吃苦的同时,他的异母弟弟周继光正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主攻内燃机方向。

  他住在夏洛滕堡区一栋还算体面的公寓里,房东施密特太太是个头发花白、举止优雅的退役小学教师,丈夫死于西线某战役。

  与西伯利亚物理上的极度严寒不同,柏林正经历着一场由数字和纸张引发的、灼热而绝望的“高烧”。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凡尔赛和约》带来的经济绞索,正越来越紧地勒住这个战败国的咽喉。

  这天傍晚,周继光从学校回来,手里拿着刚领到的“生活津贴”——一沓崭新的、面额巨大的纸马克。纸币印刷粗糙,油墨味刺鼻,上面的数字令人眩晕:十万马克。就在三个月前,同等购买力大概只需一千马克。

  “晚上好,施密特太太。”周继光用还带着口音的德语打招呼,将一部分纸币递给正在门厅擦拭已经光可鉴人楼梯扶手的房东,“这是下个月的房租。”

  施密特太太停下动作,看了看那沓纸币,没有立刻去接,而是叹了口气,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亲爱的周,你知道这些钱,在明天早上,甚至可能今晚,会变成多少吗?”

  周继光默然。他当然知道。他口袋里还有一张中午的咖啡账单:一杯普通黑咖啡,五万马克,而他刚来柏林时,同样一杯咖啡,不过几马克。

  “我昨天去市场,”施密特太太的声音带着一种麻木的疲惫,“一公斤黄油,两百万马克。我丈夫的抚恤金,一个月三百万,听起来是笔巨款,对吧?可只够买一公斤半黄油,加上几根香肠和面包,就没了。

  而我还要付这栋房子的税,维修费……我把银餐具卖了,把书卖了,把亡夫的一些勋章也卖了……可物价跑得比印钞机还快。”

  她终于接过那沓纸币,看也没看就塞进围裙口袋,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什么烫手的、无用的废纸。

  “法国人,还有那些英国人、美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榨干我们吗?”她低声说着,更像自言自语,“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煤,我们的铁,我们的土地,现在还要用这些纸来夺走我们最后一点尊严。”

  周继光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想起白天在课堂上的争论。他的教授,一位曾参与设计德国飞艇发动机的著名工程师豪斯曼博士,在讲解完一台新型柴油机的原理后,忽然摘下眼镜,对着台下的学生苦笑道:“先生们,很抱歉,我们今天讲的理论,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在别的国家变成现实。

  但在现在的德国……我们没有钢铁来铸造它的气缸,没有燃料来测试它的性能,甚至没有足够的面包来让设计它的人继续思考。”

  下课后,周继光在实验室遇到了卡尔·弗里德里希,一位四十多岁、才华横溢但衣衫略显陈旧的研究员,他正在偷偷擦拭一台精密测量仪器,准备打包。

  “弗里德里希先生,您这是?”周继光问。 弗里德里希耸耸肩,笑容苦涩:“美国底特律一家公司,给我发了聘书,薪水……用美元结算。

  周,我有个妻子,两个女儿。仅靠大学这份微薄且不断贬值的薪水,我无法让她们吃饱,更别说给她们未来。德国需要工程师,但德国现在养不起工程师。”

  他拍了拍那台仪器:“豪斯曼教授知道我要走,他没阻止,只是说,‘把知识带走,也许有一天,它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可是周,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

  周继光感到一阵心酸。这不是他第一次听说德国技术人员外流。去美国的,去英国的,甚至去苏联的……而他的祖国,也正通过各种渠道,广泛的向这些陷入困境的德国工程师、科学家、熟练技工伸出橄榄枝。

  这几年,帝国驻德使馆的商务参赞,忙得脚不沾地,据说光光今年发出的签证就超过十万份,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德国专家前往中国,为中国的一五计划服务,这真是天赐良机,可周继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晚上,周继光在租住的房间里,铺开信纸,给远在北京的父皇写信。窗外,柏林街头隐约传来混乱的声响,可能是政治集会,也可能是失业者在抗议。

