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601节

　　林权助立即表态：“陛下请放心，我已经接到东京的直接命令，要求前线部队特别注意保护中国侨民。事实上，我们在巴达维亚专门设立了中国侨民联络处，由精通汉语的军官负责。”

　　“很好，”周鼎甲点头，“大使阁下今天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林权助犹豫了一下：“我国政府……希望了解陛下对于当前南洋局势的看法。”

　　周鼎甲微微一笑：“朕的看法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要不损害第三国的合法利益，这种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林权助的眼睛亮了一下。这句话虽然含蓄，但几乎是默许。

　　“此外，”周鼎甲顿了顿，“朕听说西方有意封锁制裁日本，这很不错，中国作为一个友好邻邦，愿意在商业基础上提供帮助。”

　　“陛下是说……”林权助的心跳加快了。

　　“钢铁、铝材、航空汽油、钨矿石……这些战略物资，中国都有生产能力。只要价格合适，我们可以签订长期供应合同。”周鼎甲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谈论一桩普通生意。

　　林权助长出了一口气，此前他得到消息，英国拉拢中国，要一起制裁日本，现在周皇帝这么说，日本就不可能被制裁，绝不可能！

　　“陛下，”他站起身，再次深深鞠躬，“我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的友谊！”

　　“友谊是相互的，”周鼎甲也站起身，“只要日本尊重中国侨民的利益，尊重中国在南洋的传统权益，我们就是朋友。”

　　送走林权助后，侍从官低声问：“陛下，我们真的要支持日本吗？”

　　周鼎甲走到地图前，手指从中国海岸一直滑到爪哇。

　　“你看，日本现在就像一条饿疯了的狗。如果我们不给他吃的，他可能会掉头咬我们。如果我们给他吃的，他会去咬别人——咬荷兰人，咬英国人。”

　　“但养大了会不会反过来咬我们？”

　　“所以不能喂得太饱，”周鼎甲冷笑，“而且要让他知道，我们手里有打狗棒。”

　　“打狗棒？”

　　“潜艇，”周鼎甲说，“通知海军，潜艇部队从下个月开始，在东海和黄海进行大规模演习。要‘恰好’让日本商船看到。”

　　“明白。”

　　“还有，”周鼎甲补充道，“让北京重型机器厂准备好，下个月邀请日本工业代表团来参观。特别是那台一万两千吨水压机，要让他们好好看看。”

　　侍从官明白了皇帝的用意——这是展示肌肉，让日本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佬。

　　1931年9月30日，瑞士日内瓦万国宫

　　国际联盟总部的大理石走廊里，英国代表约翰·西蒙爵士正在和法国代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密谈。“美国人不会支持实质性制裁，”西蒙低声说，“史汀生很愤怒，但胡佛很冷静。他们最多同意武器禁运。”

　　“武器禁运有什么用？”白里安摇头，“日本自己的军工厂就能生产步枪大炮。要禁运就禁运石油、废钢铁、机床——这些东西才是战争的血液。”

　　“但美国公司靠这些赚钱，”西蒙苦笑，“而且英国人、法国人也一样。我的政府刚收到报告，说有三家英国公司正在和日本谈判，要出售机床设备！”

　　“伪君子！”白里安骂道，“我们在这里讨论制裁，自己的商人却在背后赚钱！”

　　“政治就是这样，”西蒙耸耸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通过一份决议。荷兰人盯着，全世界盯着。这份决议要有足够的力度让荷兰人满意，但又不能太强硬把日本人逼急。”

　　“还有中国人，”白里安提醒，“他们态度暧昧。顾维钧昨天对我说，中国‘尊重荷兰的主权，但也理解日本保护侨民的必要’——这是什么话？两边都不得罪！”

　　西蒙点头：“中国人聪明。他们知道这是削弱西方在亚洲影响力的机会。”

　　两人走进主会议厅。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各国代表。荷兰代表范·德·林登脸色铁青，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则一脸平静。

