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国骑砍无双 第1235节

　　如今的苏曜，已经凭借自己不讲道理的力量，征服了自日本到欧洲的广阔疆域。

　　但是，他却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绝对优势和个人无与伦比的威望之上。帝国的骨架虽然庞大，但血肉经脉——即有效的行政管理、文化整合与经济联系——还远未充实。

　　若不能尽快将这片广袤的疆域真正熔铸为一体，那么在他之后，这个看似无坚不摧的巨人，很可能因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沟通的滞涩而分崩离析，一如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与蒙古帝国一样。

　　因此，苏曜就把目光放到了海洋之上。

　　众所周知，地球的71%都是海水，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缩短了世界各文明之间的距离，使得全球性的帝国成为可能。苏曜深知，他不可能永远依靠格里芬的奇迹之力来维系帝国的运转。

　　要想让从日本海到地中海的广袤疆域真正融为一体，或者尽可能晚的崩溃，给汉文明留下足够的遗产来突破时代的桎梏。那他就必须建立起一套不依赖于他个人的、高效而持久的联系网络。而海洋，正是这个网络最理想的载体。

　　“陆权终有尽，海权方无涯”

　　吕布等人咀嚼着苏曜留下的话语，陷入了一阵沉思。

　　坦率的说，出身内陆的诸将心中虽有震撼，却未必能完全领会其中深意。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马背上纵横驰骋，对于浩瀚海洋的认知，大多仍停留在“渔盐之利”和“波涛之险”的层面。

　　不过，他们对于苏曜的雄心那是无比的支持，当即很快就在苏曜离开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遭受重创的百乘王朝穷追猛打。

　　失去了八万精兵的百乘王朝，在吕布、张郃等汉军将领的猛烈追击下，已然风雨飘摇。

　　斯瓦拉杰统帅的阵亡和主力部队的覆灭，不仅摧毁了其军事力量，更使其内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各地王公、酋长见大势已去，或望风而降，或拥兵自立，曾经雄踞德干高原的庞大王国顷刻间分崩离析。

　　吕布亲率关中铁骑，沿着恒河平原向南疾驰，所过之城邑，往往传檄而定。偶有负隅顽抗者，在汉军精锐的强攻和“雷霆之炮”的轰击下，也迅速土崩瓦解。

　　百乘王不得不上表归降，将象征王权的纯金王冠与镶嵌宝石的权杖封装在紫檀木盒中，送入汉营，俯首称臣。

　　对此，吕布遵循苏曜的旨意，没有再进一步逼迫，率军深入德干高原，而是暂缓军事推进，将重心转向“以治代剿”，以首任天竺大都护的身份坐镇华氏城，开始着手消化这片广袤而富庶的新领土。

　　当百乘王朝崩溃的时候，苏曜也已经回到了洛阳。

　　盛大的凯旋庆典已经落幕，帝国的中枢再次高速运转起来。

　　他这次回来，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炫耀自己的武功，而是为了建立新的秩序以匹配如今广袤的领土。

　　政事堂中，苏曜与诸位宰执秉烛夜谈，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一套超越时代的海洋战略被系统性地付诸实践：

　　其一，便是确立新的“双京五都”制度与一整套辅助海上丝路的“海上驿站”体系。

　　毫无疑问，对于如今的领土来说，单靠洛阳一个政治中心，实在难以有效辐射整个帝国。

　　于是，苏曜正式下诏，确立洛阳为东京，拜占庭（更名为新长安）为西京。同时，钦点五座核心都城，与双京共同构成帝国的“统治骨架”。

　　在东方，苏曜下令于长江下游筑建业，沟通中原并辐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在南方，广州（番禺）也荣升帝国直辖都市，成为帝国经略南洋的前哨。

　　在印度，以华氏城为南都，统辖印度半岛及印度洋沿岸诸地，兼管南洋水师的粮草补给与船舶建造；非洲则以亚历山大港为西都，掌控地中海与红海的航运枢纽，衔接北非驻军与西洋水师；中亚以泰西封（原安息都城）为都，扼守波斯湾与中亚商路，安抚安息、贵霜旧部。

　　如此建业，广州，华氏城，亚历山大和泰西封五都，作为区域性的经济、军事、商业与行政枢纽，与东西两京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如同帝国的七根擎天巨柱，支撑起跨越东西万里的广袤疆域。

　　在这些城市之间，又设立了数十个重要的“海上驿站”（如台湾基隆、吕宋马尼拉、南洋马六甲、印度锡兰、波斯霍尔木兹、和欧洲塞浦路斯等），配备港口、仓库、船厂和驻军，为往来官船、商船提供补给、维修和保护。

