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64节
这最后一条，让会议室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安静——不是沉默，是那种众多人同时放松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无声的呼气。
周鼎甲把纸折起来，环视了一圈，说了最后一句话："这次调整，不是退步，是调整步伐。我们要走完整个路程，不是冲完前半段，具体数据有异议的，你们拿出相应的理由，我会批准，我就一个字，快，要快，我不想听到某个地方很多人冻死、饿死，这是底线！"
散会之后，梁如浩走出来，在走廊上遇到了刘笃敬，两个人并肩走了一段，没有说话，到了拐角，梁如浩停下来，对刘笃敬说："你之前有没有担心过，陛下会坚持不肯调？"
刘笃敬想了想，说："担心过。"
"现在呢？"
"现在，"刘笃敬顿了一下，"我比担心他不肯调更担心另一件事。"
"什么？"
"陛下调这么快，说明他早就知道要调。”刘笃敬压低声音，"他一开始铺这么大的摊子，就是在找承受的底线，以不能大片饿死人为底线……"
梁如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下，笑了一声，说："开国君王，大多心如铁石，陛下已经很难得了！"
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走向不同方向的廊庑，脚步声在冬天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散落在寒气里，虽然他们未必对付，但在此时此刻，必须风雨同舟！
中国工业建设大规模收缩的消息传出去的速度，在电报和无线电的时代，只需要几个小时，《泰晤士报》用了一个相当刻薄的标题："北京的退场：周皇帝的工业大跃*进遭遇现实"。
文章写道："……这位东方君主制定了恢弘的二五计划，号称要将钢铁产量做到2000万吨，赶美超英，但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触碰到了所有急进发展政策的共同边界。
物价飞涨，农村离心，黑市横行，国际收支失衡——这些症状，任何读过基本经济学的学生都能提前预见。而北京本周公布的调整方案，虽然包含了若干合理的矫正措施，但其本质仍是一次承认过度的退步。
我们不妨诚实地说：中国的工业化，需要一代人乃至两代人的时间，而不是两个五年计划，周皇帝陛下看起来终于理解了这一点……"
《纽约时报》的报道更加直接："中国皇帝向现实低头——大规模引进外资背后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新的招商引资条件，对美国企业而言已经相当诱人——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资本积累能力仍然严重不足。
用外国资本来弥补本国工业化的资金缺口，是一条走得通的路，但它意味着利润和技术的相当一部分将流回西方。中国皇帝在这笔账上，显然处于劣势的那一方……"
柏林的一家商业报纸更是写了一篇带着幸灾乐祸意味的分析："我们的许多企业家一年前还在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不需要我们的独立工业体，现在可以放心了——他们仍然需要我们，而且需要得比以前更迫切。"
这些报道在欧美社交圈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大多数读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撑不了多久，这个帝国的工业化梦想，不过是一场提前被现实叫停的白日梦。
周鼎甲看到这些报道的摘要，是在一个下午喝茶的时候，秘书王晋安把剪报摘要放在旁边，小心地观察着他的表情。
周鼎甲把那几张纸看完，然后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说什么。
王晋安忍不住问："陛下，要不要找人写一篇回应的文章？"
周鼎甲摇了摇头，淡淡地说："不用。"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不用，但他心里是清楚的。
他在等。
他知道一件事，一件所有那些写嘲讽文章的记者和分析员都不知道的事——距离华尔街那场大崩溃，只剩下不到两年了。
那些现在还在嘲讽他的美国企业，通用、福特、GE、标准石油，此刻正在用他们在漫长繁荣期里积累的巨大产能，拼命生产着各种商品，仓库越来越满，需求却在一点一点地走向天花板。再往后走，那个崩溃就来了，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资本四处寻找出路。
而到那时，中国这边有什么？一个贬了值的货币，一个更低的工资成本，一个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一个现在正被他们嘲笑着的、被迫打开了更大门的市场。
到那时，他们会来的。
他们会带着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流水线、他们的管理经验，敲响中南海的大门，求着签合同。
而到那时，谈判桌两边，谁更主动，谁更被动——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只是在等。
他端着茶杯，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坐着，等着。
1928年三月里，陕西渭河平原的降水就只有往年的四成。
四月，甘肃的河西走廊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龟裂地面。
五月，山东的部分县区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有效降水，小麦在拔节期开始发黄。
旱灾，在1928年的春天，以一种令人绝望的确定性降临了。
但这一次，它的杀伤力，比那段未被改变的历史要小。
提前收进国库的粮食——那些因为提高了收购价、农民愿意多卖出来的余粮——在春天开始发放到受灾县份。
二五计划收缩之后，大量从工地上释放回来的农村劳动力，回到了田间，用更多的人力来弥补降水的不足，挖渠、打井、抬水灌溉。
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加急签下的粮食进口合同，三月里开始陆续到港，分批向内地调运。
铁路的运力，因为一批非战略性线路建设的暂停，空出了部分能力，用来调配救灾物资。
以工代赈的项目在灾区大规模展开，把失地失收的农民转化为有组织的劳动力，既防止了流民潮，又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
这一切，都有赖于那个在1928年元月做出的决定。
没有那次调整，粮食储备不够，劳动力出不来，铁路运力腾不开，灾情就会扩散成更大的饥荒。
但调整来了。
杨有柱在高家庄村，把地窖里的那批小麦卖了一半——按新的收购价，比去年多换了三成的钱，他在五月里去镇上买了一批砖，工钱还没着落，但砖买了，那批砖在院子里堆着，盖着一张旧油布，等着秋收之后有钱了请工匠来砌。
