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291节
“老介福”是上海一家老字号绸缎庄，老板姓周，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以往，他的店里也卖部分英国进口的洋绸和毛料，利润不错。抵制运动开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风向，立刻行动。
他不仅将所有英货下架封存，还找来手艺最好的裁缝师傅，用上等的杭纺、湖绉、苏缎，精心模仿甚至改良英国流行款式，制作成旗袍、长衫、西装。他在店门口挂出巨大横幅：“完全国货，比洋货更靓！支持国货，就是支持中国！”
同时，他联合附近几条街的绸布店、成衣铺，组成“南市国货绸布同业会”，约定统一不进不卖英货，互相调剂国货货源，并组织学徒和店员上街宣传。
周老板还让自己读过新学的儿子，撰写通俗易懂的传单，说明英国封锁如何危害民族工业，购买国货如何利国利己。这些传单在茶馆、澡堂、弄堂口广泛散发。
甚至连市井小民也参与进来。家庭主妇们相约不去卖英国面粉、白糖的洋货店，转而光顾本地粮栈和南货店。茶馆酒楼的老板，宣布不再供应英国香烟和啤酒。
学生们组织纠察队，在商业区巡视，发现商店橱窗还有英货陈列，便上前劝谕，或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一种“抵制英货为荣，使用英货为耻”的社会氛围，在上海迅速形成并不断强化。
当上海等南方口岸的抵制运动如火如荼时，北方，在革命政府控制下的天津、营口等海关，另一场直接针对英国行政特权的“攻坚战”也同步打响。
天津海关，曾是英国控制中国财政的重要象征。高级职位如税务司、副税务司、各口主管，多为英国人把持，他们待遇优厚，地位超然，掌握着关税征收、货物查验、港口管理的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中之国”。
周鼎甲的命令下达后，革命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李宏龄亲自坐镇天津。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驱逐”，而是以“革命政府海关机构改革与效能评估”为名，召集全体外籍职员开会。
会议上，署长面无表情地念了一份名单：“根据近期工作考核及革命政府对海关职员的新标准（包括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对革命政府政策的理解、工作效率、廉洁程度等），以下职员未能达到要求，现决定予以辞退。即日起办理交接手续。”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紧接着是负责货物查验、船舶管理、会计审计等关键部门的七八名英国高级帮办。
会场一片哗然。被念到名字的英国官员目瞪口呆，继而愤怒抗议。“这是污蔑！政治迫害！”
“我要向朱尔典公使抗议！这是破坏条约！”
“你们无权这样做！海关是国际共管的！”
署长只是冷冷地抬了抬手，示意卫兵维持秩序：“辞退决定已经做出，不可更改，账目审核后，各位的薪金和补偿会按照合同结算。交接期间，请配合华员同事工作。任何阻挠、破坏交接或散布不当言论的行为，将依法处理。”
会议结束后，这些被辞退的英国官员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钥匙已被更换，文件柜被贴上封条等待核查，平时毕恭毕敬的华员下属们，此刻都面无表情地执行着新署长的命令。
当他们气急败坏地冲出海关大楼，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闻讯赶来的学生和市民，举着“收回海关主权！”“驱逐帝国主义把持者！”的标语，对着他们发出嘘声。
与此同时，一队约三十人的天津警察，穿着笔挺的黑色新式警服，臂章鲜明，在一个名叫赵铁生的警官带领下，出现在英租界与华界交接的栅栏口。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整整两个营全副武装但未打出旗帜的革命军士兵，静静停在几十米外，机枪蒙着帆布，但威慑意味不言自明。
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拦住了他们，用生硬的英语询问来意。赵铁生警官出示了天津市警察局的公文和逮捕令，用流利的英语说道：“根据我方侦查，数名重要刑事罪犯藏匿于贵租界内确切地址。
依据《天津租界条约》中关于协助缉拿刑事犯的条款，以及我国政府现行法令，现要求进入租界，在贵方人员陪同下，执行逮捕任务。这是罪犯名单、照片及藏匿地址。”
印度巡捕不敢做主，急忙用电话报告工部局警务处。很快，一名睡眼惺忪的英国警官赶到，他看了文件，脸色难看：“这不符合程序！你们需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领事馆提出正式要求，由领事馆审查后通知工部局……”
“警官先生，”赵铁生不卑不亢地打断他，“案件涉及紧急刑事犯罪，罪犯可能随时转移或继续危害治安。根据条约精神及国际警务合作惯例，我方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在通知贵方后进入协助缉拿。
我方已经正式通知。如果因贵方拖延导致罪犯逃逸，责任将由英方承担。况且，”他指了指身后不远处沉默的机枪，“为了确保行动顺利和双方人员安全，我国军队将在界外提供必要保障。请配合。”
话里软中带硬，既有“条约依据”，又有武力暗示。英国警官又急又气，但看着那些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再看看对方手续似乎齐全，尽管他心知肚明这是对方在钻条约空子。
