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46节
"穆老板，"陈执法官把报告放在穆廷桂的办公桌上，"我们过去三个月，对贵厂进行了不定期的跟踪调查。报告里记录的情况，我现在跟您说一遍。"
穆廷桂的茶杯已经凉了，他也没有伸手去拿，只是看着那份报告，手指微微收紧。
"您厂里的纺纱工人，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十三个小时，最长的一班达到了十五小时。按照劳动保护法的规定，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应当按照一点五倍工资支付加班费。贵厂执行的是什么？"
穆廷桂清了清嗓子："我们厂里……历来是计件工资，工人多做多得……"
"计件工资不能违反工时规定，"陈执法官打断他，语气没有波动，"这是法律，不是协商的问题。其次，贵厂女工中有七名未满十六岁的童工，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穆廷桂想开口，但话还没出来，卢森堡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办公室一侧挂着的生产流程图前，用流利的普通话开口说道：
"穆先生，我在德国和波兰的工厂调查过很多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工厂主。有一种人认为，压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工人的工时，是赚钱的唯一办法，这种人在德国叫'剥削者'。
还有一种人，通过改进设备、提高效率来赚钱，这种人叫'实业家'。您知道最终是哪种人活下来了吗？"
穆廷桂没有回答。
"是后者，"卢森堡平静地说，"因为前者的工人早晚要垮掉，生了病没有人管，手指被机器轧断了没有赔偿，积累的愤怒迟早要爆发。在德国，那种工厂往往以工人暴动收场。在俄国，就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穆先生，"陈执法官重新开口，"根据调查结果，贵厂需要补缴过去两年的加班工资差额，共计十四万三千元。同时，你们使用童工的行为，将被处以额外罚款，数额另行计算。
限你们六十天内整改：所有童工必须解除雇佣关系并支付相应补偿，工时必须调整为合法范围，职工保险金必须如实缴纳。"
穆廷桂腾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十四万三千元！你们知道现在这个行情多难做吗？原材料涨价，出口卖不动，你们还要来拿走十四万三千元，我这个厂还开不开了？"
"您当然可以关厂，"陈执法官说，"但关厂之前，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向每位工人支付相应的遣散补偿。以贵厂三千余名工人的规模，那个数字，会比十四万三千元大很多。"
穆廷桂愣了一下，慢慢坐了回去。
"穆先生，"卢森堡的声音变得稍微柔和了一些，"我知道这很难，但这是一次机会。中华帝国给了您一条路：按照新规定改善工人待遇，同时申请设备更新补贴，引进新式流水线，提高效率。
效率上去了，即使单个工人的成本高了，整体产出反而可能增加。这条路，德国的克虏伯走过，美国的福特走过，他们今天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穆廷桂沉默了很久。
最终，他把那份报告拉到自己面前，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下午，福兴棉纺厂南边的一个小广场上，工人们得知了消息。
一个女工叫阿翠，二十三岁，从安徽合肥的乡下来上海做工已经五年了。她的右手食指在三年前被纺纱机的飞梭刮掉了半截，当时厂里赔了她二十块钱，打发她回去休息了三天，就被叫回来继续上工。
她现在站在小广场上，听工头念那份告示，说厂里要改制度了，工时改成八小时，加班要给加班费，以后工伤有赔偿，缴了保险的，过去工伤补偿不够的要加上……
她没有完全听懂后面那些条款，但她听懂了一件事：以后每天少干五个小时，钱不会少多少。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根少了半截的手指，然后抬起头，眼眶红了。
旁边的老工友秀娘捅了她一下，悄声说："哭什么？"
"不知道，"阿翠低声说，"就是……觉得那个洋婆子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做梦呢？"
秀娘想了想，说："应该是真的。我听说很多厂都来查了，我表姐在苏州的一家织布厂，上个月也来查了，罚了好大一笔款，厂主气得三天没吃饭。"
