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32节

　　“常委会上讨论时明确的，凡是拟纳入优先扶持名单的企业，无论大小、无论行业，都要经过统一标准的第三方评估。”

　　“不搞例外，不开后门。”

　　贺明德微微点头，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大半。

　　既然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评估，那就不存在定向打击的嫌疑。

　　任何企业如果对评估结论有异议，它需要质疑的不是评估组的动机，而是评估标准本身。

　　而标准，只要制定得足够科学、足够透明，就不怕任何人来挑毛病。

　　“那专家组的人选，您有考虑吗？”贺明德问道。

　　“有一些初步想法，但主要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陈捷靠向椅背，“你对党校每一位老师的学术专长和工作能力比我了解得多，人选上你拿主意。不过，我有几个原则性的想法，你听一听。”

　　贺明德掏出笔来，翻开笔记本。

　　陈捷略微沉吟：

　　“第一点，专家组的成员全部从党校内部选拔，不从外部机构聘请。”

　　贺明德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

　　从外部聘请专家是通行做法，一来可以增强评估报告的公信力，二来可以分散政治风险，因为外部专家和本地利益关联少，评估结论的独立性更有说服力。

　　而只从党校内部选人，虽然保证了团队的可控性和协调效率，但也意味着党校要独自承担所有的政治压力。

　　“这样安排有一个考虑，”陈捷解释道，“外部专家虽然看起来更独立，但实际操作中协调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

　　“专家来自不同城市，不同机构，时间档期很难对齐，信息安全也不好管控，这份报告涉及的企业数据中有商业秘密和政府内部信息，外泄的风险必须最小化。”

　　“而且，这次评估不是一锤子买卖，今后凡是重大产业决策，常委会都可能需要党校提供类似的评估服务。”

　　“与其每次临时拼凑外部团队，不如从现在开始，在党校内部建立一支常设的、专业的、经得起检验的评估力量。”

　　“这对党校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社会影响力，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最后这句话，直接说到了贺明德心坎上。

　　党校的地位和影响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否在地方治理中发挥实质性的智库作用。

　　如果党校只是一个讲讲课、发发结业证的培训机构，那在整个权力格局中就永远只是一个边缘角色。

　　但如果党校的评估报告能直接影响常委会的重大决策，那党校的话语权和资源获取能力将发生质的跃升。

　　编制问题、经费问题、课程改革的阻力，所有这些困扰党校多年的积弊，都有可能在实质性参与决策这个新定位的带动下，逐步得到解决。

　　很显然，陈捷在担任武河市委党校校长后，不仅仅满足于授课培训，还想提升党校的话语权。

　　“我明白了。”贺明德点了点头，“从内部选人，我有信心。”

　　陈捷继续说道：

　　“第二点，专家组的规模不要太大，五到七人为宜，但学科覆盖面要广。”

　　“评估对象涉及半导体、光电子、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但我们不可能每个行业都找到对口的技术专家，党校的学科优势不在产业技术本身，而在经济分析、公共管理、法律合规和政策评价。”

　　“所以，评估的角度不是技术鉴定，而应该是从公共决策的维度，对拟扶持项目进行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和价值论证。”

　　贺明德把这段话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然后抬头问道：

　　“陈校长，您所说的公共决策维度，具体包含哪些评估方向？”

　　陈捷想了想，然后缓缓开口：

　　“我想了几个方向，你帮我参谋参谋，看有没有遗漏或者不妥当的地方。”

　　“第一个方向，项目可行性的动态评估。”

　　“常委会审议的是当前的扶持方案，但很多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是一年甚至两年以前做的。”

　　“这两年里，全球经济环境，产业政策，技术路线、市场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更不用说疫情造成的冲击。”

　　“评估组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当前条件下，项目原定的目标和路径是否仍然可行？如果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的可行性论证就不能简单地延用，必须重新审视。”

　　贺明德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动态可行性评估”几个字。

　　这个方向看起来非常中性，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项目。

　　无论是半导体、光电子还是生物医药，只要经历了疫情冲击，都存在原有可行性论证是否还成立的问题。

　　但贺明德不知道的是，这个方向对于那些前期论证时许诺了宏大蓝图、但实际推进中就已出现重大偏差的项目，具有致命穿透力。

　　一个项目如果本来就进度滞后，设备采购受阻，技术路线不明朗，那么在动态可行性评估的框架下，所有问题都将被系统性地暴露出来。

　　“第二个方向，资金链可持续性与财务健康度评估。”

　　陈捷继续说道：

　　“大型产业项目的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大，项目方的资金链是否稳健，直接关系到公共扶持资金的安全。”