　　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到下午六点，争吵不休。小国代表们义愤填膺，要求严厉制裁日本；大国代表们推诿搪塞，寻找各种理由削弱决议。

　　最后，国联终于通过了一份决议：1. 呼吁日本和荷兰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2. 要求向冲突地区派遣中立国观察员； 3. 敦促双方在观察员监督下开始直接谈判； 4. 所有成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

　　没有“撤军”要求，没有经济制裁，没有执行机制。

　　范·德·林登在投票结束后，当场撕碎了决议副本。“这是一张废纸！”他用荷兰语大喊，然后愤然离场。

　　松平恒雄则微笑着接受各国代表的“祝贺”，“日本一贯尊重国际法和国联决议，”他对记者说，“我们将认真研究这份决议。”

　　但他心里清楚——日本人赢了。国联的软弱暴露无遗，西方列强的分裂已经公开化。从今天起，日本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南进。

　　消息传到东京，本来十分惧怕的日本内阁惊喜无比，“他们不敢！”陆军大臣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电报，“国联的决议软得像棉花！没有制裁！没有最后通牒！”

　　“但美国人呢？史汀生不会善罢甘休。”

　　“史汀生不是胡佛，”海军大臣说，“我们的情报显示，胡佛总统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只要美国不动，英国就不敢动。”

　　首相若槻礼次郎看向窗外，“我们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怎么样？”

　　外相币原喜重郎回答：“中国人愿意向我们出口战略物资——钢铁、铝、航空汽油、钨矿石……他们开的价格比市价高20%，但我们现在急需这些物资！”

　　“他们没有提条件？”

　　“只有一个——保护中国侨民的安全。林权助大使报告，周皇帝明确表示，只要中国侨民不受损害，中日关系就不会受影响。”

　　“中国人聪明。他们想让我们和西方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我们知道，”首相说，“但我们没有选择。北上打中国？我们连鸭绿江都过不去；东进打美国？更不可能。只有南下，和英国人、荷兰人抢地盘。”

　　“而且南洋有我们急需的资源，”海军大臣补充道，“石油、橡胶、锡、铝土矿……拿到这些，日本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会议达成一致——加速南进，巩固在爪哇的控制，然后向苏门答腊、婆罗洲、新几内亚扩张。

　　但高桥是清心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安，他知道中国人在玩火，而日本正在成为那团火。总有一天，这团火会烧到自己，可他不能说。因为整个日本已经疯了，所有人都沉浸在“帝国崛起”的迷梦中。

　　1931年10月8日，中国北京重型机器厂

　　巨大的水压机像一头钢铁巨兽，静静地卧在厂房中央。旁边的展台上，展示着这台机器生产的部件——直径两米的螺旋桨、战列舰炮管的毛坯、大型飞机骨架的整体锻件……

　　“这……这真的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代表团团长、三菱重工副总裁岩崎久弥声音发颤。

　　陪同的中国工程师微笑：“完全自主设计制造。从图纸到成品，用了五年时间。”

　　“五年……”岩崎喃喃自语。日本最大的水压机是八千吨的，德国进口的，花了五年时间才调试成功。

　　“我们可以看看生产记录吗？”一位日本工程师问。

　　“当然，”工程师递过一本厚厚的记录册，“这是过去一年的生产日志。平均每月锻压大型部件十五件，成品率92%。”

　　日本工程师们翻阅着日志，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些数据表明，这台机器已经进入稳定生产阶段，不是摆设。

　　参观结束后，在会议室里，岩崎直截了当地问：“中国政府愿意出售这种设备吗？”

　　中国工业部李副部长平静地说：“原则上可以。但这属于最高级别的工业设备，需要周皇帝亲自批准。”

　　“价格呢？”

　　“很贵，”李说，“但贵有贵的道理。有了这台机器，你们可以锻造大型战舰的部件，可以生产重型轰炸机的骨架，可以制造……”

　　“我们明白，”岩崎打断他，“请开价。”

　　谈判进行了三天。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中国向日本出售一台同型号水压机，价格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当时两艘驱逐舰的造价），分三年付清。作为交换，日本向中国转让部分中国需要的造船技术。