  他详细描述着亲眼所见的德国惨状:“……儿今日所领津贴,数额之巨,已如废纸。房东太太之哀叹,教授课堂之无奈,研究员为生计远走他乡……此情此景,触目惊心。

  法国主导之赔款委员会,贪得无厌,1320亿金马克之天价赔款,无异于将德意志民族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绝地。

  更有甚者,占领军一切开销,竟皆须德国支付,听闻连士兵于妓院之消费,亦赫然列于账单之上,总额已达数十万马克。此非索赔,实乃羞辱,旨在彻底摧毁德人之精神……”

  周继光的信还在跨越欧亚大陆的邮路上,德国局势已急转直下。1923年1月11日,法比联军约五万人,以德国“故意拖欠煤炭赔偿”为由,大举开进鲁尔工业区。埃森、波鸿、多特蒙德……一个个举世闻名的工业城市,在刺刀和军靴下“沦陷”。

  法军以“监督工矿使团”名义,直接接管矿井、铁路、工厂,一车车煤炭、生铁被强行运往法国。

  德国总理古诺宣布实行“消极抵抗”:召回驻法比大使,停止一切赔款支付;禁止铁路、水路为占领军运输煤炭;公务员拒绝服从占领当局;企业主关闭工厂,工人领取政府补贴“静坐抗议”。

  全国总罢工开始了。鲁尔的矿山沉寂了,高炉熄火了,铁路瘫痪了。德国人用这种非暴力的、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着最后的愤怒和尊严。

  然而,抵抗需要代价。停产导致政府税收锐减,补贴罢工工人需要海量资金。钱从哪里来?德意志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开动印钞机,更加疯狂地印制纸马克。

  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彻底失控。物价每小时都在上涨。人们用洗衣篮、手提箱、甚至婴儿车装着成捆的纸币,冲向商店,抢购任何还能买到的东西——食物、肥皂、煤炭,哪怕是一根针。因为货币的价值,正在以分钟为单位蒸发。

  施密特太太有一天从市场回来,手里只提着一小袋土豆和几根蔫了的胡萝卜,脸上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

  “周,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有人用钞票当墙纸贴,因为买真正的墙纸更贵。”她甚至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们说,法国总理普恩加莱早就说了,‘宁愿占领土地,不欲接纳赔款’。他们现在如愿了,占领了鲁尔。可我们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

  周继光目睹着这一切,他在信中写道,“德国民生之艰,积累之仇恨必须发泄,或即将爆发革命,而一待机会成熟,欧洲必然又将爆发大战,此仇不共戴天……”

  而此时在北京,周鼎甲正在阅读儿子们的来信,御案一侧,是厚厚一叠来自西伯利亚的信件,长子周继业亲笔所书,字迹从工整到略带潦草却更显力道,每一封,周鼎甲都仔细读过,有的甚至不止一遍。

  他读到冬储检查的严苛与背后的惨剧,读到零下四十度“白毛风”中濒死的体验,读到移民炉火旁的挣扎与微弱希望,读到铁路兵无声的牺牲,读到渠铭远对俄国东进的悚然反思,读到张宗昌关于资源与代价的直白豪言,也读到儿子自身的困惑与成长……

  “……目睹冻毙之惨状,听闻酗酒之悲声,常感怆然。开拓疆土,固是壮举,然每一寸前进,似皆以血肉铺就。代价是否过巨?长远是否值得?儿时感迷茫。”

  周鼎甲能清晰感受到长子的蜕变:从温室花朵到经历风霜的坚韧,从抽象理念到具体认知的落地。这变化,正是他苦心期盼的。

  他提笔回信,“……知艰苦,方惜安乐;历生死,乃懂担当。西伯利亚之代价,乃强国之阶石,纵有悲声,亦不可辍。汝能于苦寒中体察民瘼,砥砺心志,朕心甚慰。保重身体,谨守章程,勿以身为贵。”

