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第72节
上游共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共军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四月二十一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四月二十二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八章：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于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后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于会仙墟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力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五月二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后，径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抵桂林后，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于四月二十九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五月二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后，见我意志消沉、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的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传到外面去，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后，当然喜出望外。嗣后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民国十六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后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镳。及至二十六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后亦然。“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五月三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五月四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五月七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三）
四月二十一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四月二十二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八章：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于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后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于会仙墟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力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五月二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后，径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抵桂林后，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于四月二十九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五月二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后，见我意志消沉、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的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传到外面去，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后，当然喜出望外。嗣后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民国十六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后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镳。及至二十六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后亦然。“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五月三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五月四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五月七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