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 第32节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的体育外交风云故事，其过程峰回路转、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当中最曲折艰难、最精彩的，当是羽毛球方面的经过。以致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得滔滔不绝，兴致盎然。
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1977年5月7日，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
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让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就是制造“两个中国”；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判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
7月31日，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会后，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别无他法，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
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
“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接着，我就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霍英东说。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底、1978年初，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仪式，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好笑的是，开会成立时，连会长也选不出来，个个都不想当，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
“世界羽联成立后，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而国际羽联则不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欧洲有‘汤姆斯杯’，是最权威的。所以，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赢了，大家也不觉得重要。
“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我们在杭州、北京、曼谷、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邓小平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尼、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不久，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第四十四章效力内地台湾图谋暗杀
因为霍英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蒋”，引起台湾的敌视。有一段时间，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消息：台湾派了3个暗杀小组到香港，准备暗杀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霍英东，但霍英东对此却处之泰然。
台湾派人图谋暗杀霍英东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外交行为。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经图谋暗杀霍英东，并且已有实际行动。那是1983年底，内地在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3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3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后来，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也写及此事：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
一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交谈时，我曾问及此事。
“那时是否真的有台湾特务过来要暗杀霍生?”
“我们接到情报；我当时还提醒他小心一些，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是什么直接原因，搞到台湾要用这种行动?”
“是体育活动，霍生当时在国际体育界，搞得台湾很狼狈。”
“霍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他自动自觉，还是中方授意?”
“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对暗杀传闻处之泰然
就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一事，我曾经问过霍英东本人。
“曾听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要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对付你，有没有这回事?”
“那时是有这种传闻，我无法知道是真是假，我不一定相信。如果台湾真的要杀我，那也……”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防备措施?”
“没，没有，因为我们……”
这件事，我也与霍震霆谈过，我问当时他们有没有特别的防范措施，他答道：“没的……我们对这种事……我和霍生(霍英东)……他在政界、商界、体育界做不少事，但他坚持一条，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如果日日担惊受怕，去哪里也带保镖，做人没什么意思!”
据霍氏集团资深职员凌汉伟先生对我说，台湾方面图谋暗杀霍英东的传闻，不但在香港传开，连内地一些地方也有所闻。他说：“大约是在1983、1984年，霍英东到中山去，中山方面还特别提及此事，并征求随行人员的意见：需不需要给霍生特别保护?对这件事，霍生处之泰然，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防范。”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霍英东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尤其是1984夏季，他更不顾一切，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霍英东说，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捧场。
第四十四章效力内地台湾图谋暗杀（2）
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块金牌，异常高兴，他对记者说：“中国的金牌一枚枚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记者问他：“你贵人事忙，为何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而老远跑到美国来?”霍英东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升起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末了，他又补充说：“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
霍英东这次赴洛杉矶，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安全防备，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进进出出，一切如常。
从不担心被人绑架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被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派人刺杀，震惊世界。国民党对一些敌对人士采取过激行为的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岛内岛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改变以往的做法。
几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跟随霍英东几十年的一位秘书，谈及霍英东为何不曾去过台湾时，这位秘书说：“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记者又问，是否霍英东对国民党有看法?秘书答道：“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霍震霆去过两次台湾，一次是去观摩在台湾举行的女子足球赛，另一次是作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的董事，赴台为公司的一条大货船主持下水仪式。我曾问他：两次到台湾有否担心一些什么?他淡然地说：“没事的。”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特殊的政治身份，似乎近年内都不可能赴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到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的地方走走、看看，我想霍英东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霍英东对于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他的传闻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传闻呢?还是根本就不畏惧这种暗杀行为?我想，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
事实上，霍英东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的问题，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霍生，你是否担心过被人绑架?”我问。
但霍英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当然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其它办法帮别人……”
“那些匪徒绑架人，往往不是报复、寻仇，而是为了钱财……”我说。
霍英东说：“那也没办法，比如今天山顶公路不通，我不也是一个人坐缆车下山来。”
“有没有被人恐吓过?”
