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第3节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篇、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庄、钮因与张鸣歧不洽，自请外调，张鸣歧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愕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较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篮（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较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柳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对我们原都不大习质，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木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件，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象蔡愕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皇皇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摹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学科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落千丈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捧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作极精采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摹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浑名叫做“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倍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满清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薰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薰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驭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鉴〔伯器）为难。
蔡得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徉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据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末成熟，不愿暴露身分，所以和桂林极为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二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材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二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愕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谘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销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愕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愕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老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笠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笠。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宜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四章：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
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睡，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的注重广西，自因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据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逾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坤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于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满清时代，搞革命的都被目为“叛逆”，随时可以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投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
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惟以事出仓卒，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坤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谘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宜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宣布独立。同时由谘议局推举沈秉坤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夭，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谘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部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拍，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素前进。在讨论这问题时，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在大家呼喊下，我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总值日官因在大队中又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来辅助我。我便带着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担任搜索，向李家村进发。
这是我们第一次战备行军，大家知道这不是演习，所以都难免有点紧张。我们几个担任搜索的同学，自然更为警锡。当我们出门不远，前面忽然有一个黑影跃起，跳入路旁草丛里。有一个胆小的同学，一时沉不住气，举起枪来，便向那黑影连发两晌。这一支没有作战经脸的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颇为慌张。迨真相弄明白了，才知道那黑影是一只狗，见到大队人群走来，向草中逃避而已。大家这才安心继续前进。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
当我们到达就地休息之时，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我们这一百多名陆小学生的到来，甚出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于剿灭叛军，似有成竹在胸，不须我们参加。双方磋商之后，我们的总值日官和他们的负责官长向我们表示：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可暂时回家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我就决定回家暂避。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我家树头村在桂林之西，两地相去百余里，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我既决定回家，便带了自己的六八步枪，自李家村向两江圩走去。边走边问，路虽不熟，但是方向是不错的。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我便停下来休息。但是这村庄上却没有卖食物的店铺。最后有一间小店内的几位壮年人答应替我去买几个鸡蛋，要我稍等一下。我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其他留下的几个人则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我顿时觉得有点奇怪，提起枪来，就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庄一两百码，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将上来，其中有人竟拿着鸟枪和刀棒。他们追近了我，便咳喝：“站着！”我度其来意不善，也连忙将刺刀装上，问他何事，他们便支吾其辞，但是仍向我走来。我便警告他们不许接近，否则我耍开枪了。他们知我有备，同时他们的武器也远没有我的钢枪厉害，所以他们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我也急忙赶路回家。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较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篮（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较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柳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对我们原都不大习质，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木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件，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象蔡愕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皇皇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摹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学科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落千丈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捧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作极精采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摹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浑名叫做“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倍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满清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薰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薰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驭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鉴〔伯器）为难。
蔡得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徉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据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末成熟，不愿暴露身分，所以和桂林极为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二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材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二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愕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谘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销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愕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愕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老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笠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笠。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宜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四章：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
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睡，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的注重广西，自因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据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逾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坤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于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满清时代，搞革命的都被目为“叛逆”，随时可以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投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
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惟以事出仓卒，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坤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谘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宜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宣布独立。同时由谘议局推举沈秉坤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夭，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谘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部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拍，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素前进。在讨论这问题时，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在大家呼喊下，我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总值日官因在大队中又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来辅助我。我便带着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担任搜索，向李家村进发。
这是我们第一次战备行军，大家知道这不是演习，所以都难免有点紧张。我们几个担任搜索的同学，自然更为警锡。当我们出门不远，前面忽然有一个黑影跃起，跳入路旁草丛里。有一个胆小的同学，一时沉不住气，举起枪来，便向那黑影连发两晌。这一支没有作战经脸的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颇为慌张。迨真相弄明白了，才知道那黑影是一只狗，见到大队人群走来，向草中逃避而已。大家这才安心继续前进。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
当我们到达就地休息之时，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我们这一百多名陆小学生的到来，甚出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于剿灭叛军，似有成竹在胸，不须我们参加。双方磋商之后，我们的总值日官和他们的负责官长向我们表示：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可暂时回家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我就决定回家暂避。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我家树头村在桂林之西，两地相去百余里，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我既决定回家，便带了自己的六八步枪，自李家村向两江圩走去。边走边问，路虽不熟，但是方向是不错的。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我便停下来休息。但是这村庄上却没有卖食物的店铺。最后有一间小店内的几位壮年人答应替我去买几个鸡蛋，要我稍等一下。我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其他留下的几个人则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我顿时觉得有点奇怪，提起枪来，就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庄一两百码，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将上来，其中有人竟拿着鸟枪和刀棒。他们追近了我，便咳喝：“站着！”我度其来意不善，也连忙将刺刀装上，问他何事，他们便支吾其辞，但是仍向我走来。我便警告他们不许接近，否则我耍开枪了。他们知我有备，同时他们的武器也远没有我的钢枪厉害，所以他们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我也急忙赶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