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71节

　　王石头不说话了，低头扒饭。

　　李建国在他旁边坐下，语气缓和了一点：“石头，我知道你们不习惯。我也不习惯，我河北人，也爱吃面食。

　　但咱们来这儿是干啥的？是开荒种粮，是给老家那些挨饿的乡亲们挣一条活路！咱们苦一点，累一点，病一点，算什么？老家那些人，连苦的机会都没有！”

　　他指了指营地外那片刚开出来的稻田：“你看看那些地，水多得用不完，一年能种三季，一季的收成顶老家三年！等这批稻子收了，运回老家，能救活多少人？你想想这个，还觉得米难咽吗？”

　　王石头抬起头，看向那片绿油油的稻田。

　　是啊，水多得用不完。

　　在老家，浇地得用轱辘从几十米深的井里一点一点绞水，一亩地浇一遍得花两天时间。这里呢，水渠修好，闸门一开，水自己就流进田里，半天就能灌满。

　　而且这里暖和，稻子长得快，听说三个月就能收一季。一年三季，加起来能出七八百斤稻谷，顶老家十亩旱地的收成。

　　这些粮食，运回陕西，能救多少人？

　　王石头想起了他离开老家时，村口那些送行的乡亲，那些瘦巴巴的孩子，那些眼神里满是期盼的老人。他们拉着他的手说：“石头，去了南方，好好干，多打粮食，回头救救咱们……”

　　他把碗里的饭扒干净，连一粒米都没剩。

　　李建国拍拍他的肩膀：“这就对了。下午去卫生所，让大夫再看看你那疹子，药膏按时抹，水必须烧开了喝。这是纪律，不是跟你商量。你病倒了，就少一个劳力，就少打一份粮食。”

　　“我晓得了，队长。”王石头说。

　　下午，王石头没下田，去了卫生所。

　　卫生所也是竹棚子，里面简单隔成两间，外间看病，里间放药品。大夫姓陈，三十来岁，是从南京调来的，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检查了王石头的疹子，说：“还是湿热引起的，药膏继续抹。另外，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来领一碗药茶，是清热祛湿的，喝了能好得快些。”

　　王石头问：“陈大夫，这病……不会传染吧？”

　　陈大夫笑了：“不会，就是个过敏。你们从北方干燥地方来，突然到这种湿热环境，皮肤不适应，很正常。过几个月，身体适应了就好了。”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有件事我得严肃跟你说——疟疾。这里蚊子多，有些蚊子带疟疾，被咬了会发高烧，打摆子，严重了能要命。所以晚上必须挂蚊帐，白天尽量穿长袖长裤，抹防蚊药膏。这是生死大事，不能马虎。”

　　王石头点头：“记下了。”

　　从卫生所出来，王石头没回营地，而是绕到了营地后面的一片坡地。

　　坡地上种的不是稻子，是甘蔗。

　　甘蔗是前几天刚种下去的，是从广东请来的农技员带来的种苗，说是适合这里气候的良种，长得快，糖分高。

　　王石头走到一根刚冒头的蔗苗前蹲下，用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嫩绿的叶子。

　　他想起刚来时，农技员砍了一截甘蔗给他们尝，他咬了一口，汁水迸出来，甜，甜得发腻，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东西，饴糖都比不上。

　　农技员说，这种甘蔗，种好了，一亩地能产好几吨，能榨糖，能酿酒，能卖钱。赚到钱能买更多粮食，运回老家。

　　王石头站起来，看向更远的地方。

　　远处是连绵的丘陵，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农技员说，那些森林底下，有红木，有柚木，有各种珍贵的木材；山里有锡矿，有铁矿，有宝石。

　　这些东西，都是宝，只要能吃苦，能活下去，能把这些宝挖出来，种出来，老家那些人，就有救了。

　　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一些，路过一片刚开垦的菜地时，他看到几个同乡正在种菜——白菜、萝卜、豆角，都是从老家带来的种子。菜长得不太好，有些蔫，可能是还不适应这里的水土。

