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第69节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时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二）
原来在我主政之初，我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我竞选副总统时期的政敌孙科。孙氏原于上年十二月中句继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三）
孙科在和我闹那点小蹩扭期间，他显然是错估了当时国内政局的客观形势。他的不顾大局的行动，当时颇为一般立法委员所不满。孙氏固为立法院之前任院长，但是这时竟有立委鼓躁要投孙氏不信任票。孙氏为此颇感尴尬，乃向我递辞呈。我把辞呈送回，并劝他和我和衷合作共济时艰。但是三月七日他再度坚辞。那时既然大部立委也认为孙科非济乱之才，我也就只好让他辞职了。
但是遴选一位孙氏继任人亦殊属不易。几经考虑之后我决定邀请何应钦将军担任斯职。何氏原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刚自纽约卸任归来。我要白崇禧和吴忠信二人专程前去劝请，然为何氏拒绝。三月九日我又亲自赴沪登门邀请，但是何氏坚拒如故。可是我以我们二十二年前，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下野时，我二人在南京共撑危局的旧事说动他。
”敬之兄，“我说得极为诚恳，”历史现在正在重演。蒋先生二度下野，南京又已危如累卵。你能忍心看你以前的老同事今日独撑危局而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似乎颇为我的诚挚言辞所感动，他答应帮忙，但在蒋先生点头之前，则不敢妄动。我乃立刻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蒋家请示。蒋说：”请德邻兄自己安排罢。我是位退休之人，何能代作主张呢？“
何氏闻言，更加不敢遽出，请我收回成命。我乃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亲往溪口向那位”退休之人“再为请示一番，最后何氏才接受了我的任命。
何应钦虽然终于衔命出山，但是我二人为组新阁，还是伤透脑筋。新阁员——尤其是财政部长——如何遴选呢？前财长徐堪请辞，不愿复任。我们希望报请陈光甫或张公权这两位沪上金融巨子，能出任财长，但是他二人都婉拒了。我们再请他二人推荐，最后他们才提出刘攻芸。刘氏时任中央银行总裁，颇为蒋氏所信任。我未识其人，亦未闻其名，但他倒是何之旧交，他总算是接受任命了。
可是我自沪回京之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辞职事件，此辞呈来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为补吴氏遗缺，我想请翁文灏出任。但我又有点迟疑，因翁曾任行政院长。按中国官场惯例，以相国之尊来屈就秘书长，似与体制不合；但我还是决定一试。谁知出我意料，翁氏竟然一口答应了。文灏说：”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国家今日已残破到如此地步，我还能谈到什么个人委屈与否呢？“
我对刘、翁二人之毅然出任，真具由衷之敬意，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家抽身之不暇，谁还想投身政海呢？他二人之不计个人利害，毅然而来，真是全凭一腔爱国热忱。谁知翁氏接篆未几，蒋氏便密派私人予以面斥并出语下流。此人说翁氏一辈子安富尊荣，都为蒋氏之所赐，如今旧主刚才退休，翁氏便卖主求荣，投靠桂系，实为无耻之尤云云。翁氏为之气愤不已。其后翁氏卒于一九五一年投奔中共，可能便是受蒋氏这种狭隘心肠所刺激的结果。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时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二）
原来在我主政之初，我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我竞选副总统时期的政敌孙科。孙氏原于上年十二月中句继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三）
孙科在和我闹那点小蹩扭期间，他显然是错估了当时国内政局的客观形势。他的不顾大局的行动，当时颇为一般立法委员所不满。孙氏固为立法院之前任院长，但是这时竟有立委鼓躁要投孙氏不信任票。孙氏为此颇感尴尬，乃向我递辞呈。我把辞呈送回，并劝他和我和衷合作共济时艰。但是三月七日他再度坚辞。那时既然大部立委也认为孙科非济乱之才，我也就只好让他辞职了。
但是遴选一位孙氏继任人亦殊属不易。几经考虑之后我决定邀请何应钦将军担任斯职。何氏原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刚自纽约卸任归来。我要白崇禧和吴忠信二人专程前去劝请，然为何氏拒绝。三月九日我又亲自赴沪登门邀请，但是何氏坚拒如故。可是我以我们二十二年前，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下野时，我二人在南京共撑危局的旧事说动他。
”敬之兄，“我说得极为诚恳，”历史现在正在重演。蒋先生二度下野，南京又已危如累卵。你能忍心看你以前的老同事今日独撑危局而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似乎颇为我的诚挚言辞所感动，他答应帮忙，但在蒋先生点头之前，则不敢妄动。我乃立刻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蒋家请示。蒋说：”请德邻兄自己安排罢。我是位退休之人，何能代作主张呢？“
何氏闻言，更加不敢遽出，请我收回成命。我乃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亲往溪口向那位”退休之人“再为请示一番，最后何氏才接受了我的任命。
何应钦虽然终于衔命出山，但是我二人为组新阁，还是伤透脑筋。新阁员——尤其是财政部长——如何遴选呢？前财长徐堪请辞，不愿复任。我们希望报请陈光甫或张公权这两位沪上金融巨子，能出任财长，但是他二人都婉拒了。我们再请他二人推荐，最后他们才提出刘攻芸。刘氏时任中央银行总裁，颇为蒋氏所信任。我未识其人，亦未闻其名，但他倒是何之旧交，他总算是接受任命了。
可是我自沪回京之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辞职事件，此辞呈来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为补吴氏遗缺，我想请翁文灏出任。但我又有点迟疑，因翁曾任行政院长。按中国官场惯例，以相国之尊来屈就秘书长，似与体制不合；但我还是决定一试。谁知出我意料，翁氏竟然一口答应了。文灏说：”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国家今日已残破到如此地步，我还能谈到什么个人委屈与否呢？“
我对刘、翁二人之毅然出任，真具由衷之敬意，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家抽身之不暇，谁还想投身政海呢？他二人之不计个人利害，毅然而来，真是全凭一腔爱国热忱。谁知翁氏接篆未几，蒋氏便密派私人予以面斥并出语下流。此人说翁氏一辈子安富尊荣，都为蒋氏之所赐，如今旧主刚才退休，翁氏便卖主求荣，投靠桂系，实为无耻之尤云云。翁氏为之气愤不已。其后翁氏卒于一九五一年投奔中共，可能便是受蒋氏这种狭隘心肠所刺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