他的大儿子，二十三岁，看着那堆砖，说了一句话："爹，今年能砌起来了。"
杨有柱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张油布重新压实了一下，拍去上面的一把浮土，然后转身去检查田里的小麦苗——今年旱，苗有些弱，但活着，还在长。
而到了1928年7月，统计局的数据出来了：上半年全国钢铁产量，612万吨，这个数字，低于二五计划原始目标的七成，但高于调整后修订目标的一成二。
周鼎甲在那份统计报告上看了很久，然后在末尾空白处写了两个字：
"够了。"
612万吨，不够他想要的，但等到大萧条各种设备烂在那里，等洋人们求着来建厂，那个数字会涨得更快，接下来的10年，三千万吨肯定能做到，这足够打一场世界大战了！
1928年7月，莫斯科，苏共中央局。
斯大林把北京情报站发来的综合报告放在桌上，从头到尾扫了一遍，那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1927年冬天：通货膨胀，黑市横行，农民拒绝售粮，工厂物资短缺，以及最终的那次大规模政策调整。
报告后面附了几家西方主要报纸的摘要，大意都是嘲讽中国的退步。斯大林把那几页剪报翻过去，没有兴趣，他盯着的是那份情报本身，想了很久，然后说出了他的判断。
"同志们，"他扫视了一圈在座的中央局委员，"这份报告，我认为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参考的方向，和西方资产阶级报纸的解读，恰恰相反。"
他吸了一口烟："西方人说，周皇帝失败了，他退缩了，他向现实妥协了。但他们没有问为什么他退缩，他退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根本原因，是他不敢动农民。他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不得不取消摊派，不得不向农民让步。
因为这个拿破仑一样的皇帝，统治基础就是广大的农民——无数小资产阶级，他害怕农民饿死，害怕农民反他。这，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软弱性所在。"
莫洛托夫在旁边点头，做着记录。
"他没有办法彻底整合农业资源来支持工业化，"斯大林继续，"因为他舍不得，因为他的制度，他的拥护者不允许他那样做。结果呢？他的工业化速度，始终受制于农民愿意交出多少，而不是工业化需要多少。这就是他的天花板。"
他站了起来，走到挂着地图的墙边，转过身："而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天花板。农业集体化，必须加快推进。我们要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进集体农庄，要把粮食集中起来，要把每一分剩余都转化为工业资本。"
"这会有痛苦，"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平静，"但痛苦是暂时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中国跑得更快，才能在下一场战争来临之前，建成真正的重工业基础。"
会议室里，没有人反对。
在那张将成为历史的会议记录上，这天的决定被记录为："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进程，提高粮食征集力度，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物资基础。"
窗外，莫斯科的夏天正在最好的时节。白桦树在阳光里摇着，河面上有帆船慢慢经过。
这是1928年，世界还有一年多的繁荣时光。
第388章 大灾之年
1928年6月，陕西渭南，王老栓在自家地头蹲了很久。
他六十二岁，在这块地上种了四十年的麦子，见过旱，见过涝，见过蝗虫铺天盖地飞过来把庄稼啃成光杆的年景。但这一年的旱，他没见过。
麦苗死了。不是枯萎，是真死了——拔出来，根部已经干脆如枯草，轻轻一折，断口里没有一点水分。
他把手里的麦苗放下，坐在地头，掏出旱烟袋，点上，抽了一口，又灭了。
旱烟袋在嘴里转了转，最后被他收回去放进口袋，他不想抽烟。他想喝水，但井里的水已经下降了，每天能打上来的量，要省着喝。
"老栓，"邻地的赵麻子喊他，"你说，这年头，还能活吗？"
王老栓没有立刻回答。他仰头看了看那片无情的蓝天，然后说："以前，活不活，看天。现在，也许……看人。"
他说这话，不是笃定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太相信的期待——因为他听说，县里来了人，说皇帝要赈灾，说要送粮食来，说要打井，说要……他不知道那些话有几分真。
但七月初，他看到了真的东西，那是一列长队，从县城方向的土路上卷起一片黄尘，向合阳县的方向开来。
走在最前面的，不是人，是机器，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亲眼看见卡车——三辆"复兴一号"卡车，涂着暗绿色的油漆，载着装在麻袋里的粮食，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旱野里格外显眼。
王老栓站在路边，看着那三辆卡车慢慢开过来，开过他身边，扬起一阵尘土。
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
后来，他对儿子说："那三辆铁家伙，比三十匹马还能驮，比三百个人还快，而且不喝水——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一团浆糊，就是想，这东西，要是咱们有几辆，今年的旱，也许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宝鸡，陇海和宝成铁路交汇处，西部最重要的铁路调度中心。调度主任方大志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大堆电报，每一份都是催粮的——来自渭南、咸阳、延安、庆阳……各地的告急，像雪片一样涌进来。
他面前的那张铁路运力分配表，已经被改了六七遍，满是划掉重写的痕迹。
副主任刘永志走进来，把一份新电报放在他桌上："工业部加急，淮海省调的三批粮食，已经在郑州，需要今天下午给一个通过时刻表。"
方大志拿起那份电报，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正在心里做一道算术题：两条运力是有限的，每天能通过的列车数量有上限。
而现在，两条铁路要同时完成赈灾粮食的运送、工业物资的调拨、军队物资的保障，以及普通旅客和货运的需求——它们全都在争那条狭长的铁路线。
"把今天下午四点到七点的三个货运时槽，给赈灾粮食，"方大志说，"其他的往后推。如果有单位投诉，让他们来找我，我给他们解释。"
"煤矿那边已经投诉两次了，"刘永志说，"说煤炭调运延误，影响关中的工厂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