英国人从来都很识时务，为了避免汉口英租界被没收的惨剧再次出现，在请示了上级后，这位营官只得咬牙同意，但坚持英租界巡捕必须全程“陪同监督”。
抓捕行动随即开始。中国警察目标明确，直扑英租界内的几家旅馆、公寓和洋行仓库。英国巡捕所谓的“陪同”，实际上完全被中国警察的行动节奏带着走。
在一家挂着“怡安公寓”牌子的楼房内，警察敲开三楼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正是那个卷款潜逃的买办，还在搂着情人睡大觉，惊愕之下束手就擒。在维多利亚道后面一条小巷的仓库里，警察破门而入，将几个走私犯按倒在地。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英租界。华人居民、外国侨民纷纷从窗户、门口探头张望，看着往日趾高气扬的英国巡捕，跟在一队步伐坚定、神情肃穆的中国警察后面，脸上写满了尴尬和无奈。
而被抓的犯人中，有人绝望地大喊：“我在英租界！我要求英国领事保护！”中国警察只是冷冷地将逮捕令在他眼前一晃：“看清楚，你是中国籍，犯的是中国法。英国领事管不着。”
行动持续了大半天，名单上七名要犯，抓获五人，两人闻风提前逃脱。中国警察押着犯人，在众多目光注视下，坦然穿过英租界街道，从原路返回华界。两个营革命军士兵，自始至终没有进入租界一步，但他们的存在，让任何可能的阻挠念头都胎死腹中。
“无耻！这是赤裸裸的侵犯！是对大英帝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挑衅！”菲利普斯脸色涨红，对着前来汇报的工部局总办和警务处长吼道，“你们怎么能让他们进来？我们的皇家警察呢？我们的权威呢？”
工部局总办苦着脸：“领事先生，他们手续……表面上似乎符合某些条约模糊条款。而且，他们外面有军队……”
“军队？他们敢开进租界吗？那是战争行为！”
“可是，如果我们在门口武力阻拦，冲突一旦发生，万一汉口事件爆发，我们……”警务处长低声补充。
菲利普斯当然知道后果，为了几个中国籍的刑事犯，引发中英军队在天津街头交火？然后丢了英租界，那个代价太大了，他可不想被连夜叫回国。
他强压怒火，连夜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抗议照会，递交天津市革命政府并抄送北京的“中华革命政府外交部”。
照会中指控中国警方“非法侵入英国租界”，“粗暴践踏条约权利”，“严重破坏租界治安与管理秩序”，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道歉，释放被捕人员，惩处相关官员，并保证此类事件永不发生。
天津市政府的回复很快，语气平静但立场强硬：“我国警方系依法进入租界缉拿本国刑事罪犯，程序正当，符合有关条约及国际惯例。
英租界并非法外之地，容留包庇罪犯，本身即是对治安的破坏。对于英方不实指责，我方深表遗憾并予以驳回。我方保留就英租界管理松懈、成为犯罪窝点一事，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一来一回，外交辞令下的角力，英方除了愤怒抗议，竟无实质性反制措施。增派军舰？已经在封锁了。经济制裁？正在被中国人抵制得焦头烂额。断绝外交？那意味着彻底放弃在华利益和影响力。
更让英国人难堪和警惕的是，这次“越界执法”事件，扎破了英租界“绝对安全庇护所”的神话泡沫。租界内的华人富商、买办、下野政客，乃至一些与革命政府有过节的外国侨民，开始寝食难安。
他们突然意识到，那面米字旗和印度巡捕，在革命政权坚定的意志和日渐强大的实力面前，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今天可以进来抓刑事犯，明天会不会以其他名义……
恐慌和失望的情绪开始蔓延，一些人开始悄悄变卖在英租界的房产、商铺，将资金和家眷转移。
而此时与英租界一河或一街之隔的美租界，此刻呈现出与英租界不同的氛围。美国在华势力相对较晚，利益重心更多在商业和文化传播，与革命政府目前尚无直接尖锐的矛盾。美国领事和商人们，也对英国人的高傲和咄咄逼人有些不以为然。
当英租界发生“侵入执法”风波时，美租界工部局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沉默，甚至私下里有些乐见其成——这或许能吸引更多“优质”居民和资本过来。
果然，风向很快转变。那些从英租界出逃的华人精英和部分外国侨民，发现美租界管理相对宽松，美国领事馆目前对中国革命政府持较为“中立”甚至略带好奇的观察态度，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眼下看不出有像中英、中日那样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许多人判断：美租界，或许能在未来中国的变局中，保留更长时间，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于是，美租界的房地产行情应声而涨，空置的洋楼和地块迅速被租售一空。新的商店、诊所、律师事务所挂牌开业，其中不少是从英租界迁来的。美国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等机构的业务量也有所上升。美国领事馆收到的签证和商务咨询明显增多。
这种用脚投票的选择，比任何外交抗议都更让英国人感到刺痛和羞辱。它意味着，英国在华的威望和“信誉”，正在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内急速流失。
