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97节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

　　现实中，公安局长的站位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省厅的态度，政法委的指令、市委倾向，以及他自己对局势的判断。

　　在疫情期间，郝建军的表现中规中矩。

　　万家昌牺牲后，陈捷主导起草了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公安局在四十八小时内调拨了近两千名警力进驻社区卡口。

　　这件事的执行力度和速度，让郝建军在陈捷面前赢得了一个令行禁止的印象。

　　而陈捷在省级调度会上当面点名违纪干部，推动红十字会整改，以及在常委会上用数据说话的风格，也让郝建军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超出礼节范畴的审视和关注。

　　“郝局长。”陈捷站起来和他握手。

　　“陈书记，抱歉，迟了十来分钟。”

　　“没事，坐。”

　　三个人落座。

　　茶几上三杯水，一份报告，一个档案袋。

　　陈捷没有急着切入正题，而是先把刚才和钟卫国聊到的信访态势简要介绍了一下，然后问郝建军：

　　“建军同志，最近治安层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关注的苗头？”

　　郝建军简要通报了三月上旬的治安态势。

　　随着封控放松，刑事案件虽然总量仍低于去年同期，但结构在变化。

　　诈骗类案件明显上升，特别是以复工复产补贴，企业纾困贷款为名的电信诈骗和合同诈骗。

　　另外，涉疫物资的假冒伪劣案件在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出现了一个集中报案高峰。

　　“假冒伪劣这一块，具体是什么情况？”陈捷接过话头。

　　“主要集中在口罩和消毒液。”郝建军从随身带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简报，“二月下旬到三月五日，全市共接到涉疫物资质量投诉和报案三十七起。”

　　“其中口罩质量不达标的有十九起，消毒液成分含量不足的有十一起，防护服相关的有四起，其他三起。”

　　“经侦支队对其中十五起重点案件进行了初步调查，已经锁定了六家供应商，其中三家是武河本地企业，两家是外地企业在武河设立的临时经营点，一家是线上渠道无法追溯实体地址的。”

　　郝建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翻了翻手里的简报，又道：

　　“另外，根据钟书记前段时间的工作部署，经侦支队和市场监管局联合对疫情期间新增进入防疫物资供应体系的企业做了一次资质审查和经营范围变更的梳理。”

　　“梳理结果怎么样？”陈捷问道。

　　郝建军翻到简报第三页：

　　“疫情期间，通过应急审批渠道新增进入防疫物资供应体系的本地企业一共四十三家。”

　　“其中三十六家的资质，经营范围和进入时间点都正常，属于特殊时期紧急扩产或转产的合理企业行为。”

　　“有七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

　　“异常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经营范围在短时间内做了临时增项，从原本的非医疗领域跨界进入医疗物资代采购或供应，增项时间点和进入供应体系的时间点高度吻合。”

　　“二是注册资本和实际业务规模不匹配，注册资本很小但第一笔订单的体量很大。”

　　“三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结构存在多层嵌套，股权穿透后的终端持有人信息模糊。”

　　“七家异常企业里，有没有特别值得关注的？”陈捷继续问。

　　郝建军翻了翻简报，指着其中一行数据：

　　“异常特征最集中的有两家。”

　　“一家叫恒信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本是做实验室耗材批发的，二月三日突然增加了医用防护用品的经营范围，二月五日就通过应急审批进入了全市保供企业名录，二月八日拿到了第一笔订单，二十万只医用外科口罩，从增项到拿单，不到五天。”

　　“速度确实快了一些，但在疫情应急状态下，审批程序被简化过，所以单看这个速度本身，不能直接定性为异常。”

　　郝建军的手指滑到了下一行：

　　“另一家叫鼎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捷面无表情。

　　郝建军继续道：

　　“这家公司的情况比恒信达更复杂一些。”

　　“它原本的主营业务是工程项目咨询和管理服务，和医疗物资完全不搭界。”

　　“一月底通过临时增项加了一条医疗物资代采购服务，二月上旬进入保供名录，第一笔大单是五十万只N95口罩中的二十万只。”

　　“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在疫情期间突然变成了医疗物资供应商，而且第一笔订单就拿到了单批次最大的份额，这个组合确实不太常见。”

