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58节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