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75节

　　“反坦克小组！右翼，三点钟方向，那辆马克V！” 冯·克劳泽对着电话声嘶力竭地吼道。很快，几名抱着粗大反坦克步枪的士兵艰难地移动到位置，开火。炮弹击中了坦克的侧面，但没有穿透。坦克调转炮塔，轰隆一声，反坦克小组所在的位置被炸成一团火光。

　　“见鬼！” 冯·克劳泽咒骂着。他们的反坦克手段太有限了。曾经犀利的突击战术，在敌军绝对优势的坦克和炮火面前，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从进攻的矛头，变成了被动挨打的盾牌，而且是一面千疮百孔、即将破碎的盾牌。

　　“上尉！弹药！步枪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只剩每人两枚！” 一个满脸硝烟的中士爬过来报告，声音带着绝望。

　　“让士兵们从阵亡者身上搜集！节省点用！” 冯·克劳泽吼道，但他知道这是杯水车薪。后勤线被联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严重干扰，补给车队损失惨重，前线部队经常面临弹药和食物短缺。

　　更可怕的是人的消耗。突击营的士兵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但再精锐的战士也是血肉之躯。在连续数月的高强度进攻和随后同样残酷的防御战中，他们伤亡殆尽。

　　补充兵员素质急剧下降，很多是刚刚征召的、训练不足的十七八岁少年，或者是从东线调来的、对西线残酷堑壕战缺乏准备的老兵。这些新兵在面对坦克集群冲击和饱和炮击时，更容易崩溃。

　　冯·克劳泽想起春季攻势开始时，部队里那种高昂的、带着最后一搏般悲壮的士气。鲁登道夫将军告诉他们，这是决定德国命运的最后进攻，胜利就在眼前。他们信了，并为此拼尽了全力。

　　但现在，他们被抛弃在这个距离出发阵地近百公里的烂泥地里，孤立无援，面对无穷无尽的敌人和钢铁怪物。那种被欺骗、被耗尽的感觉，比敌人的炮火更令人窒息。

　　傍晚时分，在击退联军又一次进攻后，阵地上暂时沉寂下来。幸存者们挤在肮脏的掩体里，分享着最后一点发霉的面包和清水。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和伤员的呻吟。

　　战斗还在继续，冯·克劳泽的营最终选择了乘夜分散突围，但他本人也受了重伤，被担架抬下火线。

　　躺在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听着周围伤兵的哀嚎和因流感而咳嗽不止的声音，看着窗外一队队士气低落、建制混乱的撤退部队，他知道，德军的脊梁，已经被打断了。进攻的力量早已耗尽，现在，连防御都开始力不从心。

　　当欧洲的老兵们在泥泞和血泊中逐渐麻木、耗尽时，来自新大陆的美国远征军，正以青春、热血和近乎奢侈的物资装备，猛烈地撞击着西线的僵局。然而，这种“新鲜感”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惨烈到超乎想象。

　　在默兹-阿戈讷地区，阿尔贡森林，美军第一集团军，在潘兴将军的坚持下，正在这里发动一场旨在切断德军重要补给线的大规模攻势。阿尔贡森林地形复杂，林木茂密，德军早已构筑了纵深防御体系，布满机枪巢、铁丝网和雷区。

　　美军第79步兵师的士兵们，正以密集的队形，在军官的催促下，艰难地向森林深处推进。他们大多入伍不到一年，在欧洲接受了几个月仓促的堑壕战训练，脸上还带着远离家乡的兴奋和对战争浪漫化的想象。

　　他们的装备确实精良：崭新的春田步枪，充足的子弹，厚实的呢料军大衣，皮质武装带，以及相对充足的口粮。

　　但这种“富裕”和训练不足，在残酷的实战中很快变成了致命的弱点。

　　“保持队形！加快速度！德军就在前面！” 一名年轻的美军少尉挥着手枪，大声喊叫着。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充满荣誉感和进攻精神，但缺乏实战经验。

