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娱浪子，怎么被天仙改造了？ 第953节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