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605节
但意外出现了。
十二月的严寒超过了历史极值,零下四十五摄氏度。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冻烂了三分之一。年底,另一个征购队来了,说去年的任务完成得不够,今年需要补足。
格里沙的邻居瓦西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跪在征购队长面前,哭着说:"同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剩下的这点粮食是给孩子吃的,没有了孩子们会死……"
队长用靴子踢开了他,命令士兵把剩余的粮袋扛走。
瓦西里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一个四岁的女孩,在一月底死了。
那天夜里,格里沙听见了瓦西里发出的声音——那不是哭声,是一种超越哭声的、低沉而持续的嚎叫,像受伤的野兽,像冰层下被封冻的河流,让听见的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夜里感到一种更深的寒冷。
春天的消息,像一个谣言一样在村子里流传。
三月初,鄂毕河的冰开始松动,发出巨大的轰鸣和碎裂声。积雪在白天稍微软化,夜里又结上冰壳。但人们已经等不住了。
"往东走,"不知道谁第一个说出这句话,"听说中国那边还有粮食,还有地,往东走。"
往东走。
这句话像火焰,在冻饿了一个冬天的人群中迅速蔓延。
格里沙参加了第一批出走的队伍,共有四十七人,有老人,有妇女,有抱着孩子的母亲,有像他一样的青壮年男子。他们没有通行证,没有合法的移动许可,就这样推开了集体农庄的栅栏门,朝着额尔齐斯河的方向走去。
他们不知道前方有多远,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死路一条。
"格里沙,苏军边防会拦截我们的,"一个年轻妇女说,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另一个,"我们不能过河的。"
"那就死在河边,"格里沙说,"比死在床上强。至少是朝着活路去死的。"
边境线上的苏军边防第17营,已经连续两个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营长科罗廖夫少校每天接到的命令都一样:阻止逃亡,射击拒捕者,逮捕成功越境者。命令简短,清晰,但执行起来,让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父亲一次次辗转难眠。
三月十五日,侦察员报告在额尔齐斯河东岸发现大股平民向边境移动,估计人数两百以上。
科罗廖夫把报告压了两天,对部下说:"继续侦察,确认人数。"
三月十七日,人数变成了五百。
三月十九日,报告说对岸——中国一侧——出现了武装队伍,旗帜辨认为"白俄别动队"。
科罗廖夫终于不能再压报告了。他下令一个连沿河展开,同时向营部请示:一旦与白俄武装发生接触,如何处置?
营部的命令在两小时后传来:"执行阻截任务,对拒捕越境者,警告无效后可开枪。对武装越境者,直接消灭。"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
冰封的额尔齐斯河上,五百多名衣衫褴褛的农民正在艰难地穿越。冰面部分已经出现裂缝,每走几步就有人踩空,掉入冰冷的河水。
格里沙拉着一个老妇人,半跑半滑地向前推进。前方的南岸,他能隐约看到人影——那是白俄一侧的接应队伍,手里拿着火把。
"快!"他大喊,声音在寒风中散碎。
身后,枪声突然响了起来。
苏军边防的步枪声,低沉而短促。第一排子弹打在冰面上,激起碎冰,是警告射击。
人群炸了。一些人停下,一些人向后跑,一些人仍然拼命往前。格里沙感觉到老妇人的手抽紧了,随即听到她惊叫一声。他回头,看到她捂着左腿跌倒在冰面上,那里有暗红色的血迹迅速扩散,在白色的冰面上格外触目。
"不要停!"他大声喊,一把扶起老妇人,几乎是拖着她向前奔。
第二排枪声,这次不是警告了。
他听到了身后的惨叫声,听到了冰面在枪声和脚步声共同作用下发出更多的碎裂声,听到了孩子的哭喊和母亲绝望的呼号。
南岸突然也爆发出枪声,但方向是向北——向着苏军开枪的方向。
是白俄接应队伍开枪了。
格里沙不知道这对他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只是继续跑,跑,跑,拖着那个流血的老妇人,脚下的冰面在枪声和震动中嘎吱作响,像一头随时会发怒的巨兽。