“没有。”
其实，霍英东不担心被绑架之类的事，与他的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我和凌汉伟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心里的一些想法。
“对暴力、黑社会这种事，霍生怎么看?”我问凌汉伟。
他答道：“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呢?”
“我觉得，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我想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太重要……”
“他身边不少朋友，何贤、何鸿燊、王德辉都出过事，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霍生从小习惯在街头打球，后来又时常带球队到各地比赛，周围跑，他已经习惯了……”
在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出门，总有保镖跟随，前呼后拥的；相反，贵为超级富豪的霍英东，却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霍英东可能是最平民化的一位。别的不说，就说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中华游乐会虽是一个私人会所，但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里面锻炼、吃饭，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每天到中华游乐会的有
好几百人，而霍英东在那里完全是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1993年初，霍英东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因而这两年，他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载着霍英东的轿车行走在路上，前面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警车护驾，相当有气派。但在香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一次，闲谈之中，我问霍英东：“这两年，每次到内地有成班人为你护驾，感受如何?”他淡然而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待遇而已。在香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多好!”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敢对港英指点
虽然受港英歧视的阴影一直没散去，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与港府的关系已逐渐缓和、改善。进入90年代，处事低调、绝少对港英当局评价的霍英东，在国际场合公开抨击英国、港府，引起广泛关注。
王匡指港府官员诽谤霍英东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周旋于国际体坛，与台湾代表针锋相对，结果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表面上，霍英东与港英政府的关系却似乎有所缓和、改善。
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已逐渐淡出香港商界，也可能是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经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一番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而在此之前，港英方面不仅对霍英东采取不接触的歧视态度，还处心积虑地封杀他的发展空间。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霍震霆和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应该可以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经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经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是，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有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经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说：“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
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候曾有过几次。此事看来有些蹊跷。港英当局虽然历来认为霍英东的那段经历是“走私”行为，且有备案，但一直没有公开就此表态，那为什么在80年代初翻出“旧账”，其意如何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放弃独力发展信德中心事出有因
应该说，港英方面在那时翻出陈年旧账，是有其意图的。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
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1977年5月7日，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
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让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就是制造“两个中国”；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判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
7月31日，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会后，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别无他法，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
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
“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接着，我就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霍英东说。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底、1978年初，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仪式，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好笑的是，开会成立时，连会长也选不出来，个个都不想当，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
“世界羽联成立后，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而国际羽联则不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欧洲有‘汤姆斯杯’，是最权威的。所以，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赢了，大家也不觉得重要。
“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我们在杭州、北京、曼谷、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邓小平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尼、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不久，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第四十四章效力内地台湾图谋暗杀
因为霍英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蒋”，引起台湾的敌视。有一段时间，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消息：台湾派了3个暗杀小组到香港，准备暗杀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霍英东，但霍英东对此却处之泰然。
台湾派人图谋暗杀霍英东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外交行为。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经图谋暗杀霍英东，并且已有实际行动。那是1983年底，内地在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3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3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后来，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也写及此事：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
一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交谈时，我曾问及此事。
“那时是否真的有台湾特务过来要暗杀霍生?”
“我们接到情报；我当时还提醒他小心一些，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是什么直接原因，搞到台湾要用这种行动?”
“是体育活动，霍生当时在国际体育界，搞得台湾很狼狈。”
“霍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他自动自觉，还是中方授意?”
“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对暗杀传闻处之泰然
就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一事，我曾经问过霍英东本人。
“曾听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要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对付你，有没有这回事?”
“那时是有这种传闻，我无法知道是真是假，我不一定相信。如果台湾真的要杀我，那也……”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防备措施?”
“没，没有，因为我们……”
这件事，我也与霍震霆谈过，我问当时他们有没有特别的防范措施，他答道：“没的……我们对这种事……我和霍生(霍英东)……他在政界、商界、体育界做不少事，但他坚持一条，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如果日日担惊受怕，去哪里也带保镖，做人没什么意思!”
