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90节
数倍于德国现有水平的薪水(可以按黄金或美元计算)、宽敞的住房、配备助手的实验室或工作室、全家搬迁安置、子女教育保障,以及一个“参与建设一个新兴工业大国”的远大前景承诺。
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和工匠内心充满矛盾。离开祖国,尤其是去往遥远的、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并非易事。
但祖国的现状令人绝望:战败的屈辱、经济的崩溃、未来的迷茫,以及正在凡尔赛被讨论的、可能更加严酷的条约。
而中国,这个曾经被德国视为“未开化”、如今却展现出惊人活力和购买力的东方国家,似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一些年轻的、富有冒险精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心动;一些年长的、看到自己毕生研究可能因经费断绝而付诸东流的学者,也在认真考虑。
在商德全在德国开展工作的同时,另外几支规模稍小但目标明确的中国代表团,也分别进入了奥地利和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
奥匈帝国崩溃带来的不仅是政治地震,还有学术和工业体系的断裂与失业潮。中国代表团在这里的目标,除了部分特定技术(如奥地利的精密仪器、医疗技术),也接纳那些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以及那些通用的工程技术人才。提供的工作机会和稳定待遇,对许多生活无着的奥地利知识分子而言,如同雪中送炭。
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生的国家继承了奥匈帝国相当一部分工业遗产,尤其是斯柯达兵工厂,拥有强大的机械制造和军工生产能力。
中国对捷克的重装备兴趣浓厚。一个由中国军方背景人员和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直接向斯柯达等企业提出了一份令人咋舌的采购清单:包括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坦克(或装甲车辆)设计、机枪生产线、军用卡车以及相关的一揽子技术转让请求。
捷克人既惊喜又警惕。惊喜的是,来自远东的大订单可以迅速帮助他们的军事工业完成从战时到和平时期的转型,保住工人饭碗,积累发展资金。警惕的是,中国人要的不仅是产品,更是技术,这触及核心利益。
然而,中国的谈判代表再次展现出他们的实用主义:他们同意分阶段进行,首批采购成品和部分组件,同时合作建立维修和培训中心,为最终的技术转让铺路。
他们甚至暗示,可以支持捷克在亚洲的某些商业和战略存在作为交换,这对于一个新生小国拓展国际空间,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此外,中国代表团同样没有忘记在捷克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搜罗各类技术人才。许多在奥匈帝国军队或兵工厂工作的工程师、技师,在帝国解体后身份尴尬,前途未卜,中国的邀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从1919年开始,一股来自东方的、以务实合作和优厚待遇为特征的人才与技术引进潮,悄然席卷了战败的德国和解体的奥匈帝国故地。
这不同于美国后来主要通过资本收购和吸引顶尖科学家的“人才掠夺”,中国的做法更系统、更广泛,目标不仅包括顶尖学者,也涵盖了大量的中级工程师、技术工人,甚至文化艺术人才,意图快速填补自身工业化进程中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空白。
当中德、中欧之间的技术贸易与人才交流刚刚拉开序幕,沉浸在获得救命粮食和潜在订单的短暂欣慰中时,1919年9月7日,凡尔赛宫镜厅,协约国将一份厚达数百页的条约最终文本,正式递交给德国代表团。
条约内容此前已有风声泄露,但完整的、冰冷的条文摆在面前时,带来的冲击依然是毁灭性的。
德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在接到条约后,脸色惨白,当场发表了悲愤的声明,谴责条约的“不公正”和“毁灭性”,但表示将带回柏林研究。
当条约内容通过电波和报纸传回德国,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正在艰难建立共和制度的国家,瞬间被点燃了。不是希望的火焰,而是愤怒、屈辱和绝望的烈火。
柏林,国会大厦前广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工人、学生、退伍军人。他们手中挥舞着传单,上面印着条约的摘要。怒吼声此起彼伏:
“不接受!誓死不接受!”
“这是谋杀!是对德国的谋杀!”
“他们想饿死我们,绞死我们!”