当他踏上南岸的泥地时,他感觉自己的腿不再是自己的了。他摔倒,爬起,再摔倒。一双手拉住了他——那是一个穿着厚实皮袄的男人,对方扶起他,把一个东西塞进他手里。是半块黑面包。格里沙盯着那半块黑面包看了好几秒,然后失声痛哭。
在更长的边境线上,类似的场景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有的地方,苏军追上了逃亡的人群,逮捕了大部分人,将他们押回集体农庄,关进仓库里,等待转送劳改营。
有的地方,农民们聪明地绕过巡逻路线,通过白俄向导的引导,从偏僻的渡口成功越境。有的地方,接应的白俄武装与追击的苏军发生了真枪实弹的交火,双方各有伤亡,随后如幽灵般消散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里。
每一场冲突都很小,小到无法影响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但每一场都有人死亡。
消亡在大雪、饥饿和子弹之间,那些死去的农民,既不是战士,也不是英雄,只是被历史的机器齿轮碾碎的普通人。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档案里。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站在新安装的大功率电台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写好的稿子。稿子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终在眼前这个版本停下来。
"这台设备,"他的助手叶尼赛斯基上校轻声说,"中国人送来的,最大功率三十千瓦。理论上,信号可以覆盖整个苏联领土,包括莫斯科,包括基辅,包括列宁格勒。"
高尔察克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北京来的电报他反复看了好几遍。皇帝的意思很明确:不是现在打仗,要等待,三五计划未完成,铁路未修通;但可以说话。对着莫斯科说,对着乌克兰说,对着所有还记得自由为何物的苏联人说。
高尔察克明白这个策略的逻辑。直接军事行动,时机未到,贸然出击只会劳而无功,甚至触发苏联的全面反扑。但无线电广播不同——它不流血,但它的穿透力,在某些时刻比子弹更有力量。
特别是现在,当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秘密,当成千上万的农民用脚投票,冒着枪林弹雨往东逃亡时——人心是动摇的,只需要一把声音,将那种动摇放大,将那种愤怒照亮。
他走到话筒前,助手打开了电台开关。
"俄罗斯的人民,"高尔察克用俄语开口,他的声音在热身之后变得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清晰和力量,"乌克兰的人民,西伯利亚的人民,所有生活在布尔什维克铁靴下的同胞们,你们好。这里是西伯利亚自由俄罗斯电台……"
信号向西辐射,穿越乌拉尔山脉,越过伏尔加河流域,一直延伸到顿涅茨草原和聂伯河平原。
高尔察克说了很多。他说了饥荒,用的是从刚刚越境的难民那里收集的真实数字:乌克兰多少个村庄颗粒无收,西西伯利亚多少人逃亡,多少孩子死去。他说了苏联粮食征购制度的残酷,用的是那些逃亡者亲历的故事。他说了国际社会的缄默,说了布尔什维克体制的本质。
他还说了一段超出了通常政治宣传框架的话,那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是在要求你们拿起武器,俄罗斯的人民。我知道,当人们连明天的面包都无法确保时,革命是奢侈品。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忍受的,不是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而是一小撮人强加给你们的枷锁。枷锁是可以打碎的。不是今天,也许,但有那么一天……"
斯大林默默得听着,看起来很平静,“很清楚,这台设备,功率多大?"
"根据技术评估,至少二十至三十千瓦,"国安总局局长梅日拉乌克回答,"在大气条件良好时,可覆盖到基辅和明斯克。"
"信号质量呢?"
"……非常清晰,"梅日拉乌克不得不承认,"比我们想象的要清晰得多。"
“我们也要有,要对中国全境广播,那个皇帝不是要搞村村通广播吗?我们就要广泛宣传共产主义!”
“是!”
