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78节
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
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
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
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
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
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
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
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
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
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
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
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
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
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
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
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
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
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
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
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
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
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
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
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
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
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
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
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
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
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
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
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
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
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
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
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
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
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
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
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
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
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
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
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
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
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
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
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
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
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