当天津英租界陷入信誉危机的同时，遥远的欧洲，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皇宫内的气氛却颇为热烈。
德皇威廉二世站这段时间已经收到了厚厚一叠关于中国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驻华武官、外交官、商人，以及他秘密派遣的考察团。
报告详细分析了周鼎甲政权的军事能力、组织动员力、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其对待列强的不同策略，一切都非常不错，德皇很满意！
“精明！果断！务实！”威廉二世用他特有的高亢语调评价道，“这位周将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他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可以利用的朋友……我们需要和他建交！”
“陛下，”外交大臣比洛亲王谨慎地说，“与革命政府正式建交，意味着完全放弃与共和政府残余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疑虑……”
“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尽快落实所获得种种利益！”
此时此刻，《中德关系基本框架协定》已经完成了谈判。这份协定在高度保密状态下经过数月谈判，基本满足了德方的核心诉求，也体现了周鼎甲“拉拢德国，分化列强”的战略。
德国法律顾问可以参与中国新法典（特别是民商法、矿业法）的起草咨询。德国领事可以参与对在华德人的司法审判（相当于保留了部分领事裁判权，但纳入了中方主导的混合审判框架），这比完全废除更让德方容易接受。
德国部分的庚子赔款余额，将转化为在中国兴办大学，如拟议中的山东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职业技术学校以及资助中国学生留德的基金。这既缓解了中方财政压力，又实现了德国的文化渗透和人才培养。
汉口德租界面积小，商业价值相对有限。双方同意成立“中德联合管理委员会”，名义上归还中国行政管理，但德国可派出顾问参与管理，并保留原有经济利益。这是一种体面的“软收回”。
胶州湾租借地则效仿中俄关东州租借地模式，得以暂时保留，这无疑是给德皇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丸，保住了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商业据点。
当然，更重要的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巨大好处，大规模的购买德国工业设备，整套引进德国工业标准和空前数量的德国顾问，粤汉、成汉铁路还有陇海线的延伸段，以及一大批战略矿产的联合开采，全部交给了德国……
“看看这些条件！”威廉二世得意地说，“我们获得了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商业乃至军事基地方面的长远利益和影响力！这是俾斯麦式现实政治的胜利！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取代英国在东方的影响力……”
一个庞大的、涵盖多领域的八百人德国访华代表团迅速组建完毕，团长由资深外交官、对中国事务熟悉的冯·巴兰德公使担任，副团长包括退役将军、著名法学家、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西门子公司高级代表等。
1906年10月初，德国北部最大的港口汉堡，秋高气爽。威廉二世皇帝亲自来到码头，为即将乘邮轮远航的代表团送行。码头上旌旗招展，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乐曲。代表团成员精神抖擞，列队向皇帝致敬。
威廉二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先生们！你们即将启程前往一个古老而正在新生的伟大国度——中国！你们肩负着德意志帝国与中华革命政府之间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使命！……我相信，在周鼎甲将军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迎来复兴！
而德国的知识、技术、资本，将与中国无穷的潜力、勤劳的人民相结合，共同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祝你们一路顺风！将帝国的问候和友谊，带给东方的朋友！ Heil！（万岁！）”
在人群的欢呼和军乐声中，巨大的邮轮缓缓离港，向着东方，向着正在剧烈变革中的中国驶去，到了这一步，英国人彻底坐不住了！
一份又一份来自柏林和远东的加急情报汇总，不断出现在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光洁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局势的恶化超乎了英国内阁的想象。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面色铁青，“首相阁下，各位同僚，柏林和威廉港传来的消息已经确认，德意志帝国不顾列强反对，正式宣布承认周鼎甲的‘中华革命政府’，两国将在青岛谈判建交事宜。
德国政府打着建交谈判的名头，派出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顾问代表团’，首批人员超过八百人！这还仅仅是第一批！”