　　其二，便是科教立国。

　　身为一名穿越者，苏曜很清楚生产力是一切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靠军事征服和行政网络，无法让这个庞大帝国长久维系。必须从根本上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科技水平，才能支撑起跨越洲际的统治。

　　于是，苏曜力排众议，将京师太学与之前成立的洛阳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帝国大学”并亲自担任名誉校长，除传统经史文学类，并设工、商、格物、航海、算学、农政、医药、律法等十余学院广招天下英才，不分士庶，唯才是举。

　　同时，在各都督府首府及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初中级学院，在传授汉文和一定知识的同时，也将世界英才尽数网罗，送往洛阳。

　　在这其中，苏曜尤其重视航海与格物二院，将西征途中收集的罗马、安息、印度乃至更远国度的典籍、海图、技术资料（如希腊火、螺旋压力机、印度数字、阿拉伯三角帆等）交由大学整理研究，并高额悬赏鼓励造船、航海、测绘、钟表、火药等领域的创新。

　　其三，在经济上，苏曜强力推行“金银本位”与锚定金本位的大汉宝钞和海贸官营政策。

　　不管苏曜还是朝堂诸公，都很清楚，要维系庞大的帝国，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为此必须建立一套统一且稳定的金融体系。

　　而在大征服中，苏曜为大汉收获了无数黄金白银，不能躺在库里，同时考虑到过去“中国钱行”的有效运营也积累了丰富的纸币化经验，苏曜便决定再进一步，将“中国钱行”改为“帝国银行”，全面铺开网点，在统治区内推行

第1183章 帝国新政

　　“号外！号外！”

　　“天皇陛下谕，中国钱行改名了！‘中国钱行’改名‘帝国银行’，今日起遍设网点，宝钞可兑金银，通兑天下啦！”

　　洛阳朱雀大街上，报童们挥舞着油墨未干的《大汉日报》，清脆的吆喝声穿透晨雾，引得往来行人纷纷驻足。

　　人群中，刚从安息来洛阳经商的粟特商人摩尼挤上前，买下一份报纸，指着“帝国银行”的条目，向身旁的汉商问道：“老丈，这‘帝国银行’，当真能让宝钞在波斯、罗马也兑到金银？”

　　那汉商拍着胸脯笑答：“摩尼兄有所不知，陛下早下了谕令，如今从洛阳到新长安（拜占庭），从广州到华氏城，凡帝国治下的港口、都城，都要设帝国银行分行。你在安息赚的德拉克马，能在当地分行兑成‘汉鼎金’；拿着洛阳的宝钞，到亚历山大港也能兑白银——以后咱们做买卖，再也不用扛着沉甸甸的金银跑遍天下了！”

　　摩尼眼中一亮，当即跟着人流往街东的帝国银行总行走去。只见这座三层石质建筑前，早已排起长龙，既有中原士族、西域商贾，也有罗马降臣、印度僧侣。大厅内，柜台后立着鎏金匾额，刻着“金银为本，宝钞通行”八个大字，几名身着青色官服的银行职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百姓办理兑换业务。

　　“这位先生，您要兑换多少？”职员接过摩尼递来的十枚安息德拉克马银币，放在特制的天平上称重，又用银质探针检测成色，“您这银币含银量七成二，按帝国汇率，十枚可兑‘龙纹银’一枚，或宝钞五十文——您选哪种？”

　　摩尼毫不犹豫：“宝钞！我还要把宝钞存进银行，等去广州进货时再取！”

　　职员笑着点头，取出一本烫金封面的“存票簿”，用毛笔写下存款金额，盖上帝国银行的朱红大印：“您拿着这本存票，到任何一家分行都能取款，还能凭票转账——比如您在广州的货商，若也在银行开户，只需填张‘转账单’，银子当日就能到账，省去押运的风险！”

　　这便是苏曜为帝国金融体系埋下的关键一棋——将原“中国钱行”升级为“帝国银行”，不仅承担货币兑换、存款放贷的职能，更要织就一张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在他的规划中，帝国银行总行设于洛阳，在双京五都设“区域总行”，在各海上驿站、都督府首府设“分行”，甚至在罗马、安息的旧都设“代理点”，形成“总行-区域总行-分行-代理点”四级架构，确保金融服务能触达帝国每一寸疆域。