　　士兵们排着并不太疏散的线列，在泥泞的林间空地前进。突然，正前方和侧翼的树林中，爆发出密集的机枪射击声！

　　德军的MG08机枪，由经验丰富的射手操控，形成了交叉火力。瞬间，冲在最前面的美军士兵像被无形的镰刀割倒的麦子，成片地倒下。惨叫声、呼喊声、枪声响成一片。

　　“找掩护！散开！该死的，散开！” 有经验的老兵声嘶力竭地吼着，但混乱中，许多新兵惊慌失措，要么愣在原地成为靶子，要么盲目地向前冲或向后跑，进一步加剧了混乱。

　　德军的迫击炮弹也开始落下，在人群中炸开一团团火光和破片。美军仓促组织的反击火力凌乱而低效，因为他们往往找不到隐蔽良好的德军机枪阵地具体位置。

　　仅仅二十分钟，这个美军连就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员，进攻停滞不前，伤员在泥地里哀嚎，无人能及时救助。

　　这样的场景，在阿尔贡攻势中反复上演。美军士兵勇敢，甚至可称悍不畏死，但战术呆板，过于依赖正面强攻和火力覆盖，缺乏灵活的渗透和迂回技巧，对战场地形和敌军火力点的侦察、清除也不够细致。

　　他们用年轻人的鲜血和生命，去硬啃德军经营多时的坚固据点。潘兴将军“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避免了美军被英法“堑壕战消极心态”传染，但也导致了高昂的、在许多欧洲老兵看来不必要的伤亡。

　　随军记者记录下的一个场景令人心碎：在一次进攻受挫后，撤退下来的美军士兵聚集在团部救护站附近。

　　一个腹部中弹的年轻士兵，躺在担架上，紧紧抓着一个医护兵的手，眼神充满困惑和痛苦：“先生……我们不是来拯救欧洲的吗？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们？为什么这里……和宣传画上的不一样？”

　　他的问题无人能答。宣传画上是英勇的美国大兵踩着德国鹰徽，背景是胜利的旗帜和欢呼的人群。现实是泥泞、鲜血、残肢断臂、无休止的炮击和冰冷的死亡。

　　阿尔贡森林战役持续了近三个月，美军投入百万兵力，伤亡超过二十万人，进展却缓慢而代价高昂。

　　美军确实展现了强大的持续攻击能力和物资保障力，逐步啃下了德军的防线，但其伤亡率震惊了美国国内。当阵亡通知单和伤残军人像潮水般涌回美国小镇时，最初那种“让世界民主安全”的狂热开始降温，质疑和反战的声音开始出现。

　　也就在英法美德在泥泞中不断厮杀，不断损耗人命时，或许是对人类的自相残杀已然厌恶，上帝给出了惩罚-席卷全球的大流感出现了！

　　冰冷的海风裹挟着北海的湿气，吹过这片庞大而嘈杂的营地。这里是英国远征军最重要的后方枢纽之一，无数新兵在此接受训练，伤员在此治疗，休整的部队在此轮换。木板房里人满为患，操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卡车和马车扬起阵阵尘土。

　　在一间挤了三十多人的新兵营房里，十八岁的列兵托马斯·米勒正努力把靴子上的泥巴刮掉。他来自伦敦东区，三个月前还在父亲的印刷作坊里帮忙，如今穿着略显宽大的卡其布军装，胸口别着崭新的“国王与帝国”徽章，心中充满了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幼稚英雄主义的激动。

　　“我说，米勒，” 邻铺的苏格兰小伙邓肯擤了擤鼻子，声音闷闷的，“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上前线？听说德国佬的防线像铁桶一样。”

　　“快了，听说训练期缩短了。” 托马斯头也不抬，“指挥官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填补缺口。” 他并不知道“缺口”这个词背后是数十万伤亡的冰冷数字。

　　“见鬼，这天气真邪门，” 另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士兵比尔嘟囔着，把毯子裹得更紧，“我觉得我好像感冒了，浑身发冷，骨头疼。”

