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303节
而此时他的手中也有了更多的筹码。两湖平定后，湖南的锑矿、桐油，湖北的铁矿、棉纱，加上东北的大豆、直隶的煤炭、生丝、茶叶，通过改良品种、扩大种植和半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出口量节节攀升。
不仅仅是大豆，现在桐油也有了很大的出口，美德甚至英国早就知道桐油在油漆、防水等领域的巨大价值，不断的进口。
虽然出口价格被外国洋行压得很低，但架不住量大，涓涓细流汇成了不小的外汇池子，支撑着他庞大的进口和技术引进计划。
“大帅，到了。”卫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化工学院现在的条件已经好了不少，有一栋红砖楼房，玻璃窗户，草坪球场，已经有了几分现代大学的气息。周鼎甲没有惊动校方，只带了两个随从，悄然走进一间化学实验室。
实验室里，十几个学生正围着几个实验台忙碌。有的在滴定，有的在蒸馏，有的在记录数据。空气中混合着各种试剂的味道。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讲师，正指导着两名学生操作一台小型的马弗炉。
周鼎甲站在窗外看了很久。这些专注而青涩的面孔，是他对这个国家未来最大的期望之一。几年来的强制教育改革、派遣留学生、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效果正在缓慢显现。也许现在他们还很稚嫩，模仿多于创造，但种子已经播下。
他忽然想起后世资料里看过的，阎锡山在山西搞的那一套“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粗糙，落后，但却在楼市支撑着阎锡山成为一地之雄。
“估计，差不多达到阎老西巅峰时期的六七成水平了吧？”周鼎甲心里自嘲地笑了笑，“接下来，汉阳、太原、本溪那几个新钢厂陆续投产，一战前冲一冲五十万吨钢，一千万吨煤，应该有点希望。到时候，至少在家门口，说话能硬气点了。”
朝鲜？想到朝鲜，他嘴角的笑意更深了，日本人这次是下了血本，也学乖了。既然对方严阵以待，那还硬碰硬做什么？《论持久战》的精髓之一，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日本人把主力钉死在防线上，渗透和袭扰暂时困难，那就暂停。让日本人在紧绷的等待中消耗给养，磨损士气好了。朝鲜中南部暂时的平静，不代表人心归附。恰恰相反，高压统治和横征暴敛，只会让仇恨更深。
时间，站在他这边。中国的体量是日本的近十倍，资源潜力更是天壤之别。拖下去，等自己的工业再上一个台阶，等日本国内的财政危机和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到时候，拿下朝鲜或许根本不需要一场倾国之战。
心情大好的周鼎甲，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农业部门从英国引进的约克夏大白猪的育种场，看着那些圆滚滚的猪仔在干净的圈舍里哼哼，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百姓餐桌上更多的油水。
接着，他会见了德国公使，就一批克虏伯新型炼钢设备的进口和技术人员派遣问题交换了意见；下午，又会晤了美国公使，探讨了关于引进棉纺织机械和美国贷款的可能性。日程排得满，但他的步履却显得轻快。
这种“清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几年来逐步搭建起来的权力架构。他深知自己长处在于战略布局、军事革新和技术方向的把握，而非繁琐的日常行政和人事纠葛。
因所以他早早确立了“军政分离”的雏形：军队，牢牢抓在自己手中，通过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四总部和遍布各军的忠诚军官掌控。
行政，完全交给以陈昭常为首的总理府，让他们去处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千头万绪的具体事务；党务，则交给了起家的老兄弟袁子笃，由他领导的革命党中央及附设的议会咨询系统来运作，负责官员选拔、考核、宣传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意汇集。
钱袋子，他也没完全放手。中央银行的行长是他亲自任命的心腹，巨大的、控制着关键物资流通的“中华供销总公司”更是直接对大元帅府负责。
同时，他建立了直接隶属于元帅府办公厅的行政督察局和事实上独立于党务系统的革命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再加上公安部、安全部这一内一外两国情报机构，也有相应的部门收集地方情报，并直接对他负责，以此监督文武百官。
