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280节

　　产业组负责供应链分析和企业对接，金融组负责资金方案和风险模型，土地组负责用地规划和基础设施评估，综合组负责统稿、数据校验和格式规范。

　　每个小组有一名组长，组长直接向发改局局长汇报，发改局局长再向韩志远汇报。

　　整个专班在年前最后三天完成了组建和分工，腊月三十当天下午做了最后一次集中碰头，然后从初二开始正式进入作业状态。

　　韩志远给专班定了一个目标：初六之前拿出初稿框架，正月十五之前完成完整版初稿，留出最后一周做打磨和优化。

　　十三个人的团队，从初二到初六，五天时间，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

　　南山区政府大楼里，四楼的会议室被改成了临时作战室，墙上贴满了白纸，上面画着各种框架图和时间线。

　　几台笔记本电脑摊在会议桌上，打印机不停地吐出一叠叠打满表格和数据的A4纸。

　　茶几上堆着外卖盒、矿泉水瓶和一次性纸杯。

　　韩志远每天至少来两次，上午一次，傍晚一次。

　　每次来，他都要听一轮各小组的进展汇报，然后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板。

　　他的工作方式是高效而强势的。

　　有争议的地方，他听完正反两方意见，三分钟之内给出决定，不拖泥带水。

　　有需要协调外部资源的地方，他当场打电话。

　　大年初三晚上，他亲自打电话给南山区内一家头部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请对方在假期期间安排一名副总裁级的专家，为方案中的金融风险模型做技术顾问。

　　对方二话没说，初四一早就把人派了过来。

　　这就是南山的资源优势。

　　作为港城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南山的辖区内聚集了全市最密集的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和高端智库资源。

　　韩志远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调动这些资源为己所用。

　　这种调动能力，不是南山区政府有多大的行政权力，而是南山区的经济体量和品牌效应，让这些机构愿意主动配合。

　　跟南山区委书记搞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

　　到初五的时候，南山专班已经拿出了方案的第一版框架。

　　框架做得很漂亮，图文并茂，数据详实，光是PPT就做了八十多页。

　　核心卖点是三个词：资源、规模、品牌。

　　韩志远看完框架后，提了一个修改意见，在方案的结尾加一章，专门阐述南山在处置元亨系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这一章的目的很明确，回应可能存在的质疑。

　　韩志远不是不知道南山在元亨事件中的被动角色。

　　元亨的理财产品爆雷，南山是重灾区，五十四亿的涉案金额，一万多户受影响的家庭，每一笔都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

　　但韩志远选择了正面应对。

　　他让专班把南山区在过去两个月里配合市金融办和公安局开展的维稳和管控措施，一项一项地梳理出来，用事实证明南山不是问题的制造者，而是问题解决者。

　　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把劣势翻转为优势，把历史包袱转化为治理能力的证明。

　　韩志远在做完这个部署之后，自己也没闲着。

　　他拿起电话，给张明知的秘书欧阳景略拨了一个拜年电话。

　　电话里聊的都是过年的闲话，但最后韩志远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景略同志，年后上班第一天，我想去市委给明知书记当面拜个年，顺便汇报一下南山节日期间的安全保障和值班情况，你看方不方便帮我约一下？”

　　欧阳景略在电话那头笑了笑：

　　“韩书记，我帮您登记一下，初七上午的日程我看看有没有空档。”

　　“不急不急，你看着安排就行。”

　　挂了电话，韩志远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端着一杯普洱茶，慢慢地喝了一口。

　　去市委拜年，汇报值班情况，这只是一个由头。

　　真正的目的，是在方案正式提交之前，当面向张明知做一次非正式的预吹风。

　　让市委书记提前知道南山的方案大致是什么思路，有什么亮点，对可能存在的顾虑做了什么回应。

　　这样，当方案摆上评审委员会的桌面时，张明知心里已经有了底，对南山的方案也有了一个正面的预期。

　　这种提前量，是官场竞争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

　　龙化区那边的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

　　龙化区委书记程晓峰的风格和韩志远截然不同。

　　韩志远是体系派，讲究大团队作战、流程化推进。

　　程晓峰是猛将派，讲究重点突破、以点带面。

　　他的方案编制小组只有七个人，比南山少了将近一半。

　　但这七个人都是他亲自挑选的，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业务尖子。

　　发改局副局长，工信局总工程师，国资委的资产评估专家，财政局的预算编审科长，加上程晓峰本人负责统稿协调。

　　小而精，快而准。

　　程晓峰给团队定的基调只有一句话：

　　“别人有的优势我们不去比，把自己独有的优势放到最大。”

　　龙化独有的优势是什么？

　　地利。

　　元亨汽车的超级工厂，就在龙化区境内。

　　那片一千多亩的土地，那些从德国进口的世界一流生产设备，那些已经搭建了一半的厂房结构和基础设施，全部在龙化。

　　如果重组项目落地龙化，整车厂连搬都不用搬，直接在原地恢复建设和调试就行。

　　这个优势，是南山和平江都不可能具备的。

　　程晓峰的方案核心逻辑很简单：最小成本，最短时间，最低风险。

　　工厂已经在龙化了，设备已经在龙化了，配套的水电气管线已经接好了，周边的交通配套也修建完毕了。

　　这些已经沉没的投资，如果项目不在龙化落地，就全部打了水漂。

　　反过来说，如果项目落地龙化，这些已经投入的几十亿元基础设施，立刻就变成了可以直接使用的资产，等于为新项目省掉了巨额的建设成本和时间。

　　这笔账，程晓峰让财政局的预算编审科长算了一笔。

　　如果项目不在龙化落地，仅厂房和基础设施的重建成本，保守估计就超过四十亿元，时间至少需要十八个月。

　　而在龙化，这个数字是零。

　　时间也近乎为零。

　　程晓峰把这组对比数据作为方案的核心武器，安排在方案的开篇就亮出来，作为一记直击评审委员心理防线的重锤。

　　除此之外，程晓峰还在方案中重点强调了龙化区政府对元亨工厂所在片区的“属地管理经验”。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龙化区政府围绕元亨汽车工厂，建立了一整套服务保障体系，包括交通疏导、环保监测、治安巡逻、劳动纠纷调处等。

　　这些经验和机制，在项目重组后可以无缝衔接，不需要从头摸索。

　　龙化区的团队，同样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

　　从初三开始，七个人挤在龙化区政府办公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白天写方案，晚上改方案，吃的是外卖盒饭，喝的是速溶咖啡。

　　程晓峰每天会来一次，坐一两个小时，把当天成果过一遍，提几条意见，然后离开。

　　他不像韩志远那样事无巨细地盯着每一个环节，但他提的每一条意见都直指方案核心逻辑，让团队不得不服。

　　初五那天，程晓峰在审阅初稿的时候，突然停下来，问了一个问题：

　　“周志远副省长带的工作组，在元亨工厂里待了一个多月了。”

　　“他们掌握的工厂真实情况，比我们自己都清楚。”

　　“如果评审委员会里有工作组的人，或者工作组的核心结论被提供给了评审委员会作为参考，那方案里关于工厂现状的描述，就必须和工作组的结论完全一致。”

　　“谁去核实？”

　　团队成员面面相觑。

　　程晓峰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我来。”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龙化区与省工作组对接的联络人。

　　“小吴，工作组的周副省长或者他的副手，假期期间有没有在港城？”

　　“周副省长初二就回粤州了，工作组留了一个三人的值守小分队在工厂。”

　　“值守小分队的负责人是谁？”

　　“省工信厅装备处的一个副处长，叫陈以翔。”

　　“帮我约一下陈副处长，初六上午我去工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