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37节

　　“广州亦然！‘疍民’棚户临江而居，垃圾污水直排珠江，每年夏秋必发疫病。此番疏导，虽手段刚硬，实乃公共卫生之必需！”

　　支持整顿的声音迅速占据了上风。这不仅仅是立场的表达，更是一种生存智慧的宣告：在这间大厅里，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皇帝过去几年的屠刀是如何落下的。

　　从打天下时清算地主、扫荡黄赌毒（牵连数百万，流放千万），到去年“铁纪”风暴中血洗贪官、投机商（处决数万，流放十余万，连皇亲国戚都杀了十几个），皇帝的意志和执行力，早已用铁与血铭刻在所有人的恐惧记忆里。

　　质疑政策本身或许可以，但若被认为是在挑战皇帝的权威或否定其“强国”的根本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张元济看着眼前这一幕，握着稿纸的手慢慢松开了。稿纸上写满了对“文化考试”流于形式、执行粗暴、造成新不公的批判，对底层民众被迫迁徙苦难的同情。

　　但他最终没有站起来。他想起了去年几位在议会激烈批评“铁纪”过于严酷的同僚，不久后便因“历史问题”或“经济问题”被调查、流放。他想起了街头确实开始减少的乞丐和渐渐稳定的粮价。他很清楚执政存在的无奈之处！

　　徐世昌适时地敲了敲木槌：“诸位，肃静！市政人口事务，乃地方行政范畴，政府已有通盘考量。当下国计民生之大者，在于‘一五计划’之顺利推进。

　　据工商部最新报告，上半年钢铁产量突破二百二十万吨，煤炭逾一亿吨，物价趋于平稳，此乃国家之福，万民之幸！吾等当同心协力，共维此来之不易之局面！若有具体个案不公，可依程序向最高检呈报。今日议程，转向审议东北铁路债券发行案……”

　　话题被轻巧而坚定地转移了。吴敬恒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他身边的友人悄悄拉住了袖子。他环顾四周，看到大多数议员已经翻开新的文件，准备讨论“铁路债券”这个更“安全”、也更“实在”的议题。

　　那股刚刚升腾起来的、关于原则与民权的微弱火苗，在生存理性与对强大皇权的畏惧面前，迅速熄灭了。

　　公开的反对声浪，如同退潮般，迅速微弱下去。生存的压力和“秩序恢复”的表象，压倒了殿堂内对手段的道德审视。

　　庙堂之上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民间情绪的平息。相反，在茶馆酒肆、街头巷尾、工棚车间，暗流涌动得更加汹涌。

　　上海，闸北，一家临街的“老虎灶”（开水房）兼茶馆。

　　午后，热气蒸腾。几个刚刚下工的码头搬运工、黄包车夫、小贩模样的男人，挤在油腻的方桌旁，就着廉价的“茉莉花”茶末，低声交谈。

　　“听说了吗？老王家的老三，前个月在蕃瓜弄被抓的，考‘糊’了，发配到北边什么‘外东北’去了！”一个缺了门牙的车夫压低声音。

　　“作孽啊！那孩子才十八，就是不爱念书，可一身力气，码头扛包谁比得上？现在好了，去那冰天雪地，听说冬天鼻子都能冻掉！”

　　“识字？识字有个屁用！我隔壁弄堂的阿炳，倒是认得几个字，考过了，留下来。结果呢？塞进浦东那家纱厂当学徒，工钱比原先打零工还少，规矩多得吓死人，动不动就扣钱！昨天还被工头打了一巴掌，说手脚慢！”一个面容愁苦的小贩啐了一口。

　　“干苦力都要通过高小考试？真真是千古奇闻！”一个略显斯文、像是落魄账房先生的人摇头叹息，“朱洪武当年徙富民，好歹还给人留点家底。咱们这位……嘿，真是青出于蓝。”

　　“嘘！小声点！”缺门牙的车夫紧张地左右看看，“莫谈国事！去年菜市口……”他没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打了个寒噤。

　　去年“铁纪”风暴中，上海公开处决投机奸商和贪官的刑场，就在不远处的龙华。那血淋淋的记忆还未褪色。

　　“不过话说回来，”小贩叹了口气，“米价倒是真稳住了。前两个月吓得我差点把老婆的镯子当了囤米。现在好歹能按顿吃上饭了。”