　　起初，没人太在意。军营里小病小痛太常见了。但几天后，情况急转直下。

　　营房里的咳嗽声从零星变得密集，像一场不祥的交响乐。托马斯也开始觉得不对劲，早上起床时头痛欲裂，肌肉酸痛得如同被狠狠揍过一遍，喉咙像着了火。他去医务室，发现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面色疲惫的军医匆匆检查，测量体温（普遍高烧），然后给出几乎相同的诊断：“流行性感冒，卧床休息，多喝水。” 药？只有一些阿司匹林，军医们也听说德国人开发的一款药似乎有一定的效果，但协约国目前还没有大量装备。

　　回到营房，托马斯看到邓肯蜷缩在铺位上，脸色潮红，呼吸急促，闭着眼睛痛苦地呻吟。比尔的情况更糟，他开始剧烈咳嗽，痰中带着不祥的粉红色泡沫。

　　“医务兵！快叫医务兵！” 托马斯朝门外喊道，但他自己的呼喊也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

　　增援的医务兵赶来，看到邓肯的样子，脸色变了。“把他抬到隔离病房！快！” 所谓的隔离病房，只是另一个稍微空旷些的木板房，地上铺着草垫，已经躺了不少同样症状的士兵……

　　托马斯没被送走，他属于“轻症”。但他亲眼看着同营房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强壮如牛的邓肯，仅仅两天后，他的皮肤开始呈现出一种可怕的青紫色，尤其是嘴唇和指甲周围。他张大嘴巴拼命呼吸，却仿佛吸不进任何空气，胸膛剧烈起伏，发出拉风箱般的声音。

　　他的眼神充满恐惧和不解，死死抓住床边一个医务兵的手，指尖都因用力而发白，却说不出一个字。几个小时后，邓肯死了，死时脸上凝固着窒息的痛苦表情。

　　死亡的阴影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基地医院原本就因战伤而拥挤不堪，如今更是被流感病人彻底淹没。走廊里、帐篷下、甚至仓库里都躺满了人。药品严重短缺，医护人员自身也接连病倒。

　　死亡的士兵被用帆布裹起，像木材一样堆放在手推车上，运往营地边缘匆忙挖掘的大型合葬坑。没有像样的葬礼，没有牧师祷告，只有生石灰被撒下，然后泥土迅速掩埋。

　　一天，托马斯拖着稍有好转但仍虚弱的身体去取配给，遇到了同样面色苍白的比尔。比尔侥幸活了下来，但咳血损伤了肺部，走路都喘。

　　“邓肯……还有汉斯，乔……都死了。” 比尔的声音嘶哑，眼神空洞，“汉斯上周还收到他妹妹的信，说等他回家……乔才十七岁，谎报了年龄……” 他顿了顿，看向远处冒着黑烟的基地焚化炉，喃喃道：“这他妈到底是什么？德国人的毒气吗？”

　　一个路过的受伤老兵听到了，停下脚步，冷冷地说：“毒气？小子，毒气至少你知道是谁放的，长什么样。这东西……它就在空气里，在你我之间。你呼吸，就可能死。比德国佬的马克沁机枪公平，谁他妈都躲不掉。” 说完，他咳嗽着走开了。

　　托马斯感到一阵寒意，比发烧时更甚。他想起训练时教官教的如何防炮击、如何拼刺刀、如何躲避机枪火力。可没有人教他，如何躲避身边战友的一次咳嗽，如何对抗这种让你从内部腐烂、窒息而死的无形之物……

　　与此同时，在德国柏林郊外某补充兵训练营，训练营里充斥着教官严厉的呵斥、单调的队列操练声，以及关于西线即将到来的“决定性胜利”的宣传。

　　十七岁的汉斯·费舍尔，来自莱比锡一个教师家庭，脸颊上还有几颗青春的雀斑。他和其他两百名同龄人被编入第47补充兵连。他们睡在拥挤的营房大通铺上，吃着重油却热量不足的炖菜，憧憬着在战场上为皇帝和帝国赢得荣耀。

　　流感，最初是以几声咳嗽潜入的。营房里总有人感冒，不是吗？但这一次不同。咳嗽声迅速连成一片，仿佛传染的不是病毒，而是咳嗽这个动作本身。

　　汉斯在一天早晨醒来，感到头晕目眩，浑身肌肉像被碾过一样疼。他勉强爬起来参加晨训，却在跑步时眼前一黑，差点栽倒。中士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骂了一句，让他回营房休息。