据霍氏集团资深职员凌汉伟先生对我说，台湾方面图谋暗杀霍英东的传闻，不但在香港传开，连内地一些地方也有所闻。他说：“大约是在1983、1984年，霍英东到中山去，中山方面还特别提及此事，并征求随行人员的意见：需不需要给霍生特别保护?对这件事，霍生处之泰然，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防范。”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霍英东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尤其是1984夏季，他更不顾一切，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霍英东说，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捧场。
第四十四章效力内地台湾图谋暗杀（2）
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块金牌，异常高兴，他对记者说：“中国的金牌一枚枚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记者问他：“你贵人事忙，为何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而老远跑到美国来?”霍英东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升起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末了，他又补充说：“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
霍英东这次赴洛杉矶，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安全防备，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进进出出，一切如常。
从不担心被人绑架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被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派人刺杀，震惊世界。国民党对一些敌对人士采取过激行为的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岛内岛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改变以往的做法。
几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跟随霍英东几十年的一位秘书，谈及霍英东为何不曾去过台湾时，这位秘书说：“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记者又问，是否霍英东对国民党有看法?秘书答道：“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霍震霆去过两次台湾，一次是去观摩在台湾举行的女子足球赛，另一次是作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的董事，赴台为公司的一条大货船主持下水仪式。我曾问他：两次到台湾有否担心一些什么?他淡然地说：“没事的。”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特殊的政治身份，似乎近年内都不可能赴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到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的地方走走、看看，我想霍英东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霍英东对于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他的传闻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传闻呢?还是根本就不畏惧这种暗杀行为?我想，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
事实上，霍英东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的问题，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霍生，你是否担心过被人绑架?”我问。
但霍英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当然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其它办法帮别人……”
“那些匪徒绑架人，往往不是报复、寻仇，而是为了钱财……”我说。
霍英东说：“那也没办法，比如今天山顶公路不通，我不也是一个人坐缆车下山来。”
“有没有被人恐吓过?”
“没有。”
其实，霍英东不担心被绑架之类的事，与他的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我和凌汉伟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心里的一些想法。
“对暴力、黑社会这种事，霍生怎么看?”我问凌汉伟。
他答道：“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呢?”
“我觉得，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我想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太重要……”
“他身边不少朋友，何贤、何鸿燊、王德辉都出过事，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霍生从小习惯在街头打球，后来又时常带球队到各地比赛，周围跑，他已经习惯了……”
在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出门，总有保镖跟随，前呼后拥的；相反，贵为超级富豪的霍英东，却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霍英东可能是最平民化的一位。别的不说，就说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中华游乐会虽是一个私人会所，但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里面锻炼、吃饭，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每天到中华游乐会的有
好几百人，而霍英东在那里完全是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1993年初，霍英东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因而这两年，他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载着霍英东的轿车行走在路上，前面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警车护驾，相当有气派。但在香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一次，闲谈之中，我问霍英东：“这两年，每次到内地有成班人为你护驾，感受如何?”他淡然而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待遇而已。在香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多好!”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敢对港英指点
虽然受港英歧视的阴影一直没散去，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与港府的关系已逐渐缓和、改善。进入90年代，处事低调、绝少对港英当局评价的霍英东，在国际场合公开抨击英国、港府，引起广泛关注。
王匡指港府官员诽谤霍英东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周旋于国际体坛，与台湾代表针锋相对，结果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表面上，霍英东与港英政府的关系却似乎有所缓和、改善。
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已逐渐淡出香港商界，也可能是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经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一番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而在此之前，港英方面不仅对霍英东采取不接触的歧视态度，还处心积虑地封杀他的发展空间。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霍震霆和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应该可以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经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经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是，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有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经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说：“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
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候曾有过几次。此事看来有些蹊跷。港英当局虽然历来认为霍英东的那段经历是“走私”行为，且有备案，但一直没有公开就此表态，那为什么在80年代初翻出“旧账”，其意如何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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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港英方面在那时翻出陈年旧账，是有其意图的。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