"高尔察克的广播,在苏联境内有多少人能接收到?"斯大林又问。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梅日拉乌克说,"目前苏联境内登记的收音机数量约十二万台,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他停顿了一下,"而在乌克兰农村和西西伯利亚,收音机数量极少。广播的直接受众,可能并不多。"
"但不等于没有,"斯大林说,"而且,"
他走到窗边,看着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尖顶,"人传人。一个人听到了,会告诉十个人,十个人再告诉百个人。那些逃亡的农民,那些被抓回来的,他们回去之后说什么?高尔察克的声音已经被他们带回去了。"
"我们正在加强干扰,"梅日拉乌克建议,"在同一频率段部署大功率干扰发射机……"
"这需要时间,"斯大林的声音变得沉郁,"而且他们会换频率。"
他在窗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窗边,重新坐回办公桌:"还有一件事。乌克兰的饥荒,现在外界知道多少?"
"西方媒体目前有零星报道,但……规模有限,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要保持这个状态,"斯大林的声音变得极低,带着某种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沉重,"外国记者不得进入饥荒区域。任何从苏联发出的相关报道,都要经过审查。"
他拿起钢笔,开始批阅下一份文件,仿佛刚才的对话从未发生过。
第402章 意外的进步 膨胀
1932年3月初,浙江桐乡,清晨
江南的三月,乍暖还寒。
沿着乌镇的河道向外延伸,一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后面,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蚕房。这个季节,蚕宝宝正处于第二眠到第三眠之间,桑叶的消耗量开始急剧上升,农户们天不亮就起来采桑,直到夜深才能歇息。
但今年不同。
一个叫陈阿根的蚕农,蹲在自家蚕房门口,看着屋里密密麻麻的蚕架,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他的蚕养得很好——每一张蚕匾都铺满了白胖的蚕宝宝,桑叶翻动时沙沙的声音令人心旷神怡。但他的心情,和这蚕房里的生机勃勃,完全是两码事。
"收购价又降了,"他老婆从屋里出来,压低声音说,"昨天供销社贴出来的,每担生丝比去年又降了三成。"
陈阿根没有说话,他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他家今年的三张蚕,即便顺利出丝,按照现在的价格,也只有125元上下,减去桑叶、人工、灶煤,纯收入不到20元,这个日子怎么过呀!
这不是陈阿根一家的问题。整个桐乡、整个湖州、整个浙江的蚕农,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经济大萧条让最大买家美国生丝企业砍掉了七成订单,法国里昂则大量引入人造丝。生丝的价格,就像被人捅穿了底儿,一路往下流淌,没有止境。
湖州农业协会的大厅里,乌泱泱坐了一百多号人,都是各地的蚕桑协会代表、缫丝厂老板和大蚕农。空气里弥漫着旱烟的气味和压抑的叹息声。
协会长史怀仁站在主席台上,面色苦涩:"各位,目前情况大家都了解。上海生丝行情每担四十元,是1927年高峰期一百二十元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缫丝厂,六成已经停产,两成在亏损维持,只有两成还能勉强运转……"
台下一片低沉的嘟囔声。
就在这时,门外有人进来,弯腰在史怀仁耳边低语几句。史怀仁的表情骤然变了,先是惊愕,随即整理了一下衣衫,向台下说:"各位,稍等片刻——陛下到了。"
大厅里瞬间安静了两秒,随即爆发出混乱的骚动。人们起身,向门口涌去,又不知道该站在哪里,有人想找干净的地方站,有人想把帽子摘下来,有人把旱烟袋慌乱地往裤袋里塞。
周鼎甲走进大厅时,穿的依然是那身深蓝色棉布工作服。他后面跟着一群秘书和警卫,没有仪仗,没有宣告,他就这么推开门走进来,像一个来旁听会议的普通官员。
"坐,都坐,"他抬手,语气随和,"我是来听你们说话的,不是来看你们行礼的。都坐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大厅里重新落座,但气氛明显不同了。那种压抑的、绝望的、人快要被尿憋死了的窒息感,被新来的人带入的某种不确定性打散了一些。
周鼎甲在主席台旁拉了把椅子坐下,不打断史怀仁,让他把刚才的汇报继续讲完。史怀仁说完,大厅里沉默了一会儿,等待着什么。
皇帝开口:"我先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觉得,生丝的价格,还会涨回来吗?"
没有人回答。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不会了,"周鼎甲自己接话,语气平静,"人造丝、化学纤维的技术在进步,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在变。指望生丝价格回到五年前,那是等死,中国的生丝业必须转型。"
台下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