　　“评估组需要考察的不仅是项目方自身的财务状况，还包括其主要投资人的资金来源，到位进度，以及在疫情冲击下是否存在资金缺口扩大的风险。”

　　“特别是那些已经获得过前期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还需要评估前期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否按照批复用途使用，有没有挪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情况。”

　　贺明德写得飞快。

　　这个方向同样适用于所有项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生物医药类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可能比半导体企业更突出，因为生物医药的研发周期更长，现金流压力更大。

　　所以这条标准并不指向某一个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

　　但它的杀伤力在于主要投资人的资金来源和前期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两个点。

　　一个项目的投资方如果存在资金来源不明，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等问题，在这个评估框架下就会暴露。

　　“第三个方向，关键设备和核心要素的供应保障评估。”

　　陈捷的语速微微放慢了一些：

　　“总书记在东风考察时特别强调了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特别是高端制造领域，对进口设备和核心零部件有较高的依赖度。”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关键设备和要素的供应是否有保障？如果主供应商出现断供风险，项目方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的技术成熟度和成本可控性如何？”

　　“这个方向的评估，不是要求项目方一夜之间实现完全国产替代，而是要搞清楚，项目方在关键供应链上的风险敞口有多大，以及他们为应对这些风险做了哪些准备。”

　　贺明德把笔尖从纸上移开，抬头看了陈捷一眼：

　　“这个方向很重要，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多原来可以正常采购的设备和技术，现在都多了一层不确定性。”

　　这一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科技脱钩风险上升，任何依赖进口关键设备的项目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供应链风险。

　　这不是针对某一个项目，而是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共性挑战。

　　但在所有被评估的项目中，对进口关键设备依赖度最高的，恰恰是半导体制造领域。

　　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设备……这些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装备，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够生产，而且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出口管制。

　　一个计划建设芯片生产线的项目，如果无法保障关键设备的稳定供应，那无论可行性报告写得多漂亮，都是无根之木。

　　陈捷实际上是在用普适性规则去盯死‘红芯’。

　　方国平那边他说服不了，但也不会坐视红芯欺骗政府，套取国家财政的钱而不管。

　　“第四个方向，项目建设进度与原定计划的偏差分析。”

　　“这个比较直观，拟扶持的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开工建设的，疫情导致的停工对建设进度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评估组需要对每个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与原定计划进行对比分析，量化偏差幅度，分析偏差原因，是疫情造成的暂时性延误，还是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滞后？”

　　“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可以通过追加投入和政策支持来弥补，后者则需要深入追问原因。”

　　贺明德点了点头。

　　一个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的项目，即使你把延误全部归咎于疫情，数据也会说话。

　　工程建设有施工日志，有监理报告，有形象进度照片。

　　2019年底之前的建设进度和2020年初疫情停工后的建设进度是可以分得清清楚楚的，任何想把长期滞后伪装成疫情影响的企图，在事实面前都站不住脚。

　　陈捷这是在堵死某些企业想用疫情当借口的路，不给他们任何狡辩的机会。

　　陈捷继续沉吟道：

　　“第五个方向，是产出效益与区域经济带动效应的预期评估，公共资金扶持产业项目，最终目的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培育税源。”

　　“评估组需要对每个项目在量产后的预期产出，预期税收贡献，预期就业带动和产业链协同效应做一个审慎的评估。”

　　“要注意一点，审慎，不能只看项目方自己报的数字，还要和行业同类项目的实际表现做横向对比。”

　　“如果一个项目承诺的产出效益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那评估组就有义务追问一句，这个超额收益的逻辑支撑是什么？”

　　贺明德停下笔，想了想：

　　“这个方向对评估团队的行业知识要求比较高，党校老师在经济分析和政策评价方面是有能力的，但对具体行业的技术参数和市场数据可能不够熟悉。”

　　“对。”陈捷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的想法是，评估团队可以在需要时调取行业主管部门的公开数据和研究报告，也可以参考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行业分析。”

　　“评估报告中引用的数据来源必须公开、可查证。”

　　“至于技术层面的判断，评估组定位不是代替行业专家做技术鉴定，而是站在公共资金管理者的视角，对项目方承诺的技术目标和市场预期做合理性审查。”

　　“你不需要说明某项技术到底行不行，只需要说明，项目方的承诺和行业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贺明德听完，顾虑消解了不少。

　　陈捷把评估组的角色定位得很清楚，不做技术裁判，只做风险审查。

　　这个定位既避免了党校老师在不擅长的技术领域班门弄斧的尴尬，又确保了评估报告能抓住最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