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10节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⒁。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⑴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6天丧母，14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注释⑵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日报》等。
注释⑶
《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注释⑷
谢泳在所著《储安平——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注释⑸⑹
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着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注释⑺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9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⑻
楼邦彦（1912-1979）教授。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⑼
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历史剧《官渡之战》等。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⒁。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⑴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6天丧母，14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注释⑵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日报》等。
注释⑶
《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注释⑷
谢泳在所著《储安平——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注释⑸⑹
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着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注释⑺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9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⑻
楼邦彦（1912-1979）教授。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⑼
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历史剧《官渡之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