“耻辱!奇耻大辱!”
“我们要复仇!复仇!”
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内部也陷入激烈争吵和巨大压力。接受?意味着将屈辱的枷锁套在整个民族脖子上,经济将被赔款压垮,国土被撕裂,军事上被阉割,国家尊严扫地。不接受?协约国大军压境,封锁重启,德国可能面临被彻底占领和肢解的风险。
街头开始出现暴力冲突。极右翼的退伍军人团体和极左翼的斯巴达克团残余势力,都在利用民众的愤怒情绪。暗流涌动,共和国的基础在条约的冲击下摇摇欲坠。
汉堡港,短暂的欣慰气氛荡然无存。码头工人放下了手中的中国粮食,和所有人一样,陷入对条约的震惊与狂怒之中。
“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钱,还要我们承认是罪人!”一种深切的、被背叛和被侮辱的感觉,取代了饥饿带来的虚弱,转化为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仇恨。
当凡尔赛和约全文抵达柏林的几乎同时,经过电报房的昼夜接力,一份详尽的内容摘要,也摆在了北周皇帝面前。
当罗莎·卢森堡走进来时,周鼎甲直接将那份电报摘要递给了她,“看看这个,卢森堡同志。凡尔赛的‘和平’礼物到了!”
卢森堡快速浏览,她的眉头越皱越紧,脸色越来越苍白,“这……这不是和平条约……”她声音干涩,“这是……奴役的宣言。他们想把整个德国民族钉在耻辱柱上,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德国一定会复仇,陛下,您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二十年的停战!”
周鼎甲点点头,他拿起一份准备好的外交指令草案:“所以,我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这不是正义的和平,这是胜利者的掠夺,是帝国主义分赃不均后对失败者的残酷惩罚,必将埋下未来更大冲突的祸根。”
他对侍立一旁的外交部官员吩咐:“以外交部正式声明的形式,通电各国。要点如下:第一,中华帝国反对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的单方面战争罪指控和羞辱性条款。
第二,我们谴责该条约对德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认为其无助于欧洲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第三,中华帝国将秉持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所谓战败国进行各种交流……”
官员迅速记录,卢森堡则震惊地看着周鼎甲。她知道周鼎甲对凡尔赛体系不看好,但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接、如此强硬地公开反对和约本身。这几乎是在与所有协约国为敌,至少是在挑战它们主导的战后秩序。
“陛下,”卢森堡忍不住问,“这样的声明……会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英法美恐怕会强烈反弹!”
周鼎甲淡淡一笑:“压力?我们承受的压力还少吗?西伯利亚、婆罗洲、那篇社论……虱子多了不痒。
关键在于,我们说的是事实,而且这话,是说给德国人听的,是说给所有对凡尔赛体系不满的人听的。
我们站在被压迫、被不公正对待的民族一边——至少话语上如此。这能让我们的形象,与那些贪婪的胜利者区分开来。德国人会记住,在所有人都落井下石的时候,只有中国送去了粮食,又为他们说了话。”
他顿了顿,语气深远:“这份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我们现在浇水,不是为了让它立刻长成参天大树去攻击别人,而是让这棵未来的大树记住,是谁在它最脆弱的时候给过它一滴水。未来的世界格局,需要更多的变数,而不是英法美一手遮天。”
卢森堡沉默了。她再次被周鼎甲那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冰冷而长远的地缘战略计算所震撼。他支持德国,不是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是为了给西方制造一个长久的麻烦,为了在未来多一个可能的筹码,也为了将中国的道义形象塑造为“被压迫者的朋友”。
这种纯粹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与她所信仰的国际主义阶级斗争,格格不入,却又在现实中显示出可怕的有效性。
她想了想说道,“但中国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主张……未来必然会引发俄国人的深仇大恨!”
“您说的没错,但您忘记了两点,中国同样对俄国怀有深仇大恨,而俄国的核心区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只是俄国的殖民地,中俄目前的纠纷实际上是争夺缓冲地带,是殖民地之争,多一点,少一点,并不至于伤筋动骨!”