这一套，说白了就是：枪杆子、钱袋子的核心、刀把子归他；具体怎么干活（行政）、用哪些人（人事提名与考核）归陈昭常和袁子笃。他超然其上，做最后的仲裁者和监督者。
打仗时，他是总司令；和平建设时，他更像一个总规划师和最后的验收官。只要军队不乱，钱粮和关键物资渠道在手，监督的眼睛睁着，他就不怕下面的人闹出太大的幺蛾子。
这几年仗打得多，这套体制运行得还算顺畅。陈昭常兢兢业业，袁子笃自然也本分。可如今，天下大势日渐明朗，外部压力稍减，内部的暗流，就开始涌动起来了。
中*南*海紫光阁，陈昭常放下手中的毛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桌上，是关于河南黄河防汛工程追加预算的申请、鞍山钢铁计划、派遣第二批赴德美留学生名单、与英国谈判修改关税条约的最新进展报告……每一份都需要他阅示、斟酌、批复。
自从革命政府大军南下，控制两湖、陕甘后，他管辖的人口超过两亿，事务繁杂程度，越来越大，大到都有些吃不消了。
陈昭常想到了过往，有些感慨，人生的际遇真是匪夷所思，他是广东新会人，他虽然少年得志，早早考中翰林，但翰林院待了一段时间后，改任刑部主事，然后随同驻英大使，去欧洲访问，大开眼界，从此一直醉心于洋务。
回国后被安排去云南搞洋务，却被广西巡抚拦了下广西剿匪，从而错过了戊戌变法，到了庚子年，他上京，结果帝后被周鼎甲一锅端，他无奈跟了周鼎甲，但没想到却被周鼎甲看中，担任行政处长，一路走到了今天……
大帅对他委以行政全权，信任有加，他也投桃报李，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战争后勤和这千疮百孔的国家重建中。
他用人，自然倾向于维新派，尤其是有留洋背景、通晓外语、对现代政务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他的幕僚班底和提拔的官员中，比较开化的闽粤籍占了很大比例，这并非地域歧视，而是在他看来，要治理一个迈向现代的国家，必须用“新式”人才。
“总理，袁部长又派人来催问，关于湖南省教育厅长的人选，组织部那边给出的三人推荐名单，我们这边研究得怎么样了？”秘书长轻声提醒。
陈昭常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告诉他们，人事任免需综合考虑能力、资历、地方平衡，岂能单凭一纸推荐？湖南初定，百废待兴，教育关系未来，人选必须慎之又慎。
组织部推举的三人，我都不甚了解，让他们把详细履历、过往政绩送来，伪清时期的经历一定要说清楚，待总理办公会议讨论后，再呈报大帅裁定。”
秘书长应声而去，陈昭常却知道，这不过是拖延之词。袁子笃推荐的人，十有八九是湖南籍，或是与湖南维新派有渊源者。
这半年来，随着两湖完全落入掌控，大批原先蛰伏或流亡在外的湖南籍士人、维新派、乃至一些在旧官僚体系中不得志的湖南籍官员，纷纷北上投效。
他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同为湖南人、且执掌组织人事大权的袁子笃身边，袁部长的“湖南帮”，声势骤然壮大、
另一边，革命党中央组织部大院里，气氛则是另一种热烈，小会议室中，袁子笃坐在上首，听着几位湖南同乡，也是党部内重要干部的热烈议论。
“……昭常总理此举，分明是心存偏私！两湖新复，正是用人之际，他却百般阻挠我等推荐贤才，说什么要‘综合考量’‘慎之又慎’，无非是觉得我们湖南人‘土气’，不如他们粤闽人士‘洋气’，不如留洋回来的‘懂得现代政务’！”
“就是！别的不说，单说这财政，我们湖南的周震鳞，早年协助陈宝箴办时务学堂，后来又打理实业，理财是一把好手，凭什么不能当湖南财政厅长？难道只有陈总理家乡和山西人才出理财专家？”另一人附和道。
“还有教育。湖南自曾文正公以来，文教昌盛，人才辈出。范源濂先生，教育大家，德高望重，主持湖南教育再合适不过。可总理府那边，偏偏属意一个粤籍的年轻人！这说得过去吗？”
袁子笃默默得听着同乡们的抱怨，他知道，这些人中，确有真心为家乡举荐人才、急于在桑梓之地推行新政的，但也不乏想借此机会安插亲信、掌握实权之辈。
他自己何尝没有私心？大帅把人事和组织大权交给他，是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必须确保这条线上，有足够多“自己人”，或者至少是能顺畅沟通、不会掣肘的人。用家乡人，知根知底，沟通成本最低，在权力场中，这是最朴素也最有效的结盟方式。
更何况，他袁子笃能有今天，固然靠的是早年追随周鼎甲起事的功劳，但能支撑到今天，自然也离不开一批湖湘志士的帮衬，现在他身居高位，于情于理，也该有所回馈。这是人情，也是稳固自身权力的需要。
“好了，诸位的心情，我理解。”袁子笃缓缓开口，“昭常总理做事，有他的章法，看重留洋经历和新学背景，很符合大帅的心思，毕竟咱们要建设的新国家，许多事务确需新知识、新眼光。
财政厅长就算了，为防范内外勾结，负责财务的副省长和财政厅长、国土厅长等要职一贯用外省人士，周先生还是稍待片刻，等其他各省解放再行安置不迟！”