他拿起一份长长的清单，“看看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冯·泽克特少将，前总参谋部作战处长，现任代表团军事组组长，随行有超过两百名现役或退役的德军军官，涵盖步兵、炮兵、工兵、后勤、参谋等所有领域！
弗里德里希·拜尔教授，柏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带领一百五十名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还有政府行政管理顾问、税法专家、铁路规划师、矿业工程师、农业技术员、大学教师、甚至医院院长！
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访华代表团，这是要把德意志帝国整套国家机器和工业体系，移植到中国去的先遣队！”
海军大臣费舍尔爵士此刻也难掩焦虑：“根据我们在青岛眼线的报告，中国海军一直躲在青岛港，并接受德国远东分舰队的指挥！”
“这算不得什么，真正要命的是海关，德国人已经大摇大摆地进驻了被周鼎甲接管的海关大楼！他们的人穿着海关制服，和那些中国官员一起办公，清点货物，征收税款！
很明显，中国人正在用德国顾问替换原有的英国籍海关高级职员！上帝啊，海关！那是我们在华利益的命脉！是我们控制中国财政、监控贸易、施加影响力的最重要工具！现在，它正在被德国人一点点夺走！”
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继续汇报着，“……中国抵制英货运动全面展开后，效果开始以惊人的数据体现出来，在上海，英资轮船公司的货运量同比下降超过七成，码头仓库堆满无法运出或卸下的货物，保险和滞港费用激增。
太古、怡和等洋行的对华出口部门报告，销售额环比暴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许多华商代理商宁可支付违约金也拒绝提货。英国纺织厂发往中国的订单被大量取消。
在周鼎甲的统治区，英国商品的进口额几乎归零……英国对华出口总额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的、幅度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惊人暴跌！”
阿斯奎斯告诉首相，利益受损的英国工商界，不断向外交部和大英帝国议会施加巨大压力，伦敦的政客和报纸最初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东方人一时的情绪发泄”。但当损失数字实实在在摆到面前时，他们终于感到了惊愕和慌乱。
《泰晤士报》忧心忡忡地评论：“中国人似乎找到了一种我们未曾预料到的、有效的反击武器。这不仅仅是军队，而是 有组织的意志。他们的领导人成功的发起了一场全民性的民族主义经济运动。我们的对华贸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朱尔典公使对这一切似乎早有预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连发出紧急报告，描述中国沿海和内陆城市抵制运动的规模和组织性，警告这不仅仅是商业问题，更是政治挑战。
他报告称，周鼎甲政权拥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远非清政府可比。他建议重新评估对革命政府的封锁和高压政策，因为“杀敌一千，自损可能超过八百”。
……
“混蛋！二德子这是赤裸裸地摘桃子！”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再也忍不住，怒骂道，“我们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投入了无数资本，建立了贸易网络，控制了海关，扶持了代理人……
现在倒好，德国人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靠着卖机器、派顾问，就想把我们在华几十年的经营成果一口吞下？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问题是，”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声音充满了无奈，“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直接向德国宣战吗？为了中国？”
向德国宣战？这个念头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欧洲的局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德国的“无畏舰”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其海军力量在北海对英国本土构成了越来越直接的威胁。
摩洛哥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英法协约与德奥同盟的对峙日益尖锐。在这个时候，为了远东的利益和面子，与德国进行全面战争？那将是一场可能葬送整个大英帝国的灾难，打仗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在外交上施压，揭露德国破坏‘列强一致’原则的行为……”格雷爵士尝试提出建议，但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