周鼎甲很冷静的说道,“就算俄国人想报复,俄国的核心区离中国太远,多达几万公里的漫长距离……后勤还有寒冷的气候都约束着双方的发挥……时间一长,必然是一场消耗战。
目前的中国在其他方向,并没有能真正威胁到中国的敌人,我可以把大部分军队都调到北方,与俄国长期周旋,这可以加强中国对西域和蒙古广袤地区的控制,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而俄国就不同了,他们四面为敌,绝无可能与中国长期打一场消耗战,因为俄国的西面,德国正在咬牙切齿的等待着复仇,二十年后,必然会有一场更加惨烈的恶斗,俄国必然会被牵扯其中!”
“为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彻底搞坏与苏俄的关系,值吗?”
“我早就说过,我必须与苏俄为敌,唯有如此,英法美才不会抱团打击中国,中国才可以源源不断的引进西方的人才、技术和设备……”
卢森堡沉默良久,“您说的这些,我可以写信告诉列宁吗?”
“当然,有些话挑明了更好,他愿意谈,我欢迎;不愿意,那就打到底!”
而随着中国外交部那份措辞强硬、明确反对凡尔赛和约对德条款的声明,对外公开,本来就对中国一肚子气,但办法不多的协约国们再次暴跳如雷。
“狂妄!无耻!这是对战胜国联盟的公然挑衅!是对法国人民鲜血与牺牲的亵渎!”法国外长皮雄将一份载有声明全文的《费加罗报》狠狠摔在桃花心木办公桌上,气得山羊胡都在颤抖。他面前站着几位高级助手和军方代表。
“部长阁下,”一位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小心翼翼地说,“中国人的声明,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反对‘战争罪’条款的单方面性,二是谴责和约对德国过于严苛,认为会埋下复仇祸根。他们巧妙地把自己包装成了‘国际正义’和‘持久和平’的维护者。”
“维护者?他们是在给刽子手递毛巾!”皮雄怒不可遏,“德国人屠杀了我们一代青年,毁掉了我们北部的国土,他们必须受到惩罚,必须被永远削弱!
中国人懂什么?他们不过是趁欧洲大战在亚洲捡了些便宜,就敢来对欧洲的和平安排指手画脚?这是赤裸裸的干涉欧洲事务!”
一位头发花白的将军,代表着军方强硬派的观点,“皮雄部长,中国人的动机再明显不过。他们正在德国大肆采购技术、挖走人才,那份所谓的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他们需要收买德国人!
中国人与俄国人正在争夺西伯利亚,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牵制俄国的德国,而这同样符合法兰西打压布尔什维克的战略目标!”
皮雄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作为老练的政治家,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地缘算计。“英国人和美国人什么反应?”
“伦敦的公开表态同样强烈谴责,指责中国‘不负责任’、‘破坏战后重建的努力’。但据我们驻伦敦武官从非正式渠道了解,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言论虽然可恶,但……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如何长期管控德国的问题上。” 助手谨慎地汇报。
“美国人呢?”
“威尔逊总统非常愤怒,认为中国扭曲和亵渎了‘民族自决’与‘公正和平’的原则。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上升,国会可能不会批准和约,他们对欧洲事务的直接干预能力存疑。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谴责。”
皮雄咬牙切齿,“英国人……总是打着他们的算盘。一个过于羸弱的德国不符合他们的大陆均势政策,他们或许乐见有人给德国一点希望,让德国不要绝望到爆发革命。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在替英国人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
他转过身,命令道:“给驻华公使发电,向中国政府提出最严厉的外交抗议,要求他们收回声明,并警告其继续这种‘亲德’政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同时,在媒体上发动全面攻势,揭露中国‘假仁义、真扩张’的本质,特别是要强调他们在亚洲的领土声索与其现在扮演的‘反压迫’角色之间的虚伪性。”
“至于德国……”皮雄嘴角勾起一丝冷酷的笑,“中国人想给德国留点念想?很好。那我们就让德国人更清楚地体会到,谁才能真正决定他们的命运。
催促赔款委员会,尽快确定赔款总额和支付方案。莱茵兰的占领要进一步加强控制。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明白,他们的面包和未来,捏在协约国手里,而不是万里之外说漂亮话的中国人手里!”
