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 第40节
霍英东说，1978年，他与当时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一起坐船沿珠江考察周围的地理情况时，就已经看到南沙，并开始留意它。其实，霍英东对南沙慧眼独到，是与他的出身和一生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的。他出生于海上，早年搞驳运时常在海上、江里出没，非常熟悉省港澳的海路和水道，对水上交通的认识比别人都深；后来，他从事淘沙、填海、造港等生意，也是与海、与江河打交道，所以自然就会比别人先走一步，懂得利用海上地理优势，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
如今，在霍英东的办公室里就挂着几幅南海海平面图和珠江水利图。经常对着这些地图，霍英东对南中国海和珠江水系的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对省港澳经济，可以说他是胸有成竹，心怀全局，比一般人更能通盘考虑问题，着眼于宏观发展。
南沙之梦当可成真
一天，交谈中，霍英东对我说：“南沙，那个地方真是无人去的，怎样搞成一个新城市呢?香港搞了100多年才成这样。我希望是梦想成真!……”他说这话时，情深款款，有点像喃喃自语，眼中却充满着憧憬。
从他的话语和神情中，我感觉得到他对南沙的挚爱和热切期望。
近年，霍英东时常自言目前最大的“嗜好”是把南沙建设好，开发南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大目标。
霍英东投入南沙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一份热情。现在，除了有特别事情外，每周，霍英东就像是一只候鸟一样，定期乘坐他们公司的客船，到南沙一两天，既为南沙的开发出谋献策，也考察、检查工程进度，解决实际问题。每次上南沙，他一般都把三个儿子带上，父子齐出动，一起创造南沙开发这个跨世纪的庞大工程。
有一次，我开玩笑对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讲起来，南沙真像是霍生在大陆包的二奶(小老婆)，令他日夜挂念着，每周不回去看一下，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自在。”
那位职员笑着回应说：“是呵，心里总是挂着，不去看肯定不自在。”
那天，参观完南沙开发区之后，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和霍英东又一起坐车到广州。当天晚上，他又要从广州飞往北京，再去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商谈南沙开发大计。在路上，他对我说：“现在搞南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一世人，最喜欢的是体育。我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中国人在足球方面有这么高的职务，暂时还是我一个人。每次开会，或者看足球时，比如在美国看世界杯，克林顿总统就坐在自己隔离几行，也觉得很威风，但现在也已经是意兴阑珊，觉得看一场球要花几个钟头……在香港，与球员打球、颁奖，这类活动也花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已经尽量减少这类活动。我总是想，既然有时间，为何不去南沙看看呢?所以，当政协副主席，每次开会，我参加开幕式之后就请假……”
霍英东的一生与海有缘。
他的一生是从大海开始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拓展自己晚年的事业。每次，坐在来回香港和南沙的客轮上，看着海，霍英东总是浮想联翩，心里难以平静。他想起孩童时候的海上生活，想起东沙岛的冒险经历，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海上贸易……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想着到了2005年的时候，南沙岛是否如他所构思的那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21世纪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滨城市。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到了2005年，霍英东将是82岁高龄。
他总在期待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在采访霍英东一年多的时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霍英东实在太忙了，70多岁的人，比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要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与霍英东交谈，才真切地理解到，今时今日的霍英东还要为南沙、为家族生意奔波，除了因为他热爱南沙、喜欢挑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放心让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对于是否放手让儿子挑大梁，他仍然顾虑重重。
“你实在太忙了，有无想过减少工作负担?”我问。
霍英东回应说：“本来想减少的，但现在……”
“这是否与你们的家族经营方法有关系，大小事都要大家长做主，由他亲力亲为?”
“你要知道，人才不容易求的!”霍英东无奈地说。
“你每周都要去看南沙两次，难道不觉得累吗?”
