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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 第34节

董建华是董浩云的长子,他1937年生于上海,后随父亲到台湾、香港,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81年,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从此独力掌管家族商业王国,并经历了董氏集团所遇到的惊涛骇浪。1992年底,彭定康就任港督后,重组行政局,董建华应邀入局;第二年的年初,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1995年底,香港传媒更盛传他是首届香港行政长官。
后来,霍震霆也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东方海外’主要是资金周转问题,内地银行都支持,我们参与,帮助渡过难关。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虽然霍家父子所透露的只有这些,但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那1.2亿美元并不是霍英东的钱,而是来自内地的银行,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1996年3月,我再次就“东方海外”的问题追问霍英东,但霍英东还是不愿透露其中的详情,只是说:“这件事,道义上要保密。不久前,我到北京,曾经征求过交通部黄镇东部长的意见,但他也是认为暂时不应公开其中的详情,尤其是这个时候。”
霍英东的这番话透露了一个事实:当年支持董建华重建财务的,就是中国交通部。那么,这可能与交通部属下的驻港企业——“招商局”有联系,因为“招商局”的主要业务也和“东方海外”一样,经营海运业;且“招商局”又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基地,它出资支持,自然方便。
虽就霍英东本身并没有动用自己的资金,注入“东方海外”,但由于:“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问题,而霍英东的身份很特别,与台湾关系向来又较为紧张,那他为什么还是答应充当代理人角色呢?有一点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可能是出于友情的考虑,因为他与“东方海外”的创办人董浩云早年是很好的朋友。
霍英东不愿谈注资“东方海外”的事,但有一次,他却兴致一来,主动向我讲述他和董浩云的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以及两人多年的交往。
“我和董浩云的关系很微妙,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是巧,六几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坐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很是有缘分。
“好像是1968、1969年,我和董浩云有兴趣合作在香港发展货柜码头。那时,货柜运输在全世界刚刚兴起。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
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那时,最大的货柜码头,我们中标,码头在葵涌,即现在的一、二、三、四号码头。后来,香港政府要我们担保,每年至少有20万个箱,但当时全香港也没20万个箱,我们要有船停泊才行,董浩云的船要改装才行,那时货柜运输全世界没人相信能成功。后来就放弃了。之后,货柜运输发展很快,全世界都要搞货柜港口……”
正由于与董浩云有这样的交往,所以历来对朋友很讲情义、乐于帮人的霍英东,在董氏集团出现财政危机时,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霍英东的这项投资,先决条件是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但是霍英东的介入,无疑给一些怀疑董氏集团难以支撑下去的投资者打了一支“强心针”,有助董氏集团之财务重组顺利完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董氏家族私有的金山船务公司于1990年清偿所有债务,而东方海外亦于1992年宣告渡过艰难债务重整时期,并且于1994年有近1亿港元的盈利。
不少报章都说霍英东仍透过他所持有30%股权的董氏信托,持有东方海外75%的权益。但真实的情况是,早几年,霍英东就已经把自己持有的东方海外股权全部卖回给董建华。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支持北京亚运

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霍英东非常高兴。他主动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游馆;又投资2.3亿多港元,在北京城内兴建高级酒店——贵宾楼。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后,他撰文说:“我有幸亲眼看到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捐款1亿建亚运游泳馆
霍英东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多年来,他活跃于亚洲体坛,为亚洲的体育事业倾尽全力,贡献很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慷慨捐赠,尽心尽力,饮誉神州,广为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
1984年9月,第8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预赛,参赛队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全部住在白天鹅宾馆,其住宿费用几十万元全由霍英东独力承付。预赛期间,霍英东也住在白天鹅,他特别交代酒店负责人,要尽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尤其要让中国的“国脚”吃好、住好、休息好。
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让霍英东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有一次,亚洲女子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女足以10比0大胜马来西亚队,霍英东看完比赛,逢人就说:“中国女队大胜使我非常高兴。过去在香港看球赛,常常看到中国队输波(输球),而今大不相同了。”兴奋之下,霍英东提出让全世界的“女脚”也来一次大赛,好让中国“女脚”再显威风。
在霍英东的力促下,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终于在1991年于广州成功举行。他还为这届女子足球赛开球。
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举行前夕,霍英东捐出200多万港元,声明将这笔款项奖励给在奥运会上夺标的运动员,以鼓励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好成绩。奥运期间,他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汉城,到现场观看比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夺标,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熟悉的国歌在耳畔回响,霍英东异常高兴。
每次到国外观看世界性的体育比赛,霍英东总是对自己说:“如果一些国际性的运动会,如亚运会、奥运会,能在我们国家举行就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取得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之后,北京市开始筹建亚运村工程,该工程规模浩大,耗资巨大,前所未有,一开始就出现资金紧缺。
中国主办亚运会,这是霍英东多年的愿望,如今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他非常高兴。当北京筹建亚运村的消息传来,霍英东主动宣布,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里的游泳馆。