相比法国人的震怒,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应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中国人这一手……挺有意思。”劳合·乔治吐出一口烟圈,“他们成功地惹恼了巴黎和华盛顿,却在柏林和慕尼黑赢得了不少好感。
甚至在我们的一些报纸评论版,也有少数声音认为,他们关于‘惩罚性和平孕育复仇’的观点,值得警惕。”
寇松点点头:“首相,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清晰的,他们需要一个利益上没什么冲突,有技术潜力的合作伙伴,而德国是唯一选择。
他们也需要对付俄国,还要在欧洲打入一个楔子,防止被完全孤立。支持德国,可以同时达到好几个目的。”
劳合·乔治点点头,接口道,“他们客观上在做一些我们……不太方便直接去做的事。法国人想把德国彻底踩进泥里,克莱孟梭那个老家伙恨不得把德国拆成碎片。
但我们都知道,一个彻底破产、充满赤色革命风险的德国,对欧洲稳定没有好处,反而可能把布尔什维克的瘟疫引过来。我们需要德国足够弱,不能威胁我们;但又不能弱到崩溃,还需要它来平衡法国和苏俄。”
“中国人的声音,虽然刺耳,但它在国际舆论场上,替一部分‘温和’对待德国的观点发了声。”寇松分析道,“这给了我们一些回旋余地。
当法国人逼得太紧时,我们可以私下表示:‘看,连中国人都说和约太苛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调整一下?’ 这比我们直接出面反对法国,要更婉转,也更容易让法国人接受——毕竟他们不会真正在意中国人的意见。”
劳合·乔治小了:“我们的公开反应必须和盟友们保持一致,强烈谴责中国干涉欧洲事务。但私下里……不需要施加真正的压力。
只要中国人把战略重心放在北方,放在陆军,坚决反对苏俄,我们可以接受德国人把一些工业产能和技术转移到中国,这总比留在德国,将来某一天被重新武装起来对付我们要好。
但中国的潜力巨大,也对东南亚充满着野心,我们要限制德国向中国传授造船技术,绝不允许中国有能力制造出战列舰!”
这就是老牌帝国主义的算计:永远从均势和制衡的角度思考问题。中国的冒头,虽然挑战了西方主导的秩序,但在特定问题上,也可能被利用来服务英国的利益。
而此时,刚刚回到美国的威尔逊身体并不好,和会的挫折、国内外的反对声浪,还有旅途劳累,都让他心力憔悴,但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在病榻上口授了一份措辞激烈的谴责声明。
“这是对十四点原则、对国际联盟精神、对所有为永久和平而牺牲者的背叛!”威尔逊的声音虚弱但充满道德义愤,“中国人民本应站在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一边,共同谴责侵略者。
然而,他们的统治者却选择为战争的始作俑者辩护,企图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玷污我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框架!”
在他的授意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态度鲜明的声明,指责中国政府“短视”、“机会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试图破坏战后和平、为德国侵略招魂的负面角色。
然而,在这片理想主义的怒火之下,也隐藏着现实主义的暗流,一些国务院和军方的亚洲问题专家,在内部备忘录中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份提交给国务卿兰辛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立场固然令我们不满,但需注意:第一,中国并未否认德国在战争中的责任,而是反对将全部责任归于德国以及惩罚的严酷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德国国内乃至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观点,使其言论具有某种迷惑性。
第二,中国的行动是务实且有效的,正在快速提升其工业能力。
第三,中国与德国的进一步接近,客观上限制了布尔什维克的扩张,也加剧了英法的疑虑和战略分散,可能削弱它们对远东事务的关注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