　　陈捷一直认真听着，但实际上，他在用上一世的记忆对答案。

　　“经侦支队对这家公司做了一次初步的工商信息核查。”郝建军继续翻简报，“公司注册于2017年，注册资本五百万，法定代表人叫周志明。”

　　“股权结构比较简单，周志明持股60%，另一个自然人林涛持股40%。”

　　“从工商信息来看，没有明显的异常。”

　　“但经侦支队在查看企业年报的时候，查到这家公司2018年和201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是三百二十万和四百一十万，规模不大，但2020年一月到二月，仅防疫物资代采购一项的流水就超过了两千万。”

　　“从三四百万级的年营收突然跳到单月千万级的业务量，对于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咨询公司来说，它的供应链整合能力、物流仓储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是否支撑得起这样的业务规模，是值得打问号的。”

　　郝建军说完，合上了简报，抬头看了陈捷和钟卫国各一眼：

　　“从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来看，这家公司在工商登记，税务申报和合同履行层面没有明显违法违规的证据。”

　　“供应商准入是通过应急审批渠道走的，审批程序虽然简化了但不是没有。”

　　“价格方面，我们对比了同期同品类的市场采购价，鼎丰的报价处于合理区间的中上段，不算低但也没有高到离谱。”

　　“所以在经侦层面，目前的定性是，存在异常特征，但不等于违法证据，不构成立案条件。”

　　郝建军的汇报到此结束。

　　陈捷拿起茶几上的报告翻到了某一页，目光在上面停了一会儿。

　　那一页上是全市疫情期间应急物资采购的分供应商明细表。

　　四十三家企业，每家的供货品类，供货量，合同金额，付款进度，验收合格率整齐排列。

　　鼎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那一行数据就在表格的中间位置。

　　陈捷的手指在表格上缓缓划过，从鼎丰那一行移到了它上方的三行和下方的两行：

　　“建军同志，你们在做这个梳理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个横向对比，就是同期进入保供名录的这四十三家企业，它们各自拿到第一笔订单的时间间隔，订单体量，以及验收通过的时间，有没有放在一起做过排列？”

　　郝建军想了想：

　　“时间间隔和订单体量做了初步对比，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异常特征的识别依据。但验收通过时间没有单独做横向排列。”

　　“为什么没做？”

　　“验收环节不走公安系统的流程，那个数据在商务局和卫健委的保供专班手里，我们获取有一个跨部门协调的过程。”

　　陈捷“嗯”了一声，翻到报告的最后几页。

　　那几页是附件，是指挥部日报系统自动生成的保供物资从入库到终端配送的全链条时效统计表。

　　这张表是陈捷自己让宋婉清从日报系统后台导出的，不在郝建军手里的简报范围内。

　　陈捷低头看了几秒钟，把报告合上：

　　“这个梳理工作，经侦支队已经做了第一轮，成果很扎实，基本面摸清了。”

　　“下一步，我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个补充，把验收环节的数据纳入进来，和前端的准入审批，订单分配做一个全链条横向对比。”

　　“不用追加什么侦查措施，就是一个数据层面的补全。”

　　“验收环节的数据，我来协调。”陈捷看向钟卫国，“钟书记，日报系统里有保供物资的全链条时效记录，我让专班导一份脱敏后的版本出来，通过政法委的渠道转给经侦支队，程序上走得通吗？”

　　钟卫国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

　　陈捷这句话的信息量不小。

　　他没有直接把数据交给公安局，而是要求通过政法委的渠道转交。

　　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钟卫国作为政法委书记，在这条信息链条中被正式嵌入了一个节点位置。

　　他不再只是一个被建议的角色，而是一个在环的参与者。

　　第二，通过政法委转交数据，比陈捷直接交给公安局在程序合规性上更硬。

　　政法委本就有统筹协调政法机关工作的职能，由政法委转交跨部门数据，天然具备正当性，不需要额外的审批或解释。

　　这是一种非常老练的权力操作。

　　把合适的人放进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程序连接合适的信息，然后让制度本身去产出结论。

　　“可以。”钟卫国点了一下头，“你把数据发到政法委综治信息处，我安排他们转给经侦。”

　　陈捷又看向郝建军：

　　“建军同志，数据到位后，经侦支队把横向对比做出来就行，不需要做其他任何动作。”

　　“没问题。”郝建军应道。

　　他没有追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对比。

　　一个在刑侦系统干了二十多年的人，对信息的敏感度远超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