"那就是真的了。"阿翠把那根缺了半截的手指攥了攥，然后松开。
“这都是陛下的恩典呀！”
“嗯，我回去一定会多拜拜陛下，我哥当了兵分了地，我现在又要加工资了……”
卢森堡那天回到住处，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在上海棉纺厂完成了第四十七次执法检查。穆廷桂的案子，是一个典型样本。
这里的资本家与德国、英国的资本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从劳动力的廉价中榨取利润，都会用同样的理由——'竞争压力'、'市场不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不同的是，在这里，有一个意志强大的国家权力在背后支撑。这是我在欧洲从未体验过的。在柏林，在华沙，工人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流血，罢工，才能换来一点点让步。
在这里，皇帝自诩为革命皇帝，他认为自己的统治根基是自耕农和军队，要建立与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盟，要压制资本的过分膨胀，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这非常独特，更独特的是，这不是什么全新的执政理念，几百年前的明太祖就践行过……"
而此时，在山西煤矿业，更严厉的整顿正在进行，大同附近，一个叫永兴的煤矿，矿监陈保生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看一张手写的小账本。
那个账本封皮是黑色的，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皮，已经翻烂了边角，账本里记录的东西，他不敢告诉任何外人：过去两年里，矿上一共死了四十一个人，而这四十一个人，没有一个被向官府报告过。
矿主徐耀武的逻辑很简单：报告死人，就要接受调查，调查了就要整改，整改就要花钱，花了钱就不赚钱了。所以死了人，赔给家属一百到两百元，悄悄埋了，皆大欢喜。
当然，"皆大欢喜"是徐耀武一个人的感受。那些死者的家属，因为穷，因为还要在这个矿上讨生活，往往只能哑口无声。
但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一次顶板塌方事故，一次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十六岁的孩子，在矿上只干了两个月。他的父亲听到消息赶来，徐耀武让管事拿出两百元，打算照惯例处理。
但那个父亲没有走，他在矿门口闹了三天，没有结果后，就跑到战斗过的部队举报，然后民生委员会独立调查组过来了。
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叫吴子健的年轻官员，河南人，后来进了民生委员会。他戴着圆眼镜，皮肤黑，看起来不像一个会打硬仗的人，但他手里有授权书，有完整的法律条文，还有一种初生牛犊的固执。
他带着十几个人，走进了永兴煤矿，徐耀武接到消息，先派了管事和一堆打手出来堵，说矿里正在作业，不方便参观。
管事还拿出了一些钱，塞在吴子健的外套口袋里，被吴子健面无表情地拿出来，放回对方手心，说了一句："我不收这个。"
管事愣了。
在山西做生意，他见过太多官员，没有一个是不收钱的，哪怕只是出于礼节，也要先推辞一番再收。这个年轻人把钱原封不动退回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让管事背上起了一层冷汗。
调查一共进行了十几天，记录下来的内容，触目惊心：矿道高度普遍不足，矿工须弯腰作业，长期导致脊椎损伤。通风设备极度落后，矿内一氧化碳浓度在多个检测点超过安全标准的三到五倍。
矿上没有任何急救设备，最近的医生在十公里外。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十二到十四小时，没有休息日。过去两年的死亡记录，在追查之下从最初承认的三人，扩大到了四十一人，全部被隐瞒……
徐耀武在自己家里被捕的时候，还以为是误会，以为打几个电话就能解决。他打了很多电话，但那天的电话像是打进了空气里，每一个他认识的、以前帮过忙的人，这一次都没有接。
三个月后，徐耀武被判处故意杀人罪、非法组织黑社会团体罪等多项罪名，不仅被判处死刑，还被没收名下和直系亲属一切财产。
他的副手陈保生，同样死刑，因为那本黑色账本里，有他亲手记录的隐瞒记录，后面还有一众打手，或是死刑，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