　　但总会适应的。

　　就像他们这些人，总会适应的。

　　晚上，王石头躺在竹棚里的木板床上，挂好了蚊帐，抹了药膏，喝了药茶。身上还是痒，但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窗外传来虫鸣，叽叽喳喳的，和老家夜里的虫鸣不一样，更密，更响。

　　他闭上眼睛，想起了老家那片旱得冒烟的土地，想起了村口那棵枯了一半的老槐树，想起了爹娘送他走时那双含泪的眼睛。

　　然后他对自己说：“王石头，你得活着，你得干出个样子来。等粮食运回去那天，你得挺直腰板站在村口，告诉所有人——南边有水，有地，有活路。”

　　虫鸣声里，他慢慢睡着。

　　而此时在西贡郊外，某安全屋，阮爱国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后，手里拿着一份情报简报。简报的内容，是中国武装人员在越南南部、暹罗、柬埔寨边境地区的渗透情况，以及法国殖民当局的应对——收缩、避让、不抵抗。

　　他从事反法独立运动已经很多人了，在法国、苏联、中国都待过，见过各种主义，各种路线，各种力量的博弈，而现在，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中国在建立交趾省之后，正在向南渗透，他们用各种方式削弱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控制，这对安南的独立运动来说，本该是好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似乎可以高兴。

　　可北面的周皇帝虽然反动殖民，支持民族自决，但他十分敌视苏联，中国的报纸上，时不时就能看到批评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不断“输出革命”、“干涉内政”的文章；中国的官方立场，是“走自己的路”，既不依附西方，也不倒向苏联。

　　这就让阮爱国很尴尬。

　　他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把法国人赶走，但阮爱国这几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不断发展壮大，他也逐步相信共产主义是解放殖民地、实现民族独立的正确道路，而中国皇帝，显然不会支持一个亲苏的安南独立政权。

　　更麻烦的是，根据他得到的情报，中国皇帝对印度支那的规划，是“一分为三”——越南、柬埔寨、老挝各自独立，而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支那联邦。

　　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分而治之，更好控制，但不符合阮爱国的理想——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印度支那，而且还想收回中国的交趾省。

　　更要命的是，种种信息显示，中国想要建立的是新朝贡体系，外交、军事不允许敌对中国，经济上融合，换句话说就是允许中国的经济侵略，还要保护华人华侨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一个新问题，法国人走了，中国人来了，安南会不会只是换了一个主子？

　　安全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来，是阮爱国的助手，叫阿明。

　　“先生，韦大山那边传来消息了，”阿明低声说，“他在巴松村和昆西拉谈妥了，三十支枪，两千发子弹，下周交货。条件是昆西拉要联合周围三个村子，组成联防队。”

　　阮爱国放下简报：“韦大山这些人……你怎么看？”

　　阿明想了想，说：“很能干，很务实，不空谈主义，只谈实际利益。他给那些首领送枪，送粮食，帮他们训练，但从不要求他们表态支持中国，也不要求他们接受什么思想。他就是说——你们自己站起来，我们支持你们。”

　　“那他到底要什么？”

　　“他要的，是法国人走，是这片地方稳定，是中国的商路畅通，资源能运出去，”阿明说，“至于以后这里是什么制度，谁当权，只要不妨碍中国的利益，他好像不在乎。”

　　阮爱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才是最可怕的。不在乎主义，只在乎利益。这样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可能收回的。”

　　阿明点头：“那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合作吗？”

　　“合作，必须合作，”阮爱国说，“法国人是眼前的敌人，必须赶走。中国是未来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我们现在需要枪，需要钱，需要训练，中国敢给，我们就拿。但记住——”

　　他盯着阿明的眼睛：“拿中国的枪，不能变成中国的傀儡。我们的目标，是真正的独立，是社会主义的印度支那，不是从一个殖民者换成另一个宗主国。”

　　“我明白，”阿明说，“那苏联那边……”

　　“继续联系，”阮爱国说，“莫斯科那边，我会再写信说明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我们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利用中国的力量赶走法国，但保持思想的独立，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他说这话时，语气坚定，但眼神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

