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57节

　　“所以，”周鼎甲坐回位置，语气缓和了一些，“原来的政治安排需要调整。总理一届任期七年。我考虑，改为五年一任，可连任一次。

　　梁公，唐公，你们二位，再干一届。未来五年，是二五计划的关键期，我需要政局稳定，需要你们这样熟悉情况的老臣掌舵。”

　　梁如浩和唐才常对视一眼，既感重任在肩的压力，也有继续施展抱负的激动，连忙起身：“臣等必竭尽全力，不负陛下重托！”

　　周鼎甲点点头，又看向儿子：“继业，保定汽车厂你已经带出来了，证明了你的能力。接下来，有个更重要的地方，要交给你。”

　　周继业挺直腰板：“请父皇吩咐。”

　　周鼎甲的手指，重重地戳在地图上的一个省份：山西。

　　“山西，表里山河，资源宝库。煤、铁、铝、镁、铜……储量冠绝全国。这里，是二五计划的重中之重，是未来对苏作战的战略物资总后方，更是我们发展重化工、航空、动力的核心基地。”

　　周鼎甲原本考虑过让儿子去四川，经营“三线”。但深思后改变了主意。第一，这个时代的中国，战略上不能只满足于防守。四川作为终极堡垒固然重要，但目前阶段，更需要进攻性的工业布局，山西更合适。

　　第一，自己毕竟年过五十，虽然身体尚可，但也需考虑万一。儿子放在山西，太原到北京有铁路，未来甚至有飞机通航，数小时可达，不至于出现大问题。

　　第二，核武器、航空航天这些未来的绝对王牌，其研发和初级生产基地，都将放在山西，让太子坐镇，便于协调和保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治平衡。周鼎甲起家于北方，军队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层，多是河北、山西出身。

　　这些“北方系”人马，是 周皇帝的基本盘，虽然之前整顿山西煤炭时抓了一批贪腐官员，打压了地方势力，但根本利益需要安抚。

　　让皇太子主政山西，无疑是释放一个强烈信号：皇帝依然信任和倚重北方集团，只要忠诚能干，前途无量。那些被暂时压制的晋系家族，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将最优秀的子弟送到太子麾下效力，这既能用人，也能观察和控制。

　　果然，当“皇太子周继业将出任山西省长”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煤炭整顿中噤若寒蝉的山西各界，尤其是那些传统士绅和商贾家族，瞬间沸腾了。

　　打压是暂时的，皇太子亲临，意味着山西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他们这些地头蛇，近水楼台先得月！

　　各家纷纷紧急召集家族会议，挑选族中最精明能干、受过新式教育的子弟，准备随时响应太子征召。一股新的效忠热潮，在汾河两岸暗流涌动。

　　而为了进一步平衡各方势力，周鼎甲又做了一项安排：为儿子挑选了第二位生活秘书——张作霖的三女儿，此女母亲重视教育，子女皆通文墨，知书达理。这一下，又把东北系牢牢绑定在太子身边。

　　如此一来，太子身边：正妃韦氏（父为河北勋贵，代表新兴的勋贵贵族与北方核心系），张氏（南洋侨领之女，联系闽粤系与海外华侨），小张氏（东北系头脑子女，维系与东北出身干部的关系）。

　　唯独实力雄厚、以江浙为核心的江南财阀与士绅集团，在太子身边没有直接代表。周鼎甲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曾单独对儿子深谈：“自南宋以降，江南便是中国经济中心，文教鼎盛，财力雄厚。这是好事，也是隐患。

　　经济中心若与政治中心过度结合，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甚至滋生分裂倾向。明末江南士绅的作为，便是前车之鉴。

　　所以，政治上，我们必须搞平衡，不能让某一地域集团主导。你现在身边的人选安排，便是此意。江南的力量，要用，但必须放在整个国家框架下用，不能让其拥有超越框架的发言权。”

　　周继业若有所思：“儿臣明白了。经济上倚重江南，政治上制衡江南，用北方、东北、海外力量形成均势。”

　　“不错。帝王术，首在平衡。你要慢慢体会。”周鼎甲颔首。

　　而江南方面得知消息，自然心生不满与焦虑，但也没办法，谁让皇帝的基本盘在北方，皇帝巩固基本盘，拉拢闽粤、联络海外的布局清晰有力，他们暂时也无可奈何。

　　他们目前能做的只有更加积极地向中央政府靠拢，争取在工业投资和对外贸易中分得更大蛋糕，用经济贡献换取政治地位。一场新的政治生态博弈，悄然展开。

　　也就在周皇帝告诉大臣们，他对未来的战略判断以及扶持儿子更进一步，为未来接班做准备时，在老挝，中国正在进一步冲击着法国的殖民体系。

　　1926年9月，老挝北部，丰沙里山区。

　　雨已经下了三天，还没有停的迹象。

　　刚刚成为皇帝便宜老丈人的张作霖坐在溶洞指挥部里，面前摊着一张被湿气浸得起了毛边的地图。他的靴子沾满了红色的泥浆，裤腿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新鲜的蚂蟥咬痕，已经结痂，又被他挠出了血。

