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60节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 “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 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 “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 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