　　为确保体系稳定，苏曜还定下三条铁律：其一，帝国银行直属政事堂，由天皇亲派“监银御史”监管，户部、御史台双重审计，严禁任何官员挪用库中金银；其二，宝钞发行严格锚定金银储备，每发行一贯宝钞，需在总行金库存入“汉鼎金”一两或“龙纹银”二十枚，每月公示储备清单，接受天下监督；其三，实行“利率统一制”，存款年利率五厘，放贷年利率一分二厘，严禁分行私自调整利率，杜绝高利贷盘剥百姓。

　　消息传到西域，泰西封分行开业当日，安息旧贵族阿尔达希尔带着一箱黄金赶来，将黄金存入银行后，拿着存票簿感慨道：“昔日安息王的国库，也未必有这般规整。如今拿着这张纸，便能在洛阳取到黄金，陛下的手段，当真超越古今！”

　　就在帝国银行的网络迅速铺开时，广州港的码头上，一艘艘悬挂着“大汉海贸总公司”旗帜的福船正缓缓离岸，船上满载着蜀锦、青花瓷、茶叶，目的地是南洋马六甲驿站。市舶司使郑玄站在码头高台上，手持苏曜亲颁的“海贸令牌”，向船队统领高声下令：“记住陛下谕令，到马六甲后，先与当地土邦核对贡品清单，再将官营丝绸按定价出售，民营商船需凭‘贸易许可证’方可卸货，严禁走私香料、象牙！”

　　这便是苏曜经济政策的另一核心——海贸官营。他深知，海贸之利不仅是税收来源，更是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纽带”，若任由豪强垄断，轻则导致贫富分化，重则滋生割据势力。为此，他设立“大汉海贸总公司”，由朝廷直接管辖，统一经营“战略级商品”，同时规范民营贸易，形成“官营主导、民营辅助”的格局。

　　首先是“官营专营清单”的划定：苏曜将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农具除外的兵器、盔甲）、火药（仅限官府自用）列为“官营专营商品”，由海贸总公司统一采购、运输、销售，任何民营商船不得私自经营。以丝绸为例，海贸总公司在蜀地设立“官营织坊”，招募织工，统一供应原料、统一规格，织出的蜀锦按品质分为三等，上等供皇室、赏赐外邦，中等通过官船销往罗马、印度，下等供应国内市场，既保证了质量，又稳定了价格。

　　其次是“民营贸易规范化”：

　　由于远洋海贸在当代的危险性，苏曜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运营，而是通过之前探索运营的如西域开发公司和南洋开发公司等大型官民合营公司样板，继续鼓励民间资本以入股官营公司或组建特许商队的形式参与。

　　民营商船需先到市舶司申请“贸易许可证”，登记船主姓名、船员人数、载货清单，缴纳“牌照费”后，方可参与非专营商品的贸易（如棉布、蔗糖、陶器、粮食）。为保护民营商户，苏曜还规定，官营船队需为民营商船提供“护航服务”——民营商船缴纳一成利润作为护航费，便可跟随官船航行，由水师战舰保护，免遭海盗袭击。

　　广州商人陈家世代经营瓷器，此前因海盗猖獗，不敢涉足远海贸易。如今拿到“贸易许可证”，跟着官船前往锡兰，返程时满载胡椒、宝石，利润比以往翻了三倍。陈家掌柜陈福跪在海贸总公司门前，捧着账本感激道：“陛下推行此策，不仅让我等商人免了海盗之患，更能公平参与海贸，陈家愿世代为大汉效力！”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海贸官营政策将帝国各地的经济紧密绑定：中原的丝绸、瓷器需要印度的棉花、香料作为原料补充，罗马的白银、玻璃需要南洋的蔗糖、象牙作为交换，而所有贸易都通过帝国银行的宝钞结算，通过海上驿站的港口转运——久而久之，原本分散的疆域，在经济层面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

　　当然了，在这经济军事政策推行的同时，苏曜也没忘记最后的一步。那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即是大力推动人口迁移与文化融合。

第1184章 罗马的转机？

　　正所谓有人斯有土，有土才有国，苏曜很清楚，若无足够数量的核心人口，征服之地终将离心。

　　于是，他利用征服战争中获得的巨大财富和土地，以优厚的条件（如授予土地、减免赋税、提供农具种子）鼓励汉家儿女，特别是无地流民、退伍老兵及其家属，向辽东、朝鲜、日本、南洋、印度乃至西域进行武装殖民（屯田），并许以“十年不纳粮”的优惠。

　　同时，苏曜也下令，选拔征服当地贵族子弟入洛阳大学学习汉文化，优秀者亦可入仕为官，并提倡汉人与归顺异族通婚，以加速文化融合，巩固统治根基。

　　没过多久，各州郡便选出了首批三十万人的移民队伍，在官府的统一组织下，携带农具、种子和帝国银行发放的安家贷款，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前往新家园的道路。他们中有在战乱中失去田地的中原农民，有渴望军功封地的退伍士卒，也有在“摊丁入亩”新政下被解放了人身依附关系的佃户。帝国的驿站系统和新建的“移民招待所”为他们提供了沿途的食宿保障。