一年之后,一座气势雄伟的英东游泳馆就屹立在亚运村。在建成之时,英东游泳馆是亚洲最大的游泳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有6000多个观众席。馆内有国际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放松池等一系列泳池,比赛泳池底下还装有摄影、灯光和音响设备,并且配备保持水质洁净无菌的全自动水循环系统。
1989年春,邓小平、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到亚运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北京市领导向邓小平等人介绍亚运村的工程进度,当提到霍英东捐款1亿港元与建一座游泳馆时,邓小平顺着手势望过去,见到气势恢宏的英东游泳馆,频频点头称好。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基金会为此给霍英东颁发特级荣誉证书。霍英东接受证书时,简单说了一句:亚运会将是中国体坛最大的盛会,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此出点力。
贵宾楼成为北京市又一景观
除了捐资兴建体育馆,霍英东为配合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还在北京城内兴建一家高级酒店——贵宾楼。
贵宾楼是霍英东和北京市合资兴建,霍出资2.3亿多港元。贵宾楼坐落在天安门城楼的左侧,其左边紧挨着著名的北京饭店。由于地理位置特别,建筑师在设计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外观与天安门、故宫这些传统建筑物庄重的基调相和谐,高度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结果,贵宾楼只建到第10层,拔地39米。
贵宾楼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酒店,客房里清一色花梨木明清式家具,电视机、冰箱这些现代化的电器全部放在传统的雕花木门的明式大座柜;二楼大厅,有一堵赫红色宫墙,原是皇城真迹,但设计师不仅没有把它拆除,还把它作贵宾楼的一部分,客人坐在厅中用餐饮茶,仿佛置身宫庭之中;二楼巧设一座室内花园,景观取材于圆明园的一处园林;而用作会议室之用的紫金厅,外形酷似故宫的“坤宁宫”。
霍英东把酒店命名为贵宾楼,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每一个到这里入住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而他刻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的皇宫式建筑物,则是想让世界各地游客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
在贵宾楼兴建过程中,霍英东每隔两周就飞来北京一次,检查工程质量,巡视工程进度。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支持北京亚运(2)
1989年5月,贵宾楼正式开张。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宫式酒店,与周围的皇城景致融为一体,成为北京市的又一景观。
接待亚洲各地前来参观北京亚运会的嘉宾,是霍英东兴建贵宾楼的初衷。贵宾楼开张后,霍英东每次住进贵宾楼,总要逐个房间、逐个角落巡视一番。亚运会开幕前夕,他提前到北京,在贵宾楼一转就是9个小时,直到深夜才回房间休息。他还想出一个点子,“准备每一种房间都住一夜,不住看不出毛病,我要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舒适。”
在亚运会期间,贵宾楼果然大派用场。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亚运会组委会租下了190套,亚奥理事会的理事、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包括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特邀的王子、公主、殿下、总理、市长们,总共178位贵宾全都住在这里,亚奥理事会执行会议也在贵宾楼召开。
继贵宾楼之后,霍英东又分别投资4700万港元和3000万港元,兴建北京首都宾馆和珠海宾馆贵宾楼。
撰文谈亚运会观感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霍英东在主席台观看了开幕式。作为一个长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而奔走呼吁、倾尽全力的海外爱国资本家,看到亚运会终于在祖国的首都举行,霍英东兴奋莫名。当天,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欣然提笔,为报纸写了一篇短文《梦想终于成了现实》,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
“我有幸亲眼观看了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旧时代的‘东亚病夫’,现在已有能力承办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运动会。亚运会已成为国际体坛上的仅次于奥运会的一项盛会,这是亚洲人自己创办、自己管理、自己组织的运动会。而这次又是由中国担任东道国,这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盘古以来炎黄子孙在自己国土上主办国际性的大型亚运会,这还是第一次,更值得珍视的是海峡两岸首次同时派代表团参赛,港、澳选手将代表港澳地区在赛场一显身手,而澳门又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们创造的成绩和金牌将属于全体炎黄子孙。世界人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在崛起,也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崛起。我们海外游子怎能不为此激动,怎能不为我们的民族感到骄傲呢!……
“第11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得以顺利召开,倾注了无数人的心血,体育事业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希望通过亚运会,真正达到团结、友谊、进步这一目的,同时,也希望借此向亚洲各国人民展现我国内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风貌,并通过体育的发展带动中华民族大业的振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与杨尚昆、阿维兰热谈足球
北京亚运会之后,霍英东的名字更广为人知,他热爱体育事业的爱国商人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他,仍然像一个“体育大使”一样,活跃于体坛。
1991年2月,霍英东应黑龙江省邀请,第一次到东北,参加第7届全国冬运会开幕式,并观看了多场冰雪比赛。对于黑龙江的体育事业,霍英东寄予厚望:“我国冰雪体育健儿主要出自黑龙江和吉林。这次短跑道速滑500米超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王秀兰,就是黑龙江的。亚布力的滑雪也是世界水平的。但黑龙江体育还应该冲出冰雪,向更多的项目发展。南方人称东北人为‘关东大汉’,发展体育有这个好条件。在第11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第一个拳击冠军不也是黑龙江人吗?这说明黑龙江省在体育方面有潜力。”
3月,霍英东在广东省、肇庆市官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肇庆星湖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场,探望正在训练中的准备参加1992年西班牙奥运会的中国赛艇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并视察了训练码头和船库。
11月18日,霍英东出席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开幕式后,就陪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到北京参观访问。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分别会见了他们。
“中国现在的足球运动水平不高,是不是说明现行的中国足球体制还不行?”宾主刚落座,杨尚昆便与他们谈论起中国的足球。
阿维兰热:“会提高的!”