  他接着拿起次子周继光从柏林寄来的信,描述着另一个地狱:天价赔款,鲁尔被占,消极抵抗,恶性通胀,人才外流,社会在耻辱与绝望中濒临崩溃。

  字里行间充满了年轻学子的同情与愤慨,也闪烁着对德国技术潜力的敏锐观察和“借德自强”的建议。

  而几乎是同时,外交部和帝国银行也送来了关于德国局势的紧急报告,以及一份初步拟定的“对德人道主义援助及技术合作计划”草案。

  计划的核心是:以提供食品、药品等紧急援助为切入点,换取德国在工业技术、设备图纸、特别是人才引进方面的实质性让步。

  同时利用德国马克疯狂贬值、资产价格(以硬通货计)极低的机会,有选择地收购一些对帝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专利、小型精密设备乃至整个研究室。

  大规模招聘大量德国工程师、技师、科学家,许以稳定的薪酬(用黄金或美元结算)、良好的科研生活条件,吸引他们赴华工作。

  周鼎甲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海里,西伯利亚无边无际的雪原与柏林街头提着成捆废纸般钞票的行人身影,交替浮现。

  一边是物理的极寒,用最原始的方式考验着帝国的边疆韧性与统治意志;一边是经济的“高烧”,用最现代的方式摧毁着一个昔日的工业强国,并暴露出可供攫取的战略资源——不是煤炭钢铁,而是更珍贵的知识、技术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脑。

  “代价……”他低声自语,他提起朱笔,在援助计划草案上批下一个“可”字,并补充:“力度可加大,手段须灵活,目标应明确。

  首要吸纳一流技术人才,尤重机械、化工、冶金、光学。次则获取关键专利及精密制造技术。此事由皇室基金秘密渠道配合外交部、工商部执行,务求实效,勿张扬。”

  时间很快来到了1923年4月,春天的气息在尼布楚这片靠近外东北的苦寒之地,依然微弱得几乎无法察觉。残雪顽固地附着在背阴的山坡和矿渣堆上,针叶林梢头的新绿只有凑近了才能看见零星几点。

  自从四年前从溃退的俄军手中接管尼布楚并迅速扩建后,这里的矿工数量已膨胀至超过三万人,他们中主要是“劳役犯”——刑事犯、政治犯、以及各类在“铁纪”风暴中被判处强制劳动的官吏及其附属……

  周继业是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抵达矿区的。他拒绝了矿场管理局安排的车马仪仗,只带着几名护卫和记录官毛继业,骑马穿过杂乱无章的工棚区。

  低矮的木板房密密麻麻,污水在冻土融化形成的泥泞中横流,一些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妇人正在门口晾晒打满补丁的衣物,对陌生人的到来毫无兴趣。

  矿场管理局局长王德海,面色红润、穿着体面毛呢大衣,带着一众僚属匆匆迎出办公的石砌楼房。他脸上堆着殷勤而略带紧张的笑容:“殿下亲临,未能远迎,死罪死罪!矿上条件简陋,殿下……”

  “直接去矿洞。”周继业打断了他的客套,声音平淡,目光却已投向远处那不断吐出矿车、喷涌着浑浊蒸汽的主井口。

  王德海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连忙道:“殿下,井下潮湿阴寒,又兼有落石、毒气之险,实在……”

  “带路。”周继业已经调转马头。

  下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意志的考验。巨大的木质绞盘车吱呀作响,将载着周继业一行和几名矿场官员的铁笼,沿着黑黢黢的竖井缓缓降下。井壁渗出的冷水滴滴答答,冰冷刺骨。

  越往下,空气越混浊,充斥着粉尘、火药硝烟和人体闷久了的酸腐味,还有隐约的、从巷道深处传来的、单调而沉重的敲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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