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第74节
沈发藻兵团在名义上虽辖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两军，事实上这两军等于空番号。沈氏所部只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弹械两缺，战斗力异常薄弱。自赣县南撤后，沈军遂退守粤赣交界的大庾岭，阻共军南下广东。此时原在粤东一带的胡琏兵团如接受国防部命令，协守大庾，刘安琪兵团再适时赶到，则共军于短期内绝无翻越大庾岭的可能。无奈蒋先生硬要破坏此一防守计划，致大庾天险，瞬亦拱手相让。9月中旬，共军第四野战军自赣南分两路南下攻粤。一部突破大庾防线，沿北江而下，直趋曲江；一部自大庾以东突入粤东真空地带，直趋广州。广东防线未经任何激烈战斗，便土崩瓦解了。
（三）
在此期间，西北防线在中共政治与军事双重攻势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义原驻察哈尔的孙兰峰和驻防绥远的董其武两部军队共约四万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编，而且共军主力的四个野战军中，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滞留西北地区对付胡宗南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伊斯兰教部队之外，其他刘伯承、陈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早已渡长江，深入东南和西南地区作战。以故毛泽东深恐发号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胁，乃特派傅作义率大批政工人员到察、绥向孙、董暨军民人等进行广泛的安抚说服工作，并许以若干优待条件。我政府闻此消息，立即采取对策，遴选要员中委徐永昌于5月中旬飞往包头，邀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等将领晤面，进行拉拢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属山西籍，谊属同乡，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后，又同为阎锡山将军的重要干部，私交甚笃。徐氏负此使命，应可胜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义率孙、董两部军队撤往宁夏，至万不得已时，即退守甘、陕，甚至退入四川，作困兽犹斗的打算。不料形格势禁，在大局急转直下之际，所谓形势比人强。徐、傅诸人在包头虽曾一度于严肃暗淡的气氛中集会，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来的意义与目的，继由傅作义慷慨陈词，略谓：国军已至”兵败如山倒“的绝境，民心军心已去，败亡仅指顾间事。即使勉强将察、绥残余之众撤至宁夏或甘、陕，甚至四川，亦无补于大局的危亡，徒增军民的痛苦与牺牲。倒不如听天由命，替国脉民命保存一点元气之为愈。兼以傅作义秉性诚实，不愿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小小的政治斗争。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务，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彻头彻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论，傅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朝鲜战争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朝鲜战争，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兰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伊斯兰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的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章：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六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民国二年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民国十八、民国十九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五月三十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三十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着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七月十四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
（二）
七月二十六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撩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七月二十八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三十日遂原机返穗。
八月二、三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八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三）
在此期间，西北防线在中共政治与军事双重攻势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义原驻察哈尔的孙兰峰和驻防绥远的董其武两部军队共约四万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编，而且共军主力的四个野战军中，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滞留西北地区对付胡宗南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伊斯兰教部队之外，其他刘伯承、陈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早已渡长江，深入东南和西南地区作战。以故毛泽东深恐发号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胁，乃特派傅作义率大批政工人员到察、绥向孙、董暨军民人等进行广泛的安抚说服工作，并许以若干优待条件。我政府闻此消息，立即采取对策，遴选要员中委徐永昌于5月中旬飞往包头，邀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等将领晤面，进行拉拢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属山西籍，谊属同乡，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后，又同为阎锡山将军的重要干部，私交甚笃。徐氏负此使命，应可胜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义率孙、董两部军队撤往宁夏，至万不得已时，即退守甘、陕，甚至退入四川，作困兽犹斗的打算。不料形格势禁，在大局急转直下之际，所谓形势比人强。徐、傅诸人在包头虽曾一度于严肃暗淡的气氛中集会，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来的意义与目的，继由傅作义慷慨陈词，略谓：国军已至”兵败如山倒“的绝境，民心军心已去，败亡仅指顾间事。即使勉强将察、绥残余之众撤至宁夏或甘、陕，甚至四川，亦无补于大局的危亡，徒增军民的痛苦与牺牲。倒不如听天由命，替国脉民命保存一点元气之为愈。兼以傅作义秉性诚实，不愿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小小的政治斗争。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务，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彻头彻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论，傅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朝鲜战争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朝鲜战争，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兰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伊斯兰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的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章：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六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民国二年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民国十八、民国十九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五月三十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三十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着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七月十四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
（二）
七月二十六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撩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七月二十八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三十日遂原机返穗。
八月二、三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八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