第五十四章精诚所至美梦当可成真（4）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当然……但在内地办事，你明白，有一定的复杂性，人事关系很难处。”
停了一下，霍英东继续说：“本来嘛，现在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吃几代的。好似今日，跑了几个地方，也觉得累……以前更辛苦，要经常开会，参加体育活动，这种活动现在都逐渐减少。什么港事顾问、预委、筹委、政协、人大，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负担。讲真的，如果叫我重新做人，一定做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知我吃的那些麦片，很难吃的。……真是身不由己的!”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
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
——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如今，在霍英东的办公室里就挂着几幅南海海平面图和珠江水利图。经常对着这些地图，霍英东对南中国海和珠江水系的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对省港澳经济，可以说他是胸有成竹，心怀全局，比一般人更能通盘考虑问题，着眼于宏观发展。
南沙之梦当可成真
一天，交谈中，霍英东对我说：“南沙，那个地方真是无人去的，怎样搞成一个新城市呢?香港搞了100多年才成这样。我希望是梦想成真!……”他说这话时，情深款款，有点像喃喃自语，眼中却充满着憧憬。
从他的话语和神情中，我感觉得到他对南沙的挚爱和热切期望。
近年，霍英东时常自言目前最大的“嗜好”是把南沙建设好，开发南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大目标。
霍英东投入南沙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一份热情。现在，除了有特别事情外，每周，霍英东就像是一只候鸟一样，定期乘坐他们公司的客船，到南沙一两天，既为南沙的开发出谋献策，也考察、检查工程进度，解决实际问题。每次上南沙，他一般都把三个儿子带上，父子齐出动，一起创造南沙开发这个跨世纪的庞大工程。
有一次，我开玩笑对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讲起来，南沙真像是霍生在大陆包的二奶(小老婆)，令他日夜挂念着，每周不回去看一下，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自在。”
那位职员笑着回应说：“是呵，心里总是挂着，不去看肯定不自在。”
那天，参观完南沙开发区之后，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和霍英东又一起坐车到广州。当天晚上，他又要从广州飞往北京，再去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商谈南沙开发大计。在路上，他对我说：“现在搞南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一世人，最喜欢的是体育。我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中国人在足球方面有这么高的职务，暂时还是我一个人。每次开会，或者看足球时，比如在美国看世界杯，克林顿总统就坐在自己隔离几行，也觉得很威风，但现在也已经是意兴阑珊，觉得看一场球要花几个钟头……在香港，与球员打球、颁奖，这类活动也花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已经尽量减少这类活动。我总是想，既然有时间，为何不去南沙看看呢?所以，当政协副主席，每次开会，我参加开幕式之后就请假……”
霍英东的一生与海有缘。
他的一生是从大海开始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拓展自己晚年的事业。每次，坐在来回香港和南沙的客轮上，看着海，霍英东总是浮想联翩，心里难以平静。他想起孩童时候的海上生活，想起东沙岛的冒险经历，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海上贸易……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想着到了2005年的时候，南沙岛是否如他所构思的那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21世纪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滨城市。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到了2005年，霍英东将是82岁高龄。
他总在期待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在采访霍英东一年多的时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霍英东实在太忙了，70多岁的人，比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要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与霍英东交谈，才真切地理解到，今时今日的霍英东还要为南沙、为家族生意奔波，除了因为他热爱南沙、喜欢挑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放心让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对于是否放手让儿子挑大梁，他仍然顾虑重重。
“你实在太忙了，有无想过减少工作负担?”我问。
霍英东回应说：“本来想减少的，但现在……”
“这是否与你们的家族经营方法有关系，大小事都要大家长做主，由他亲力亲为?”
“你要知道，人才不容易求的!”霍英东无奈地说。
“你每周都要去看南沙两次，难道不觉得累吗?”
第五十四章精诚所至美梦当可成真（4）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当然……但在内地办事，你明白，有一定的复杂性，人事关系很难处。”
停了一下，霍英东继续说：“本来嘛，现在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吃几代的。好似今日，跑了几个地方，也觉得累……以前更辛苦，要经常开会，参加体育活动，这种活动现在都逐渐减少。什么港事顾问、预委、筹委、政协、人大，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负担。讲真的，如果叫我重新做人，一定做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知我吃的那些麦片，很难吃的。……真是身不由己的!”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
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
——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