　　“妈了个巴的，”他骂了一句，不知是骂天气，骂蚂蟥，还是骂别的什么，“这鬼地方，比东北的林海雪原还难受！林海雪原好歹有个冬天，能冻死些虫子，这儿呢？一年到头都是蒸笼！”

　　副官李文田递过来一碗热茶，茶是用当地山民送的野茶叶煮的，味道苦涩，但能提神，“雨帅，喝口茶，去去湿气。”

　　张作霖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下去大半碗，抹了抹嘴，指着地图说：“文田，你看，三个月，咱们从丰沙里推到了琅勃拉邦北边一百里。

　　法国人现在剩下几个点？万象、巴色、沙湾拿吉，南边那几个。北边这一大片……”他的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都是咱们中华朝的了。”

　　李文田点头，但神色比张作霖谨慎：“地盘是占了，但要稳住，还得花功夫，那些收编的地方武装，今天是咱们的人，明天给点好处，可能又倒向法国人。”

　　“谁敢叛乱，那就灭掉！”张作霖说，“陛下给我们的任务是一步步蚕食印支半岛，把这块能生产上千万吨大米的好地方变成我们的商品粮基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用什么手段，陛下不过问。”

　　他顿了顿，又说：“法国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经营得一塌糊涂。我在万象待过两天——他娘的，那也叫殖民地首府？路是烂的，码头是破的，法国人就知道收租子，压榨土著，钱全揣自己兜里，一毛钱不往这儿投。这样的主子，谁愿意跟？”

　　李文田没接话，转身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电报译文，递给张作霖：“北京刚来的。”

　　张作霖接过来看。

　　电报不长，但意思很明确：“一、巩固现有控制区，优先保障粮食收购通道畅通； 二、避免与法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 三、继续支持土著‘自治’，但需确保其听从我方； 四、巴黎方面抗议日益激烈，行动需更加隐蔽； 五、所需物资已启运，预计下月抵达。”

　　张作霖看完，把电报折好，塞进怀里，对李文田说：“陛下这是让咱们悠着点，别把法国人逼急了狗急跳墙。”

　　“法国人现在跳得起来吗？”李文田说，“他们在摩洛哥打里夫共和国，去年五月才结束，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叙利亚那边还在镇压起义，国内经济一塌糊涂，政坛三天两头换人。这时候派大军来远东？他们拿什么来？”

　　“话是这么说，”张作霖说，“但兔子急了还咬人。咱们的策略不变，继续剥笋，一层一层剥，剥到核心，让他们自己觉得守不住，主动来谈。”

　　他站起身，走到溶洞口。

　　雨小了些，但林子里还是雾蒙蒙的，能见度不到五十米。远处传来猴子啼叫，还有不知名鸟类的古怪鸣声。这片土地，古老、沉默、潮湿，像是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征服过，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只要拿下来，修通铁路，未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是属国。

　　“文田，”张作霖突然说，“你说，咱们这么干，算不算……侵略？”

　　李文田愣了一下，没想到张作霖会问这个。他想了想，说：“陛下说过，南洋在中国治下两千多年，只不过过去打了个盹。现在咱们醒了，要把盹补回来。

　　老挝、安南、柬埔寨、暹罗、缅甸，历史上哪朝哪代没向中原朝贡过？英国人，法国人才来几年？也就几十年，咱们这是回家，不是侵略。”

　　张作霖笑了，拍了拍李文田的肩膀：“你小子，会说话。”

　　但他转过身，看着洞外无边的雨林时，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

　　回家。这个词真好听，但回家的路，是用枪、用钱、用血铺出来的。这一点，他张作霖比谁都清楚，而做好了这项工作，他就算得不到封侯，也可以让闺女在太子身边过得更好一些，这关系到老张家下一代，他必须拼命。

　　同一时间，巴黎，外交部大楼，法国殖民部长阿尔贝·萨罗、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财政部长雷蒙·庞加莱，以及陆军部的代表，四个人围坐在一张红木长桌边，每个人的脸色都比窗外的巴黎阴天还要难看。

　　桌上摊着一份报告，标题是《印度支那局势恶化评估》。

　　“三个月，”萨罗用手指敲着报告，“夏威夷会议后仅仅三个月，我们在老挝的实际控制区，萎缩了百分之六十。北部山区全丢了，中部岌岌可危，现在连万象周边都开始出现袭击事件。

　　先生们，这不是普通的土著叛乱，这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外部支持的蚕食行动，中国人的野心不仅没有被会议压制，反而极度膨胀了！”

　　白里安摘下眼镜，用丝布慢慢擦拭，语气疲惫：“北京方面的外交回复，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礼而毫无诚意。他们说尊重法国主权，对印度支那内部事务没有干涉，呼吁我们‘倾听民意’。”