　　“街上的‘伸手大将军’也少多了，走路不担心被抱腿了。”车夫也承认。

　　“皇帝老爷自己好像也挺……那个词咋说来着？‘简朴’？听说宫里开销抠得很，皇后亲自做饭，太子爷在西伯利亚那边冻得跟冰棍似的，其他皇子都送去番邦学打铁造机器。

　　那些个侯爷，封地倒是阔，可都在天边，比充军好不了多少。”账房先生捋着稀疏的胡子，语气复杂，“当官的更惨，去年杀得血流成河，没死的也战战兢兢。做生意的，赚了钱就得赶紧投厂子，敢乱花？‘反浪费’的刀子等着呢！”

　　众人沉默了一会。一种奇特的情绪在弥漫：怨恨是真实的，对强制迁徙和“文化筛选”感到不公与愤怒；但另一方面，一种近乎无奈的“认命”感也在滋生。

　　不过大家似乎“都一样”在被压榨，被严格管束。而皇帝像个冷酷的大家长，挥舞着鞭子，逼着所有人——从皇子到乞丐，从勋贵到小贩——朝着一个“强国”的目标拼命奔跑。他不宠溺任何人，也不特别宽待任何阶层。

　　“不患寡而患不均哪……”账房先生最后幽幽地叹了一句，道破了这复杂心态的核心。当痛苦和压力被相对均匀地分摊时，纯粹的怨恨，往往会掺入一丝扭曲的“公平感”，从而变得可以忍受，甚至成为私下抱怨后，继续埋头活下去的理由。

　　“朱元璋再世”的窃窃私语，如同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在底层社会的每个缝隙中滋生、蔓延。它是对恐惧的记忆，是对现状的讽刺，也是一种带着敬畏的、对强权本质的模糊认知。这野草烧不尽，因为它扎根于最现实的生存土壤。

　　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爵士靠在扶手椅上，听着他的中文秘书朗读几份最新整理的情报摘要和社会舆情分析，他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刚刚从上海、天津等地调研回来的年轻外交官阿瑟·兰塞姆。

　　“所以，大使先生，”兰塞姆合上笔记本，蓝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探究的光芒，“根据我这一个月的走访，可以得出结论：这场被民间称为‘考字充边’的运动，虽然引起了不少恐惧和私下抱怨，但并未引发大规模骚乱或抵抗。甚至，社会的整体秩序……似乎还因此得到了加强。”

　　另一个外交官抽着烟斗，缓缓点头：“是的，矛盾而有趣。这位皇帝，像是一个最高明的，同时又是最无情的工程师。他用鲜血清洗官僚系统和商业领域，用恐惧和强制重新配置人力资源，用绝对的控制来保证基础工业原料的供应和价格稳定。

　　结果呢？通货膨胀被遏制了，城市表面上的‘污垢’被清除了，最重要的——他的工业计划，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现实。钢铁、煤炭、水泥……这些数字做不得假。”

　　朱尔典慢条斯理地擦拭着他的单片眼镜：“代价呢？乔治，你刚才提到的民间情绪，那些‘朱元璋’的类比，那些对‘文化筛选’的怨恨。”

　　“代价是巨大的，爵士。”乔治肯定道，“数百万人被流放处决，社会自由被极度压缩，知识阶层噤若寒蝉，底层民众在恐惧和‘相对公平’的夹缝中喘息。

　　从我们的价值观来看，这无疑是专制与暴政。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国家强行转型的初期，在面临内部分裂、外部压力的巨大挑战时，这种冷酷无情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似乎……异常有效。看看德国，魏玛共和国倒是民主，可它现在是一团糟。”

　　兰塞姆插话道：“我采访过一位中国的商人，他去年差点因为‘投机倒把’入狱，损失惨重。但他现在却说：‘虽然怕，但至少知道规矩了，知道皇帝要什么了——要你开厂，要你生产，不要你囤积炒卖。跟着这个规矩走，虽然利润薄，风险大，但能活下去，甚至慢慢做大。’这很能代表一部分适应了规则的人的心态。”

　　朱尔典戴回眼镜，“那么，诸位，我们如何定义这位周鼎甲皇帝？一个东方暴君？一个务实的国家建设者？还是一个……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典型？”

　　乔治沉吟片刻，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本旧书，封面是意大利文，“我想起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

　　他翻到其中一页，“‘君主为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守信，既不应顾虑对自己残暴的谴责。’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他抬头看向朱尔典和兰塞姆：“这位中国皇帝，似乎完美地践行了这些准则。他的残暴是为了‘团结’和建立绝对权威。