这件案子在山西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但更大的震动还在后面。紧随永兴煤矿案，国家安全委、民生委员会在山西展开了系统性的煤矿清查，对全省无数煤矿进行了全面检查。
根据周鼎甲皇帝的命令，中央督查委员会与民生委员会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由中央督查为委副主任、素有“冷面阎罗”之称的王启年坐镇太原。
超过一千名精干的调查员、会计师和矿业专家，在五千名从各地调来，全副武装的“黑衣宪兵”配合下，对全省两千多家煤矿展开了地毯式的清查。
调查员们不仅查账，他们还下井。在阳泉的一个中型煤矿，调查组带着钻探设备和法医，在矿区后山一片荒废的乱石滩下，挖掘出了三层叠在一起的尸骨。
那不是自然死亡。有的骨头上还带着铁索的痕迹，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重物击打孔。这些被矿主称为“离职返乡”的失踪工人，最终化作了这乱石滩下的冤魂。
几个月后一份名为《山西煤矿安全与用工现状调查终报》的绝密文件，被送上了周鼎甲的御案。报告的结论骇人听闻：全省被抽查的煤矿中，100%存在安全违规。其中，被判定为“严重违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封停”的煤矿，占到了总数的三成。
而最让周鼎甲无法容忍的数字，被红笔重重地圈了出来：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内，山西境内因矿难、暴力监工、过度劳累及隐瞒事故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工人数量，保守估计超过五千人。
五千人。这不是战场上的伤亡名单，这是和平年代，在帝国的腹地，在为工业化提供动力的“黑金”堆里，被活生生埋掉的五千个国民。
第二天清晨，周鼎甲召见了国会执委会、政务院、最高检、最高法、中央督查委和民生委高层开会，大发雷霆。
“朕听闻，晋地的煤，烧出来的火最旺，今日看了这份报告，朕才明白，那火里不仅有煤，还有五千条活生生的人命！还有他们的冤魂在哭！”他猛地将报告狠狠摔在地上，厚厚的纸张散落一地。
“矿难，朕知道不可避免。地底下的事，神仙也难保不出意外。但朕不能容忍的是——瞒报！矿主瞒报，是为了省那几个抚恤钱，是为了逃避责罚；官府瞒报，是为了乌纱帽，是为了那点肮脏的干股！”
他停下脚步，猛地转头看向国会：“国会执委会修改矿难法，凡隐瞒矿难不报，不论官民，一律视为过失杀人，主犯可判处死刑、剥夺全部家产，充公作为受害者抚恤金。杀头，要在矿门口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
他缓了口气，语气阴冷地补充道：“当然，如实主动上报者，尽力营救并妥善安抚家属者，只是经营事故，做好整改即可，朕要让他们明白，隐瞒不报，是死路一条；如实上报，只是损失点钱财！”
周皇帝对隐瞒矿难不报的态度，符合政治正确，国会执委会迅速修改相关法律，通过无线电广播和加急公文，在二十四小时内传遍了长城内外。
随之而来的，是山西历史上最血腥也最正义的一次司法行动。在大同、阳泉、长治的矿场空地上，临时搭起的审判台前跪满了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矿主。
随着法官宣读完那一串串触目惊心的受害者名单，监斩官的令箭落下，行刑的革命军士兵又举起了刺刀，捅向那些个矿主，这宣告了那个“带血的黑金时代”的终结。
然而，山西案的震动，绝不仅仅止于几个矿主的性命，在周鼎甲的崛起过程中，山西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中央和地方有无数官员，又长期把持财政、税务和银行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晋党”。
这群人以山西同乡为纽带，盘根错节，内联豪商，外通军政，影响力巨大，在周鼎甲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晋党就曾以“财政稳健”为由，多次阻挠对重工业的超常规拨款，周皇帝虽然能够理解，但非常清楚必须要整顿一番，钱袋子必须听话！
现在，机会来了。
随着对煤矿隐瞒事故案的深挖，国安委的调查员顺藤摸瓜，撬开了几家大型矿主在太原和北京的“秘密账本”。
账本里，一串串触目惊心的名字浮现出来。从大同市长，到山西省长，甚至延伸到了北京多个高级干部，受贿的形式五花八门：从直接的黄金大洋，到以家眷名义持有的矿山干股，再到北京二环内豪宅的房契。
“这不是在受贿，这是在吃人。” 民生委员会顾问卢森堡在查阅部分供词后，在日记中写道。
