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第39节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九月九日乘京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九月十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江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娟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娟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衔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夭“之感。十六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帝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去的。“胡沉默了半响。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了“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己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一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份的人，不象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八章：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一）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八月一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微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十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十五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召覆灭。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九月九日乘京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九月十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江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娟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娟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衔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夭“之感。十六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帝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去的。“胡沉默了半响。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了“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己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一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份的人，不象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八章：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一）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八月一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微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十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十五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召覆灭。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