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73节

　　最后四十分的综合论述题，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他翻到了最后一页。

　　题目只有一段话：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各级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请结合实际，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就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写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论述文章。”

　　林一舟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停留了很久。

　　这道题的出题水准很高。

　　表面上看是一道宏观的政策论述题，但落脚点被精准地限定在了“重大突发事件”和“基层治理效能”两个交叉维度上。

　　这就意味着，纯粹的理论空谈拿不到高分。

　　阅卷者想看到的，不是对“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名词解释和政策堆砌，而是考生对基层治理在重大危机中暴露出的结构性短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如何系统性地弥补这些短板的务实思考。

　　会背政策的人很多，能把政策和实践打通的人很少。

　　林一舟闭上眼睛，花了几分钟时间在脑子里搭建文章骨架。

　　然后他睁开眼，拿起笔，在答题纸上写下了标题：

　　《以标准化为锚，以人为本为帆——论重大突发事件中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选择》

　　开篇他没有从宏观政策切入，而是从一个极其具体的场景起笔：

　　“2020年初，当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按下暂停键时，基层社区成为了联防联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压力最先崩溃的第一个环节。”

　　“一个管辖五万人的社区，日常编制不过七八人，平时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登记流动人口，没有人训练过他们如何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一万三千户的全覆盖入户排查，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同时处理物资调配、信息上报、心理安抚和特殊群体保障四条战线。”

　　“他们不是不想做好，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种‘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基层治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最致命的瓶颈。”

　　这个开头，没有引用任何政策文件，没有出现任何官方术语，但它把问题的本质用最朴素的语言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

　　接下来，林一舟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他分析了基层治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面临的三重结构性困境。

　　信息传导的衰减，中央的决策经过省、市、区、街道、社区五个层级后，信号强度可能已经衰减到不足原始值的三成。

　　组织动员的断裂，常态化的社区治理架构无法承载战时状态的超负荷运转，人力严重不足，且缺乏快速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标准化机制。

　　责任体系的模糊，多头指令、权责不对等导致基层干部陷入做多错多、不做不错的困境。

　　第二部分是核心，他提出了“标准化+扁平化”的双轮驱动解决方案。

　　他写道：

　　“标准化不是僵化，而是为混乱建立秩序的最高效手段，当一线执行者面对前所未见的危机时，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一句特事特办的授权，而是一份清晰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张表格，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可执行的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的本质不是束缚，而是赋能，它回答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当怎么做被标准化之后，信号衰减就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因为标准是统一的，动作就是统一的，基层不需要自行理解和翻译上级意图，只需要按照手册执行即可。”

　　这段论述的底层逻辑，和陈捷在武河推行标准化操作手册时的核心思想完全一致。

　　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实践中，到达了同一个思想彼岸。

　　第三部分，他落脚在“人”上。

　　“任何制度和体系，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标准化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但谁来做和做的人愿不愿意做，同样关键。”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依赖正式编制内的社区工作者，必须建立起一套平时蓄水，战时放水的社会力量动员机制。”

　　“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被动员到一线的人，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制度的温度，做对了，功劳是一线的，做错了，只要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责任由制度设计者来承担，这是打通基层执行力最后一公里的钥匙。”

　　结尾，林一舟写了一段收束全文的话：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观层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眼光，微观层面则需要绣花功夫的精细操作。”

　　“而连接宏观与微观的那座桥梁，就是一套科学、务实、可执行的标准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每一个基层干部都不再是茫然无措的孤岛，而是一个庞大机器中精确运转的齿轮。”

　　“当所有齿轮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咬合、转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的巨大能量，才能够真正传导到千家万户的门前。”

　　落笔。

　　林一舟再次看了一眼时钟。

　　十一点四十一分，还剩十九分钟。

　　他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自己的论述，修改了两处措辞不够严谨的表述，补充了一个被遗漏的过渡段，然后合上了答题卡。