　　这条路，太难走了。

　　就像在刀锋上跳舞，左边是中国的现实利益，右边是苏联的意识形态，下面是无底深渊。

　　但他没有选择。

　　安南要独立，就必须借助一切能借助的力量，哪怕这力量有毒，也得先喝下去，再想办法解毒……

第390章 四个一代

　　周鼎甲把那份关于南方渗透进展和阮爱国小集团的最新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油灯的火焰，想了很长时间。

　　他想到了前世的历史——918事变，日本的关东军炸了柳条湖，然后入侵东三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谴责，国联开了会，发了文件，日本依然拿下了整个东北，代价只是退出了国联。

　　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同样是谴责，只是被表面制裁，意大利依然拿下了那片土地，但背上了一个"侵略者"的名声，最终走向了轴心国的死胡同。

　　他在心里把这两个案例想了一遍，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确实有能力拿下印支吗？有；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吗，或许有；会不会影响口碑？有可能！

　　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不是因为他停下来了，也不是因为他惧怕被制裁，而是因为这不是最优解。此时二五计划还没完成，工业体系还有太多短板，军队的机械化程度还远不够，就算代价不大，但会不会影响到大萧条时期的大引进？肯定会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旱灾还在持续，国内物资压力不小，但开春之后，华北还凑合，下了几场雨，七成的收成还是有的，而问题最严重的陕甘人口不到2000万，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又不是那帮子昭和参谋，自然不愿意冒险！

　　更重要的是，他在北边还要面对苏联，在东边还有日本，这两个方向的压力，才是他真正需要做好准备的方向。

　　印支，可以慢慢来，用渗透，用时间，用一点一点的蚕食，等到时机成熟了，那片土地已经有了足够的我方力量，正式接管不过是走一个程序。

　　他拿起笔，在那份报告末尾写了几个字："渗透继续，不加速，不冒进，农村包围城市，一步步把法国人赶进城市，要充分发挥阮爱国这批人的破坏力……"

　　然后他把笔放下，开始想另一件事——明天要动身去北京机器厂，然后去电子管厂，然后去西安，有些事情，他等了很久了。

　　1929年4月12日，北京机器厂，大型锻造车间，当周鼎甲走进车间的时候，一台机器正在运转。

　　轰——

　　那声音低沉、饱满，带着一种让人胸腔共鸣的震动感，像是地底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发力。头顶的钢梁在微微颤动，这是12000吨自由锻水压机在工作。

　　它就那样站在车间中央，像一座四层楼高的灰色建筑，粗大的立柱，巨大的主缸，每一个螺栓都有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

　　此时此刻，一根巨大的钢锭被天车送到锻压位置，水压机的活塞缓缓压下来，把那根钢锭一点一点地锻压成型。

　　厂长赵汉民站在周鼎甲旁边，大声说——因为机器的声音太响——："陛下，这是正在锻造的万吨级货轮的主轴，长度十一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锻压件。"

　　周鼎甲看着那根正在被缓慢压制成型的钢锭，深吸了一口气，有了这玩意，老子腰杆子直了，就在此时，德国首席顾问韦尔纳走了过来。

　　克劳斯·韦尔纳曾在克虏伯和MAN工作了三十年，来中国之前是德国重型机械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说一半德语一半汉语，混在一起，旁边跟着一个年轻翻译。

　　他对周鼎甲说——翻译跟着转述——："陛下，我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您当初提出要用电渣焊来解决主缸焊接问题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我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冶金和焊接基础，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周鼎甲说："然后呢？"

　　"然后你们的工程师做到了，"韦尔纳说，他脸上有一种德国人特有的、认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非常真诚的敬意，"你们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路解决了万吨水压机问题，你们的水压机只有2300吨，比德国的要轻1000吨，你们的更出色，恭喜您！"

　　“多谢，这也离不开贵国的支持！”

　　韦尔纳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他真正想说的话："陛下，我在德国工作了三十年，我知道什么叫基础工业能力，什么叫工程创新。今天，我必须告诉您——中国可以制造战列巡洋舰了。这台机器，可以锻造所有您需要的大型关键部件。"

　　旁边的几个中国工程师，听到这句话，眼前一亮，很快低下头，让别人看不见。周鼎甲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韦尔纳先生，谢谢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