这番话一出，在场有几个人心里就有些郁闷，这些位置关系重大，若是外省流官，省内很多事情就会非常麻烦……
他话锋一转：“但是，两湖情况特殊，刚经历战乱，民生凋敝，土绅百姓惊魂未定。此时用人，熟悉地方民情、能与地方士绅有效沟通，或许比单纯懂得洋文、洋理论更重要。
范源濂先生是湘中俊杰，德才资望皆备，对维新变法也很支持，又办过学，正是稳定地方、推行新式教育的合适人选。”
他看了一眼那位小老婆所出的总督三公子谭延闿：“岳军，你把我们拟定的人选名单，连同范先生的详细履历、过往著述或政绩，还有我们对两湖当前局势的分析、为何认为这些人选特别合适的理由，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
不仅要送总理府，更要抄送一份给大帅身边负责教育的大秘书刘尚清，他是辽宁有名的秀才，才德兼备，想来对范先生的所作所为也是认可的……我们要据理力争，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搞地域抱团。”
谭延闿眼睛一亮：“部长的意思是……”
“大帅最看重实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子笃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要让大帅看到，我们推荐的人，是能真正做事、稳定地方的，而不只是籍贯在哪里！”
众人心领神会。这就是政治博弈，既要争，又要争得漂亮，争得有理有据，此时另外一个声音说道，“大帅身边的大秘书们，就算不是大军机，也是小军机，部长还是要……”
话还没有说完，袁子笃就摇摇头，“大帅身边的秘书一概由大帅亲拔，组织部可以考察读报人，我也可以推荐读报人，但绝不可推荐秘书，这是大帅直接决定的！”
谭延闿心中一动，由于周鼎甲提前把清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谭延闿自然不可能参加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也无法填补湖南在清代二百余年无会元的空白，获得名声大振的机会，所以谭延闿虽然在湖南有点名气，毕竟是伪清时代两广总督的儿子。
这一世的谭延闿情况大不一样，清朝灭亡后，他开始研究西学，此人非常会读书，又有巨大的人脉，很快在湖南就有了名气。
在谭钟麟去世后，他作为妾生子，在家里待不住，权衡一番就带着母亲，来到了北方，依靠湖南的老关系，投到了袁子笃门下。
袁子笃对这位在香港读过书的清末总督公子一开始也没当回事，不过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很有一套东西，说话做事都可圈可点。
此人非常聪明，博闻强识，性格又很不错，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推荐给周鼎甲，原因很简单，谭钟麟是慈禧提拔的封疆大吏之一，他把这样的人推荐给周鼎甲，会被人攻击的！
虽然没有推到周鼎甲门下，但谭延闿却很得袁子笃的认可，进入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看着不起眼，但位置相当重要，而随着接触的增多，谭延闿吃惊的发现袁子笃和组织部的权力之大。
表面上看重要官员的任命掌握在革命党中执委会议（党务、议会干部）和政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行政干部），但实际上组织部扮演的角色非常大，甚至是关键角色，因为那些应该提拔的官员需要由组织部负责筛选，两会只能讨论组织部提名的人选……
而组织部负责审查、提名和任命几乎所有重要岗位的官员，包括政府、国有企业、文化机构、议会等领域的关键职务，这些职位被列在“名录”上，只有经过组织部批准的人选才能上任，确保了党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
组织部还负责管理这些关键职务干部的档案，内容包含履历表、鉴定、任命书、照片、奖励证书等，这种系统性收集，使得党组织能对每一位重要人物进行长期、细致的监控和评估。
档案中记录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思想倾向等，往往会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的依据，干部的晋升、降职、调动，几乎完全依赖于组织部档案中的评价……
而在审查干部时，组织部长和副部长会召开联系，然后根据位置的重要性推荐三到五个候选人，再由两会决定任命。
谭延闿长期跟在其父身边，对清王朝的统治模式相当了解，但他压根想不到世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极其严密的官员任命制度，组织部牵制两会最高层，组织部长与副部长相互牵制，总理与副总理相互牵制，谁也别想一家独大，架空周大帅，这是何等的政治智商……