　　在遥远的华氏城，首批五千户汉人移民抵达时，受到了天竺大都护吕布的热情接待。他按照苏曜的旨意，将恒河沿岸最肥沃的、已收归国有的无主土地（原属于抵抗的百乘贵族）分配给他们，并派兵保护他们建立屯垦村落。来自中原的曲辕犁、耧车和先进农耕技术，很快就在这片一年三熟的土地上展现出惊人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数百名来自印度各邦的婆罗门、刹帝利子弟，作为“文化交流使”，被送入洛阳帝国大学的“蕃学馆”学习汉文、经典律法。苏曜特意下令，对学业优异者，可破格授予官职，甚至允许其参加科举考试并担任一定职务。这一政策在当地上层引起了巨大震动，许多原本心怀抵触的家族，开始争相将子弟送入汉学。

　　这些精英阶层的离开，极大的稳定了当地，在苏曜的授意下，未来他们将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担任帝国官吏，再被派往其他新征服的行省任职。这既切断了他们与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又利用其学识为帝国服务，使其个人前途与大汉国运紧密相连。

　　在恒河平原新建的“汉安屯”，退伍校尉李敢一家分得了百亩良田。当他第一次用曲辕犁翻开黝黑肥沃的泥土时，不禁对身旁的羌人辅兵感叹：“这地肥得流油！若在中原，这等田地怕是只有世家大族才配拥有。”他的长子则在屯垦学堂里，与皮肤黝黑的印度孩童一起，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苏曜几乎通过移民，将周围一直不稳定的羌人、鲜卑与乌桓等族清空。

　　胡人内迁汉地的事再不会有，他们骑着马，挥着刀大批量的加入了苏曜西征的行列，然后在西方安家。

　　一部分人转为如那羌人辅兵般转为农耕，与在异国的汉人一起抱团，融为一体，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西，作为帝国的先锋与利刃，冲向更遥远的东欧大草原。

　　当地游牧民，哪里是这些在东方历经百战、装备精良的汉化胡骑的对手？

　　在马超西凉铁骑的指引下，匈奴人的铁蹄踏过伏尔加河，鲜卑射手的长箭掠过第聂伯河。这些曾经困扰汉朝边境的游牧民族，如今在大汉的龙旗指引下，将他们的勇武与剽悍尽数倾泻在了更西方的土地之上。

　　东欧平原上，原本分散的萨尔马提亚部落与哥特人，面对这支来自东方的铁流，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要么老老实实的归降，要么继续一窝蜂的向西逃窜，冲击罗马人的边境。

　　本就风雨飘摇的帝国在此局势下也越发的摇摇欲坠。

　　在武力征服与民族融合的同时，苏曜也同样没忘记宗教与习俗的引导。

　　苏曜并未强行禁绝当地信仰，而是采取“扶正去邪”的策略，凡是诸教派中有益于教化、劝人向善的学说，苏曜都予以认可，并敕封德高望重的高僧为“大汉僧正”，管理各地佛寺，同时严厉取缔诸如“娑提”（寡妇殉葬）等陋习。

　　在亚历山大港，类似的政策也在推行，帝国任命的“大主教”在获得官方认可的同时，也需宣誓效忠天皇，其教义阐释需符合《大汉律》的基本要求。

　　这一套套组合拳下来，帝国的统治根基迅速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不过，这一切还需要些时间，同时也需要扫清一些最后的障碍。

　　大半年后，眼见一切已步入正轨，早就坐不住的苏曜就再次出击，目标直指他最后的敌手，罗马人在欧洲那最后的一片领地。

　　开元六年十月，罗马。

　　“不好了！不好了！”

　　“你们听说了吗？”

　　“上帝之鞭又要来了呀！！！”

　　上帝之鞭，这个不知从何时起，被基督徒们用来称呼苏曜及其麾下铁骑的名号已迅速在帝国内传开并得到认可。

　　如此恐怖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危机，尤其是那位统治者可上天入地，召唤雷霆与火焰的威能让他们只能认为这是来自上天的惩罚。

　　不过，罗马人对此也不是坐以待毙。就在苏曜回国后的大半年时间里，虽然失去了塞维鲁，但罗马人也没有分裂。

　　因为，凯撒克洛狄乌斯·阿尔拜努斯接过了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