杨尚昆:“是不是中国的足球体制不行?”
阿维兰热:“不。”
杨尚昆:“那么是训练得不好?”
阿维兰热:“应该说,中国队是训练有素的,踢球特别注重要灵巧,这一点,中国人已经在其他运动项目上充分表现出来了。”
杨尚昆:“为什么90分钟后再加时,运动员就跑不动了?”
阿维兰热:“中国队应该加强体力训练的强度。”
杨尚昆:“在加强训练方面,霍英东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这次女足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踢得不错。”
霍英东:“中国的足球水平要提高,一定要在少年中开展小足球运动。”他列举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球星,从“球王”贝利,到香港老一代名将李惠堂、现代的黄文伟,以及中国的容志行等等,无不是从踢小足球开始的。
杨尚昆和阿维兰热点头称是。霍英东又说:“我在中国不少地方看到一些少年踢小足球,他们踢小足球,可以不穿鞋,也不要大场地,很容易普及。练好基本功,长大了踢大场就好办了。”
阿维兰热说,从1975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后,已经来中国10多次了,但每次来都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表示相信,中国的体育运动是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1992年,霍英东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看第2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比赛。这次,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名列第四。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扬威巴塞罗那,极为高兴。中国队归国后,霍英东在沙宣道的豪宅设盛宴,招待全体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鼓励他们继续为祖国争光。
自北京成功申办亚运会后,霍英东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奥林匹克运动会有那么一天能在中国举行。
那时,霍英东希望北京申办奥运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说:“1989年年底,江泽民参加一个孔子基金会,我也参加,感觉到气氛不太好,总有一些阴影。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特别留意,14天没发生过任何事,那时,整个北京很有秩序、很清洁,人变得有礼貌,来宾反映也不错,我从中觉得恢复国家形象很重要。我想,申办奥运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对国家的经济、城市建设、精神面貌都有推动作用。日本1964年、韩国1988年办奥运,经济迅速起飞……”
1991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从此,霍英东又再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吁。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赌国铩羽而归

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父子协助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甚至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决战时刻,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本来对北京成功很乐观,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有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自杀。
允诺捐资给非洲体育基金会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
1992年,霍英东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摩第20届奥运会。期间,他宣布: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他将出资捐建一座可容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建一个主会场,所需资金约10亿港元。
霍英东虽然不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员,但事实上,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英东都参与其中,在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他,连他儿子霍震霆也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成员,出任北京申办委员会香港联络处的主任。当时,他还是香港奥委会副主席,与霍英东一样,同是国际体坛的知名人士。
北京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由于他是香港人,地位超然,于是成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霍英东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争取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霍英东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朋友,大约在1980年,霍英东曾经在沙宣道的私邸,宴请萨马兰奇等人。之后,萨马兰奇太太多次来香港,震霆夫妇都陪她四处游玩,私交很深。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霍英东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正好萨马兰奇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霍英东就捐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作为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费用。
霍英东曾向我谈及不少关于他参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情况。
“你跟多少个国际奥委会执委当面谈过?”我问霍英东。
他答道:“跟一些人见过面,但主要还是震霆与他们见面多一些。”
“你跟他们见面时,是怎样游说的?”
“根本上,在每一个场合,对每一个有关的人,我都是讲这样的大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的大事,中国经济若搞不好,10亿人的生活解决不了,世界也会受影响。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其实就是支持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英国已办过,澳洲也办过……要记住一条:奥运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非常重要!’”
“有没有执委向你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都有送东西、送礼物的。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委员,个个都有自己的资源。但非洲的委员,没有一些承诺……他们到杭州游玩,震霆去见他们,他们到香港,我们也接待他们。将近100个委员,经常来内地、香港……非洲的票很重要,他们个个互相指责,说收人家的钱……”
“事实上有没有给他们送钱?”
“没的。那时,非洲打算成立一个体育基金,找震霆当这个基金会的会长。筹备大会震霆参加,并答应若北京申办成功,就通过这个基金,捐助一些钱。”
后来,我又向震霆了解有关的情况,他介绍说:“我当时有个想法,若北京申办成功,我就向北京方面申请一两个项目在香港搞,比如风帆和赛马,这个单项香港是有条件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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