　　他像狐狸一样利用各种手段发展，又像狮子一样用恐怖震慑内部反对力量；他的所有政策，无论是仁慈的还是残酷的，最终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国家的强大与秩序。爱戴？他似乎毫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有效控制与目标达成。”

　　兰塞姆若有所思：“所以，您认为他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君主？”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透镜下，是的，一个极其纯粹和高效的样本。”乔治放下书，“他不受传统儒家‘仁政’道德的束缚，也不受现代民主价值的干扰。

　　他有一套自己的、基于生存与竞争的现实主义逻辑。这套逻辑在当前的东亚，似乎正在产生惊人的力量。”

　　朱尔典公使走到窗前，望着紫禁城方向，缓缓道：“那么，对于大英帝国而言，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庞大邻国或潜在竞争者。”

　　“意味着，爵士，”乔治沉声道，“我们必须用同样的现实主义来对待他。与他打交道，感情用事或道德指责毫无意义。唯有利益、力量、以及对他那套逻辑的清醒认知，才是关键。他可以是合作伙伴，也随时可能成为最棘手的对手。因为他行事，只问利弊，不计善恶。”

　　几天后，一篇署名“G. Morrison”的长篇通讯，在《泰晤士报》的国际版显著位置刊登。标题颇为醒目：《钢铁与恐惧：论中国皇帝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治国术》。

　　文章冷静甚至略带欣赏地分析了周鼎甲的各项政策，将其统治哲学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相比较，指出其残酷的效率性，并预言这种模式若持续，将使中国在二十年内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工业强国，同时也警告西方需以全新的、非道德化的现实主义视角来审视这个正在苏醒的巨人。

　　文章在西方外交界、汉学界和商业圈引起了广泛讨论和争议。而在中国，通过外交渠道和少数流传进来的报纸，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也悄然在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中流传开来。

　　“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来自遥远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词汇，开始成为他们私下理解、诠释甚至部分合理化皇帝所作所为的一个新注脚。

　　恐惧与怨恨之外，一种复杂的、掺杂着对“强效”的隐秘惊叹与对国家命运的现实主义认知的情绪，在悄然滋生。

　　周皇帝压根没在意这些争论，在处理完令人焦头烂额的粮食与人口危机，周鼎甲将目光重新投回他心心念念的工业建设核心。他又一次开始了巡视，他第一站就来到了徐州。

　　徐州化肥厂一期工程，位于城东郊。巨大的厂区仍显空旷，但核心区域——那套从德国鲁尔区拆运、历经千辛万苦重建的合成氨生产装置，已然矗立。

　　高高的合成塔、纵横交错的管道、庞大的煤气发生炉和压缩机厂房，在苏北的阳光下泛着钢铁的冷光。

　　徐厂长今年很年轻，四十岁不到，是第一批留德的化学工程师，他亲自为皇帝讲解。他指着复杂的流程图，语气激动中带着紧张：“陛下，这就是哈伯-博世法合成氨的全套设备。

　　以焦炭、水、空气为原料，经过造气、净化、压缩、合成，最终得到合成氨。眼前这套，年产合成氨可达三万吨，可进一步加工成硫酸铵等氮肥。”

　　他引导周鼎甲来到仪表集中的操作间，指着那些闪烁着指针的仪表：“目前设备单体试车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全系统联动调试和催化剂最后活化。最迟下月初，即可投料试生产！”

　　周鼎甲仔细听着，不时发问，问题直指关键：“催化剂寿命多长？能否自产？原料焦炭供应是否稳定？能耗如何？”

　　徐厂长一一回答，末了感慨：“陛下，此设备可谓现代化学工业之冠冕。德国人视若珍宝，我们能完整拆运得来，实属不易。一旦投产，其意义……不亚于十万雄兵！”

　　周鼎甲站在巨大的厂房间，仰望高耸的合成塔，缓缓道：“徐卿所言不虚。朕看农业报告，目前亩产，即便丰年，亦不过两三百斤。缺肥是主因。

　　若有充足化肥，亩产增五成，甚至翻番，绝非虚言！中国地虽广，可耕之地有限，灾害频仍。要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支撑工业化，非此物不可！”

　　他转身，面对随行的工商、农业、财政各部大员及地方官员，声音斩钉截铁：“过去二十年，我们压倒一切的是钢铁产量，是工业骨骼。

　　未来二十年，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合成氨，是粮食，是血肉！三万吨，只是开始。我们要用十年、二十年时间，让中国的合成氨产量，达到……一千万吨！”