　　营房已经变成了病房。至少一半的床位躺着病号。高烧让他们胡言乱语，剧烈的咳嗽撕扯着他们的胸膛。卫生兵戴着简陋的纱布口罩，穿梭其间，分发凉水和少量的退烧药，眼神里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疲惫。

　　汉斯躺在铺位上，听着周围痛苦的呻吟和咳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燃烧，又时而如坠冰窟。他想起了母亲温暖的厨房，父亲书房里的油墨味，还有妹妹弹奏的走调的钢琴曲。

　　恐惧，冰冷的恐惧攫住了他——不是对前线枪炮的恐惧，而是对这种从内部吞噬他的无形力量的恐惧。

　　连队指挥官，一位年近五十、在东线丢了一条胳膊的预备役上尉冯·海因里希，拄着手杖来到营房。他看着满屋病倒的年轻人，原本严厉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恸。这些孩子，他们还没摸过真正的步枪，没听过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就要在这里，像被镰刀割倒的草一样死去？

　　“医生，情况怎么样？” 他问随行的营医，一位头发花白、眼袋深重的老大夫。

　　老医生摇摇头，声音沙哑：“肺炎，爆发性肺炎。太快了……我们缺乏有效的药物，磺胺有些作用，但只能缓解，而且已经用完了。

　　只能靠他们自己扛……但很多人的身体，扛不住。” 他指了指角落里一张空铺，“那个来自汉堡的小伙子，叫弗里茨的，凌晨死了。很安静，咳着咳着，就没了呼吸。”

　　冯·海因里希上尉沉默了很久，才说：“通知家属。还有……让还能动的人，把病情最重的转移到临时隔离区。不能让整连人都垮在这里。” 尽管他知道，所谓的隔离区，条件只会更差。

　　转移的过程混乱而凄惨。高烧虚弱的士兵被搀扶着，或直接抬上门板。汉斯看到平时最活跃、总吹嘘自己肌肉的卡尔，此刻像一摊烂泥一样被拖走，脸上是不正常的紫红色。卡尔的眼珠转动着，看向汉斯，嘴唇嚅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喷出一口带血的泡沫。

　　临时隔离区是几顶闲置的帐篷，地上铺着薄薄的稻草。药品和护理几乎为零。死亡在这里是日常景象。穿着防护服（实际上只是浸过消毒液的罩衣）的收尸队每天来几次，用担架抬走裹在石灰袋里的僵硬躯体，直接送往营外的集体墓坑。

　　汉斯最终活了下来，或许是年轻，或许是运气。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出那顶死亡帐篷，重新站在阳光下时，他所在的第47补充兵连，已经永远失去了超过八十个名字。

　　他们甚至没能踏上西线的土地，没有杀死或见过一个敌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柏林郊外的泥土里。

　　负责训练他们的教官，一位老军士长，在幸存者们面前，第一次没有训话。他目光扫过这些劫后余生、脸色蜡黄、眼神惊魂未定的年轻人，最终只是沙哑地说了一句：“记住他们。然后……愿上帝保佑你们的前线。”

　　这话里没有鼓舞，只有深深的疲惫和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些被流感摧残过的身体和心灵，还能承受前线真正的炼狱吗？连队原定的开拔日期，被迫推迟了两周。而前线的鲁登道夫将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新的“风暴突击队”血液。

　　而在北大西洋，美军运兵船“利维坦号”，这艘巨轮曾是德国骄傲的远洋邮轮，如今漆成了单调的灰黑色，桅杆上飘扬着星条旗。

　　它的船舱经过改造，塞进了超过一万两千名美军士兵，大部分是第一次离开北美大陆的年轻人。船舱内空气污浊，床铺是四层甚至五层的吊床，密密麻麻，人与人几乎肌肤相贴。这里是病毒传播的完美培养皿。

　　来自堪萨斯农场的小伙子威廉·“比利”·杰克逊，正挤在昏暗的底舱里，试图给家里写一封信。纸张潮湿，钢笔出水不畅，正如他此刻的心情——远离家乡的乡愁，对未知战场的恐惧，以及船舱里日益蔓延的不安。

