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69节
几日后，罗隆基对我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父亲追问：“什么问题要解决了？”
林汉达没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动作。
父亲看懂了。
第二天，父亲和罗隆基通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见面后，父亲即向他叙述了林汉达说的话。
罗隆基一听，就象触了电，激动、亢奋。遂道：“伯钧，多年的媳妇快熬成婆了。”
父亲说：“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汉达讲，情况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诉我，说明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
罗隆基点点头，表示对父亲分析的赞同，认为毛泽东一定发布了给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两个沉浮宦海、年过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谜一样，猜猜明天谁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气顿消，少壮之心复起。父亲提到章乃器，龙云，黄琪翔；罗龙基说到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他们还说到上海的王造时，沈志远，报界的储安平，徐铸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异。
罗隆基对前途估计乐观，觉得过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结论是：“要给右派摘帽子的话。当然首先要给章罗摘帽，不然的话，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给右派摘帽子呢？”
父亲也在暗自企盼，但经验给予他一种并不乐观的感觉。他说：“摘帽子不是没有可能，可我俩的希望不大。因为老毛恐怕要用来留作标本。”
此刻，不管谁能摘帽，仅摘帽二字，就足以让他们心旌摇荡。
风吹一阵，似又恢复了平静。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建议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没有右派。
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进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做客。饭后闲聊时，他顺口说道：“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份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部毕竟高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深知章罗此时正处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父亲追问：“什么问题要解决了？”
林汉达没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动作。
父亲看懂了。
第二天，父亲和罗隆基通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见面后，父亲即向他叙述了林汉达说的话。
罗隆基一听，就象触了电，激动、亢奋。遂道：“伯钧，多年的媳妇快熬成婆了。”
父亲说：“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汉达讲，情况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诉我，说明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
罗隆基点点头，表示对父亲分析的赞同，认为毛泽东一定发布了给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两个沉浮宦海、年过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谜一样，猜猜明天谁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气顿消，少壮之心复起。父亲提到章乃器，龙云，黄琪翔；罗龙基说到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他们还说到上海的王造时，沈志远，报界的储安平，徐铸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异。
罗隆基对前途估计乐观，觉得过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结论是：“要给右派摘帽子的话。当然首先要给章罗摘帽，不然的话，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给右派摘帽子呢？”
父亲也在暗自企盼，但经验给予他一种并不乐观的感觉。他说：“摘帽子不是没有可能，可我俩的希望不大。因为老毛恐怕要用来留作标本。”
此刻，不管谁能摘帽，仅摘帽二字，就足以让他们心旌摇荡。
风吹一阵，似又恢复了平静。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建议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没有右派。
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进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做客。饭后闲聊时，他顺口说道：“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份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部毕竟高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深知章罗此时正处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