随着在京的时间越来越多，谭延闿对周鼎甲了解的越来越多，周鼎甲或许是受到德国人的影响，相当新潮，他竟然支持男女平等。
他为了安抚各方势力，此时已经有了两房小老婆，但名义上却是生活秘书，而且也不和夫人住在一起，给了她们足够的尊重，而不用向自己的母亲一样要站着伺候人，每每想起这些，谭延闿就心如刀割。
周鼎甲并不是纯粹的军人，他能想出那么多东西，或许是因为他很喜欢读书，国内的、国外的都读，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数学格物、理化生物，涉猎非常广。
而作为大帅，也必须了解中外情况，各种报纸自然不断涌过来，周鼎甲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他就找了一堆年青人帮他剪辑各种报纸什么的，这些年轻人也读各种书籍，若是觉得不错，也可以推荐给周鼎甲。
这些年青人有的是周鼎甲点名，有的是中央大员或者地方大员，亦或是各地大商人推荐，还有的则是组织部和总政治部按照周鼎甲的要求，从各行各业抽调的优秀年青人。
这些人来到周鼎甲身边，会首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军训的同时，组织部会进行政审，政审通过后，才会被安排到周鼎甲身边，而在读报期间获得周鼎甲欣赏的，就有可能成为他庞大的秘书团队之一。
周鼎甲表面上不管党务和行政，但实际上革命党和政务院各种报告都必须报告给他，所以周鼎甲养着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
总负责人是大元帅府秘书长，目前的秘书长是张元济，戊戌变法前，他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
陈昭常成为总理后，就把当时在印务印刷所的张元济请回到北京，一开始负责教育，后来就成为了周鼎甲的大帅府秘书长。
秘书长下面是一堆负责各块事务的秘书，秘书又分大秘书和小秘书，小秘书负责收发，起草文件这些常规的秘书活计，而大秘书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对分管的工作有着相当大的话语权，所以被人称为小军机……
很明显，这所谓的读报是周鼎甲在培养后备人才，能够读报的人，可以认为是清王朝的翰林，而能够从读报人员一跃成为周鼎甲的秘书，那就是翰林出翰林院，下一步就会被外放地方，然后带着天子门生的名头一路前进！
想到这里，谭延闿心头火热，身处组织部，只要做得好，他的未来不可限量，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能跻身国家的最高层，而要想尽快走到这一步，大帅身边的大秘书们一定要交好……
谭延闿带着这样的思考，前往清华园的大元帅府，与周鼎甲负责教育的大秘书刘尚清沟通了一番，谭延闿风度翩翩，说话做事很有一套，两人谈得非常不错。
谭延闿离开后，恰好同为周鼎甲大秘书的王永江过来打招呼，刘尚清有些感慨的说道，“这位总督三公子能力真是不俗……”
“当然不俗，能够让袁部长不顾及身份，也要安排他到组织部任职，岂是一般人物？”
“要不要推荐给大帅？”
“袁部长身边得力之人，大帅又怎么可能不清楚！”
“也对……”刘尚清想了想，转移话题问道，“岷源，我听说大帅有意下放你到地方，我看有必要和组织部那边打个招呼？”
“现在各路神仙都在圈地占地盘，你我根基浅薄，还是少掺和一些是非更好一些！”
“谈何容易？随着东北老乡陆续出关，一堆人盯着呀！”
刘尚清说的没错，各种政治角力，并不仅仅发生在“粤闽-留洋派”与“湖湘派”之间。在总理府内部，在地方各省，派系的影子已然清晰。
山西籍官员和商人，不仅在地方占据大量位置，也凭借其悠久的票号传统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在革命政府接管旧金融机构、建立新银行体系、发行债券等过程中，迅速占据了重要位置，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山西帮”。
而与此同时，随着徐润侄女成为周鼎甲身边人，一大堆人了解现代金融体系和了解海关的商人，也迅速投入到周鼎甲的怀抱，得到了周鼎甲和陈昭常的重用，这两路人马在财经口的明争暗斗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而随着东北（辽宁、吉林）的渐次平定和资源开发提上日程，一批早期投效周鼎甲、或有志于开发边疆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其中不少是直隶、山东人，因地理接近较早关注东北），也开始形成一股势力，可称之为“东北派”或“开边派”。
他们主张加大对东北的投入，移民实边，开发煤铁森林资源，将其建设成稳固的后方和工业基地，这又与总理府有限的财政预算和各地嗷嗷待哺的建设需求产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