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32节
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