　　“倾听民意？”陆军部代表冷笑，“那些丛林里的野人懂什么民意？分明是中国人在背后武装他们，训练他们，给他们钱。”

　　“问题是证据，”庞加莱说，“我们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中国军队直接参与了。所有袭击，从现场痕迹看，都是本地武装所为。武器大部分是旧式的，有些甚至是前清时期的火铳。中国人很聪明，他们把自己藏得很深。”

　　“藏得深？”萨罗提高了音量，“中国人的指挥官叫张作霖！那个中国皇帝封的伯爵，他的女儿刚刚成为中国皇太子的小老婆，现在就在老挝北部！

　　我们的情报确认了这一点。他带着一支所谓的‘开拓兵团’，名义上是垦殖公司护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

　　“那又怎样？”白里安重新戴上眼镜，“我们能因为一个中国伯爵出现在老挝，就向中国宣战吗？英国人会支持我们吗？美国人会支持我们吗？”

　　房间里沉默下来。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不仅打不过，也根本打不起。

　　摩洛哥的里夫战争，从1921年打到1926年，法国和西班牙联军花了五年时间，动用了飞机、坦克、毒气，才勉强镇压下去。军费开支超过三十亿法郎，士兵伤亡数万。战争刚结束，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报纸上天天骂政府“浪费鲜血和金钱”。

　　叙利亚那边，德鲁兹起义还没平定，大马士革的巷战打了半年，法军伤亡惨重，每天都有阵亡名单传回国内。

　　这时候再在远东开辟第三战场？

　　庞加莱说出了所有人心里的话：“财政部拿不出这笔钱。去年的赤字已经超过八十亿法郎，今年预计更糟。

　　如果我们要向印度支那大规模增兵，至少需要五万部队，配套的运输、补给、装备……初步估算，头一年就要四十亿法郎。钱从哪里来？加税？发行国债？议会会通过吗？民众会接受吗？”

　　“如果不打，”萨罗反问，“就这么看着印度支那一块一块丢光？老挝之后是交趾支*那，然后是柬埔寨？诸位，印支法兰西海外帝国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橡胶、锡、稻米、鸦片……每年给我们带来多少收入？丢了它，财政窟窿更大！”

　　“但丢了它，也比为了守住它而破产强，”庞加莱针锋相对，“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守，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守。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同情，但不会军事支持。美国？美国人巴不得所有殖民地都开放，他们好做生意。我们孤立无援。”

　　白里安叹了口气，说：“中国人私下给了口信。”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来的，”白里安说，“大意是：中法在亚洲有广泛共同利益，不应因局部问题影响大局。如果法方愿意就印支粮食出口、边境贸易、华侨待遇等问题进行友好磋商，中方持开放态度。”

　　“这是敲诈！”萨罗拍桌子。

　　“这是现实，”白里安平静地说，“中国人要的是粮食，但他们又没有金银外汇，他们想用物资换。如果我们同意坐下来谈，他们可能停止支持老挝的‘自治运动’，甚至帮我们稳定局势。如果我们拒绝……”

　　他停顿了一下，说完了后半句：“他们说，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法关系。”

　　会议最终没有结论。

　　散会时，萨罗走在最后，在门口停了一下，对白里安说：“阿里斯蒂德，我们正在见证法兰西的衰落。一点一点，一块一块，从边缘开始崩塌。”

　　白里安看着窗外的雨，说：“阿尔贝，也许崩塌早就开始了，我们只是不愿意承认。”

　　此时在万象，法国总督府，总督保罗·博杜安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白兰地，但半天没有喝一口。

　　这座城市，名义上是法属老挝的首府，实际上更像一个大一点的集镇——几条碎石路，几栋法式建筑，一座天主教堂，剩下的全是高脚屋和佛寺。

　　几个月前，博杜安还能在晚饭后，由卫兵陪着，在城里散步，和遇到的法国商人、传教士打招呼，享受那种“文明主宰野蛮”的优越感。

　　现在不行了。

　　上个月，城北三十里的一个税务站被袭击，两名越籍税务员被杀，税款被抢。

　　上周，城西的仓库遭纵火，损失了价值五万法郎的货。

　　三天前，城外修道院的法国神父收到一封恐吓信，信是用法文写的，但笔迹生硬，措辞直白：“离开，否则死。”

　　警察查不出是谁干的。土著警察要么无能，要么根本不想查——博杜安怀疑，警察局里可能已经有人被收买了。

　　他喝了一口白兰地，酒很烈，但压不住心里的焦躁。

　　楼下传来脚步声，是他的副手，中尉杜兰德。

　　“总督先生，”杜兰德敬礼，“刚收到的消息，琅勃拉邦的驻军报告，城外的桥被炸了，通往北方的公路中断。”

　　“又是袭击？”博杜安问，声音里已经没什么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