　　对日本来说，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大型锻压设备，他们的重工业就永远差一口气。

　　对中国来说，这是精心的算计——既赚了钱，又获得了技术，还让日本有实力继续南下，而国力的差距和中日的距离，注定了日本已经翻不了身。

　　签约仪式上，岩崎握着李部长的手说：“希望这是两国技术合作的开始。”

　　李部长微笑：“当然，我们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中日进一步走近，自然瞒不住大英帝国，英国伦敦外交部，一份紧急报告放在了外交大臣亨德森的桌上。报告标题是：《中日战略合作评估》。

　　亨德森迅速翻阅，脸色越来越难看，报告详细列举了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钢铁、铝材、航空汽油、钨矿石……更可怕的是，中国和日本正在谈判出口万吨水压机，两国还开始了航空和潜艇技术的“合作研发”。

　　“这不是巧合，”亨德森对副手说，“这是精心策划的联盟！”

　　“但中国人一直说他们中立……”

　　“中立？”亨德森冷笑，“中立国不会向交战国大规模出口战略物资！中立国不会展示自己的工业肌肉来威慑潜在的敌人！”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日本划过中国，再划到南洋，“看明白了吗？日本人南下打我们，中国人提供物资支持。等日本人和我们两败俱伤，中国人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

　　“那我们怎么办？”

　　亨德森沉思片刻：“首先，必须阻止缅甸倒向独立运动。告诉缅甸人，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自治权——但不能独立。其次，要加强对印度的控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必须镇压下去。”

　　“还有呢？”

　　“还有……”亨德森看着地图上的苏联，“也许该和莫斯科谈谈了。”

　　“和布尔什维克合作？”

　　“敌人的敌人，”亨德森说，“斯大林想把中国人赶出西伯利亚，我们想让中国人在南方受到牵制。我们有共同利益。”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英国，这个曾经的世界霸主，现在不得不考虑和意识形态的敌人合作，来对付曾经的被压迫者。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也就在此时，一个秘书飞快的走了进来，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来自于中国……

　　这一天的早上，《中华日报》头版，破天荒地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署名是：周鼎甲，文章的题目是：《定力与力量——致中华儿女书》。

　　全文约四千字，分五个部分，用语不华丽，但每一段都扎实有力，读起来像是一个人在桌子对面和你说话，而不是一篇宫廷式的诏书。

　　开篇，他写了今年夏天那场大水，"今年夏，长江流域，暴雨绵延，洪峰迭起，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五省，先后受灾，受灾人口逾两千万，农田损毁无数，房屋倒塌成千上万，无数家庭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祖宗几代积累下来的一切。"

　　他写了那个守堤的人，湖北监利县一个叫陈来发的农民，三十八岁，在洪峰到来的那个夜晚，只身扑上溃口，用身体堵住决口最薄弱的那一段，直到援军赶来，洪水退去，他的手指已经被激流中的碎石割出深深的伤口，但他没有离开。事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他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下面是我们村，不能退。"

　　他写了一个女教师，在武汉附近的一个镇子，洪水来临时，组织学生家长用沙袋围住学校，把全村的老人和孩子都安置在校舍的二楼，洪水把整个村子淹到了屋顶，但学校里没有死一个人。

　　他写了那些一批一批赶来救灾的学生志愿者，来自武汉、南京、上海，来自各个大学的年轻人，卷起裤腿，踩进泥水里，帮着搬运物资，帮着搜救被困的人，饿了啃两口干粮，累了在堤坝上靠着打个盹，然后继续干。

　　写完这些，他话锋一转："这场水灾，让我们看见了中华民族骨子里最可宝贵的东西——在灾难面前，不退缩，不逃散，彼此扶持，共同抗争。这不是被迫的，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

　　然后，他写到了爪哇。

　　"近月来，远东局势急剧恶化。日荷爪哇事件，引发各国广泛关注。有人问我，中国对此持何态度？我的回答是：中国关注，但中国不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