　　“亲爱的妈妈，” 他写道，“我们在海上已经第六天了。一切都好，就是有点挤，伙食是罐头牛肉和硬饼干……很多人晕船，吐得到处都是。不过……”

　　他停下笔，因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附近传来，接着是更多人的咳嗽。流感，在离开纽约港后不久就出现了。

　　起初只是零星病例，军医试图隔离，但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下，隔离形同虚设。很快，咳嗽和高烧像野火一样席卷了各个舱室。

　　比利所在的连队也没能幸免。他上铺的战友，一个爱说笑的纽约意大利裔小伙托尼，昨天开始发烧，现在正裹着毯子瑟瑟发抖，脸烧得通红。医务兵来看过，给了几片阿司匹林，摇摇头走了。

　　“比利……” 托尼声音虚弱，“我觉得……呼吸有点费力。”

　　比利爬上铺位，看到托尼的嘴唇颜色有点发暗。“坚持住，托尼，快到法国了，那里有医院。”

　　但情况恶化得超乎想象。仅仅一夜之间，托尼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胸口剧烈起伏，每一次吸气都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发出可怕的哮鸣音。

　　他的脸色从潮红变成了可怕的青紫色，指甲床也是乌黑的。他抓住比利的手，眼神里充满极度的痛苦和恐惧，张大嘴巴却吸不进足够的空气。

　　“医……医务兵！” 比利嘶声大喊。

　　赶来的军医和护理兵看到托尼的样子，脸色都变了。“急性肺炎！把他抬到医务室去！”

　　医务室早已人满为患。走廊里、甚至甲板上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都躺满了病号。呻吟、咳嗽、痛苦的喘息和医护人员急促的指令声混杂在一起。药品严重短缺，氧气瓶更是珍贵无比。很多病患只能接受最基本的护理，然后在窒息中死去。

　　死亡的仪式变得简单而频繁。几乎每天，船上都会举行海葬。裹着帆布、脚部绑着炮弹壳的尸体被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随军牧师用快速而疲惫的声音念着简短的祷文。然后，在低沉的海浪声中，踏板倾斜，一具具尸体滑入冰冷幽暗的大西洋，溅起小小的水花，随即被无尽的深渊吞没。活着的士兵们立正行礼，许多人脸上没有悲伤，只有麻木和更深的恐惧——下一个会是谁？

　　比利看着托尼被帆布包裹，和其他十几具尸体一起，消失在波涛之下。那个总是谈论战后要在布鲁克林开披萨店的托尼，永远留在了北大西洋的某个无名坐标。

　　比利没有哭，他只是感到一种冰冷的空洞。战争还没开始，死神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收割了如此多的生命。

　　航程结束时，“利维坦号”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船上统计，有超过八百名士兵在航行中死亡，另有近两千人病重需要立即住院，还有数千人带着轻微症状或处于潜伏期。

　　这些年轻的美国大兵，怀揣着拯救民主世界的理想踏上欧洲大陆，第一步踏上的，却是被瘟疫阴影笼罩的码头和挤满流感患者的临时医院。病毒，也随着他们的人流和物资，更深地扎入了欧洲战场的肌体。

　　一位在港口负责接收的法国军官，看着这些脸色苍白、惊魂未定、不少人还在咳嗽的美军士兵走下舷梯，对身边的同僚低声苦笑道：“看啊，美国派来的援军……和瘟疫使者。” 他的话里没有嘲讽，只有深深的无奈和一种超越国籍的共情。

　　而在法国，默兹-阿戈讷地区，美军第一集团军某前沿阵地，秋雨将战场变成了无边的泥潭。美军士兵们蜷缩在积水的堑壕里，既要警惕对面德军可能发动的袭击或炮击，又要忍受另一种无形却日益逼近的威胁。

　　中士詹姆斯·科尔曼，来自德克萨斯，是个参加过美西战争的老兵，被调来充实这支以新兵为主的部队。此刻，他正烦躁地检查着士兵们的防毒面具是否随身携带，同时竖起耳朵听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见鬼，这咳嗽就没停过！” 他啐了一口，“二班那边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