　　环顾四周，大部分考生还在埋头奋笔疾书。

　　有人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有人在咬着笔帽苦思冥想，也有人和他一样，已经放下了笔，靠在椅背上做最后的检查。

　　十二点整，铃声响起。

　　“考试结束，请所有考生停笔，将答题卡和试卷正面朝下放在桌上，等待监考人员收卷。”

　　林一舟站起身来，将文具装回透明袋，走出了考场。

　　走出考试中心大门的时候，阳光直直地打在脸上，刺得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门口广场上，刚考完的考生们三五成群，有的在对答案，有的在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有的面带沮丧地往地铁站方向走去。

　　林一舟没有和任何人交流，也没有回头看那栋考试中心的建筑。

　　他穿过广场，沿着中南路向北步行，找了一家路边的小面馆，要了一碗牛肉面。

　　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升腾，扑在他的镜片上凝成一层薄雾。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端起碗，慢慢地吃。

　　吃完面，他拿出手机，订了下午三点返回港城的机票。

　　……

　　同一天下午两点十分，武昌区中北路。

　　一辆深色的公务用车平稳地驶过沿江大道，在一栋外立面覆着深灰色幕墙玻璃的写字楼前停下。

　　楼顶硕大的招牌上写着四个字，华中银行。

　　华中银行是北汉省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武河，全省十七个地市均有分支机构，总资产规模超过六千亿元。

　　在武河的金融版图中，华中银行的地位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是中小企业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承接平台。

　　车门打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绍宇第一个下车，快步绕到后排车门旁。

　　陈捷从后排走出来。

　　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色的长袖衬衫，袖口挽了一折，身形挺拔但不张扬。

　　何绍宇五十三岁，在武河金融系统浸淫多年，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监管有深厚的专业积累，但在体制内的人际周际旋上不算长袖善舞。

　　他走在陈捷左后方半步的位置陪同。

　　华中银行董事长周启山已经在大堂门口等候了。

　　周启山六十岁，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面容红润，笑意满面。

　　副厅级的城商行董事长，在地方金融圈里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此刻站在大堂门口等候陈捷的视察，他的姿态放得很低，在陈捷走近的一瞬间，便快步迎了上去，双手伸出：

　　“陈市长，欢迎！”

　　“周董事长。”陈捷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

　　陈捷兼任常务副市长的消息传开后，武河金融界的反应比任何一个行业都敏锐。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而常务副市长分管金融，就意味着这座城市的金融资源调配权，实质上握在了这个人手里。

　　周启山在金融系统干了三十多年，阅人无数，但面前这个年轻人，让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审慎感。

　　不是畏惧，而是一种这个人不好糊弄的直觉。

　　“陈市长，您看是先上楼听个汇报，还是先到营业厅转一转？”周启山引着路，语气恳切。

　　“先到下面看看。”陈捷指了指左手边一楼的营业大厅。

　　周启山微微一愣，随即点头：

　　“好，这边请。”

　　营业大厅面积不小，柜台和自助设备区排列整齐。

　　因为事先没有清场，此刻厅内还有二三十位客户在办理业务。

　　几名保安和大堂经理认出了陪同人员的阵仗，表情变得紧张起来，想要上前维持秩序，周启山微微摆手制止了他们。

　　陈捷没有径直走向柜台，而是在一排塑料椅旁停下了脚步。

　　椅子上坐着几位等候叫号的客户，有老人，有中年妇女，也有一个穿着外卖骑手服装的年轻人。

　　陈捷在那个骑手旁边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个动作让周启山和何绍宇同时微微一顿。

　　“同志，来办什么业务？”陈捷的语气随意自然。

　　外卖骑手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肤色偏黑，手里攥着一张取号单，显然不认识陈捷，只当是一个等候办事的普通人。

　　“还贷款。”骑手也看出了陈捷是个大领导，“去年底买了辆电动三轮搞配送，分期贷了八千块，疫情封了三个月，一单都跑不了，前两个月的贷款都逾期了，今天来看看能不能跟银行商量商量，把还款日期往后延一延。”

　　“银行那边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