在朝廷中，另外两大派系——长期执政的“粤系”和“湘系”，嗅到了血腥味，总理梁如浩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晋地官场如此糜烂，不仅是贪腐，更是对我帝国工业化根基的破坏！煤矿是动力的源泉，若任由这帮蠹虫吸血，二五计划何谈成功？”
湘系大佬，革命军秘书长唐才常也冷冷发声：“隐瞒死伤，即是欺君罔上。党和国家需要的是稳定的能源基地，而不是建立在白骨上的谎言，建议彻底清查一番！”
这是一场两派联手的“猎杀”。在周鼎甲的默许下，一场针对晋党的政治大清洗在山西和北京同步展开。
一个接着一个的高级干部被“请”进了国安委的秘密办公室。太原市市长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并为瞒报事故打掩护，被捕时正在家中清点整箱的如意。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在得知消息后试图跑路，被守候在车站的宪兵当场拿下。
据非正式统计，山西案中，仅市司一级以上官员就有超过四百多人人被撤职查办，涉案受贿总额超过五亿元，这在1924年的中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足以建造好几艘大型军舰。
当一个个矿主被枪毙、一个个贪官被带上手铐的消息传来时，山西乃至全国的民间，爆发出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欢呼。
在太原的街头，百姓们开始在大街上燃放爆竹，像是过年一样。那些曾经被矿主欺压、家中有人死在矿下却拿不到一分钱抚恤的家属们，跪在官府门口，向着北京的方向疯狂叩头。
“青天大老爷！”
“皇上万岁！皇上给咱们做主了！”
对于淳朴的中国劳工来说，他们未必懂什么“阶级斗争”，未必懂什么“劳工保障法”，但他们懂“杀人偿命”，懂“善恶有报”。周鼎甲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暴力，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念头：这个帝国，是真的管小民死活的。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深层的变革也在同步推进，那就是强制设备更新令，这是让工厂主们第二个叫苦不迭的政策。
政策的内容说起来简单：凡生产规模超过一定标准的工厂，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淘汰手工或半手工的生产环节，改用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可以不是电气自动化的，但必须是分工明确的流水线作业，以此取代传统的"工头制"——即由包工头全权负责一道工序，工人配属于工头而不是厂房设备的落后模式。
工头制的问题不是工头本身，而是它导致的不可追溯性：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在工头，还是在厂主，往往说不清楚；质量的控制取决于工头的个人经验，无法标准化；生产效率完全依赖工头对工人的驱使，往往通过延长工时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改进方法。
从工头制到流水线，表面上是设备问题，本质上是管理逻辑的转变，为了做好这项改革，其配套的质量处罚空前严厉，国有企业的产品不合格，赔钱是小事，企业负责人要承担行政和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以"经济渎职罪"论处，最高可判死刑。
民营企业的产品如果出售给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发生质量问题造成重大损失，不仅要巨额赔偿，企业主同样面临刑事追诉。
这条规定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因为一五计划的很多工程，都需要民营企业提供各种零配件和材料，这条线现在突然变成了一条不能碰的高压线。
天津的顺达机械厂，老板叫郑顺昌，是做机床零部件的，他的主要客户是几个国有机械厂，接到设备更新通知和质量管理新规定时，郑顺昌把两份文件放在桌上，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捂住脸，坐了很久。
他的儿子郑文海走进来，看见父亲这个样子，问："爹，怎么了？"
"你看看这两份东西，"郑顺昌把文件推过去，"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