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770节

　　刘志刚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开口：

　　“市长，前面那片城中村叫杨家台，属于永安街辖区，是汉阳区列入今年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地块之一。”

　　“改造的立项和征收补偿方案去年就出了，大部分住户已经签了补偿协议搬走了，但还有七八户一直没签，主要是对补偿标准不满意，没签就不能强拆。”

　　陈捷嗯了一声：

　　“那刚才那些人呢？”

　　刘志刚犹豫了两秒，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那些人是一家叫昌达拆建的公司派来的，他们在汉阳区做城中村拆迁已经好几年了，很多项目的拆迁工作都是他们在做。”

　　“昌达拆建的老板叫马振强，本地人，以前在汉阳区做工程机械租赁起家，后来转做拆迁和土方工程。”

　　刘志刚顿了顿：

　　“马振强这个人……在汉阳区这一带很有名，手底下长期养着三四十号人，都是那种社会闲散人员，打架斗殴、聚众闹事是常态。”

　　“我们所对他的人有过多次出警记录，但大多数时候，事态不会发展到构成刑事立案的程度。”

　　“他手下那些人很有经验，知道什么线不能踩，通常就是恐吓、骚扰、轻微肢体接触，游走在治安处罚的边缘。”

　　陈捷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老板将牛肉粉端了上来，五大碗，热气腾腾，牛肉片铺得满满当当。

　　陈捷将其中两碗推到两个民警面前：

　　“先吃。”

　　刘志刚和陈浩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低头端起了碗。

　　市长说了先吃，他们就得先吃。

　　陈捷自己也拿起了筷子，将辣椒油拌进粉里，低头吃了几口。

　　几分钟后，粉吃了大半，陈捷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角，继续道：

　　“志刚同志，你刚才说马振强在汉阳区做拆迁好几年了，他和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他那个拆迁业务是谁给他的？”

　　刘志刚放下筷子，正了正身体：

　　“市长，这个我只能说我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全面。”

　　“你说。”

　　“据我所知，汉阳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工作的主体是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面有几个片区的工作专班。”

　　“具体拆迁施工和现场清理工作，指挥部会通过招标或者委托的方式交给施工企业来做。”

　　“昌达拆建就是长期中标的那几家企业之一，或者说，在汉阳区的城中村拆迁领域，他们基本上是垄断性的存在。”

　　刘志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接下来的话该不该说。

　　陈捷没有催促，只是看着他，等着。

　　刘志刚沉吟了一会儿，才道：

　　“市长，昌达拆建这家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是2016年成立的，注册资本五百万，法人代表就是马振强本人，经营范围是房屋拆除工程、土石方工程和建筑废料清运。”

　　“从2016年到现在，永安街派出所接到的涉及昌达拆建人员的报警，累计有四十多次。”

　　陈捷微微抬了一下眉毛，但没有开口。

　　刘志刚继续道：

　　“这四十多次次报警里面，涉及故意伤害的有三次，但伤情鉴定全部是轻微伤，构不成刑事立案标准。”

　　“涉及寻衅滋事的有十多次，其中好几次因为证据不足或当事人撤诉，最终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治安处罚类的也有二十多次，主要是噪音扰民、堵塞通行和轻微肢体冲突，分别给了行政拘留或罚款。”

　　“剩下的是一般性纠纷调解，双方当场和解，没有后续。”

　　陈捷点了一下头：

　　“刑事立案有没有？”

　　“有一次。”刘志刚回答，“2019年，马振强手下一个姓黄的人在拆迁现场用铁锤砸碎了一户居民的车窗玻璃，车内有人，被玻璃碎片划伤了面部，伤情鉴定为轻伤二级，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

　　“后来呢？”

　　“后来……”刘志刚的嗓子微微干了一下，“立案之后，受害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和嫌疑人达成了民事和解，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检察院那边最终做了不起诉处理。”

　　“马振强本人有没有被拘留过？”陈捷问。

　　“有，两次。”刘志刚道，“一次是2018年，因为在城中村改造现场组织人员堵塞消防通道，被我们所里行政拘留了五天。”

　　“另一次是2020年，因为深夜在居民区施放烟花爆竹制造噪音，被拘留了三天。”

　　陈捷继续问道：

　　“马振强的昌达拆建，目前在汉阳区承接了多少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拆迁施工？”

　　刘志刚想了想：

　　“据我了解，目前在施的至少有三个片区，除了今天杨家台这个之外，还有永丰片区和沿河片区的拆迁清表工作。”

　　“之前做完的更多，从2017年到现在，汉阳区这边的城中村拆迁，大概有六成以上的施工合同都是昌达拆建在做。”

　　陈捷陷入沉思。

　　一个注册资本五百万的公司，老板还是个有前科的人，竟然在一个区垄断了六成以上的城中村拆迁业务。

　　陈捷没有停下，继续问道：

　　“昌达拆建的员工人数大概多少？”

　　“固定员工不多，也就是二十来个，但他拆迁现场用的那些人，大部分不是正式员工，都是临时召集的社会闲散人员，需要的时候喊来，干完就走，不签劳动合同。”

　　这种用工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出了事没有雇佣关系可以追溯，责任切得干干净净。

　　陈捷看向一直没怎么开口的年轻民警陈浩：

　　“小陈，你在永安街所干了几年？”

　　陈浩有些紧张：

　　“报告市长，三年半。”

　　“你个人处理过几次涉及昌达拆建的出警？”

　　陈浩想了一下：

　　“七八次吧，记不太清了，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比较集中，杨家台这个项目上的冲突特别多。”

　　“你觉得他们那些人，对警察出警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陈浩犹豫了一下，然后老老实实说道：

　　“说实话，他们不太怕。”

　　“怎么个不怕法？”

　　“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他们会配合，也不会对我们动手或者说什么过分的话，但他们知道我们能做的事情有限。”

　　“他们很清楚什么行为够得上刑事立案、什么够不上，每次动手都控制在轻微伤以下，骚扰方式也都在治安处罚的边缘线上。”

　　“我们来了，他们就收一收，我们走了，过两天又来。”

　　“居民报了警，我们出了警，问题没解决，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就一点一点在消耗。”

　　陈浩说到这里，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力感。

　　这就是一个基层民警的真实困境。

　　法律武器不够锋利，执法手段不够充分，面对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物，他们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

　　陈捷没有对陈浩的话做任何评价，他重新看向刘志刚：

　　“刘警官。”

　　“到。”

　　“今天你们的处置是及时的，人到了，秩序稳住了，没有让事态扩大，这件事你们做得对。”

　　陈捷将筷子搁在碗沿上，目光从刘志刚移到陈浩：

　　“但我也听到了一些难处，刚才小陈说的居民对我们的信任一点一点在消耗，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基层执法难，不是难在法律条文不够多，而是难在面对那种精准踩线的人，你手里的工具不够用，力度使不出来。”

　　“这不是你们的责任，是制度层面需要完善的问题。”

　　刘志刚和陈浩都微微怔了一下。

　　他们原本以为市长会问责，或者至少会对刚才处置中的某些环节提出批评。

　　毕竟那些人推倒了居民的围墙，还推了人，最终只是被劝离了，没有当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这在事后复盘中是可以被指摘的。

　　但陈捷没有。

　　他首先肯定了他们的及时到场和秩序维护，然后把问题归因到了制度层面，而不是个人能力层面。

　　刘志刚心里那根绷了一路的弦松了半截，语气也稍微自然了些：

　　“市长，实话实说，我们基层民警面对这种情况确实很被动，法律规定的治安处罚力度有限，行政拘留最多十五天，罚款最多五百，对马振强那种人来说，根本不痛不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