　　“一千万吨！”众人倒吸凉气。这几乎是当时全球合成氨产量的总和！

　　“光靠买设备，不行，我们买不起，也受制于人。”周鼎甲断然说道，“必须突破核心技术！催化剂、高压设备、特殊钢材、工艺流程……要集中全国之力，建立专门的研究所，不惜重金引进、培养人才，仿制、消化、再创新！”

　　离开化肥厂，周鼎甲一行又来到徐州机械厂，这厂长引导皇帝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车间。这里相对安静，车间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近十米的炉体。

　　“陛下，这就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建造的电渣重熔炉。”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介绍道，“在听了陛下当初的指点后，臣等首先进行了原理实验，证明很有效，然后通过小试、中试摸索，最终建成此炉。

　　此炉利用电流通过导电熔渣产生的电阻热，将普通电弧炉冶炼的钢锭作为自耗电极，进行二次精炼。可有效去除杂质、气体，改善钢的结晶结构，获得成分均匀、纯净度高、性能优异的高级合金钢。”

　　周鼎甲走近观看。炉体正在冷却，但余温尚存。旁边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几段经过重熔后银亮色的钢坯，以及一些加工成的试件。

　　“效果如何？”皇帝问。

　　工程师周仁拿起一个试件，语气充满自豪：“陛下请看！这是用此炉重熔后钢坯加工成的炮管样段。经过检测，其强度、韧性、抗疲劳性能，远超普通平炉、电炉钢！用它来制造大口径舰炮、陆军重炮、坦克装甲，寿命和安全性将极大提升！”

　　他指向车间另一角，“那边，我们正在进行电渣焊的工艺实验，旨在解决大型铸锻件的焊接难题，为将来制造更大整体部件做准备。”

　　“好！”他赞道，随即追问，“有此基础，大型锻压设备，何时能解决？比如万吨水压机？”

　　周仁与几位工程师交换了一下眼神，慎重答道：“陛下，万吨水压机涉及超大型铸锻件加工、巨型液压系统、精密控制等诸多难题。

　　臣等已有初步设计方案，并在材料、工艺上积累了一些经验。若陛下能给予持续支持，集中力量……我们有信心，在五年内，拿出中国自己的万吨水压机！”

　　“五年……”周鼎甲沉吟，“朕等得起！你好好干，资金、物资、人才，一律优先保障！直接向朕报告进度！每季一次，直送清华园！”

　　“臣等遵旨！必不负陛下重托！”车间内，响起一片激动而坚定的回应。

　　列车转往青岛，在那里，中国最大的海军造船厂正在建设中，周鼎甲需要去看一看，他看了看挂历，印象中让日本损失惨重的大地震就要来了，列宁也即将去世……

第377章 归途和征途

　　1923年8月下旬，北京，前门火车站。一列风尘仆仆的军用专列，喷吐着粗重的白色蒸汽，缓缓驶入戒备森严的站台,车门打开，率先踏上月台的是周继业。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的旧式军棉大衣，头戴同样破旧的护耳棉帽，脸庞被西伯利亚的风雪与阳光镌刻出明显的改变。

　　原本略显文弱的白皙皮肤，如今是粗粝的古铜色，颧骨处还留着未完全消退的暗红色冻疮疤痕。他整个人瘦削了许多，却挺拔如松，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经过严酷自然环境与复杂人事磨砺后的干练与力量感。

　　紧随他身后下车的是毛继业等随侍人员，然后渠铭远等关系不错的勋贵子弟，还有二十余名年轻军官，以及二十余名同样精悍、眼神警惕的士兵。

　　这些军官出身不一，有勋贵后裔，有基层选拔的干才，年龄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个个面庞黝黑，神情坚毅，衣着简朴甚至破旧，他们沉默而迅速地列队，动作整齐划一，一眼看过去，都知道，这些都是精悍之士。

　　站台上，以大元帅府秘书长谭延闿为首的一小批官员安静等候。没有盛大的仪仗，没有喧哗的欢迎，这是周鼎甲特意吩咐的——太子是去历练，不是去镀金，归来亦无需虚饰。

　　周继业向前来迎接的谭延闿等人行了军礼，声音因长期在寒冷中讲话而略显沙哑，却沉稳有力：“有劳谭秘书长与诸位久候。职部周继业，奉命自西伯利亚护路指挥部返京述职，一行共五十七人，悉数抵达。”

　　谭延闿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脱胎换骨的太子，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很明显太子历练出来了，希望他真如传说中那般仁厚，“殿下辛苦！陛下已在宫中等候，请殿下与诸位功臣随老臣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