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美人邓丽君 第17节
不料，当天深夜何莉莉夫妇又突然接到邓丽君在麦灵芝寓所打来的电话。邓丽君突然改变了态度，使何莉莉夫妇既高兴又为难。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
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
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会。此间有消息说，邓丽君的印尼护照被人疑为伪造的假本。因为印尼驻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证实，印尼政府从未发给邓丽君该国护照。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一定尽快查清，如邓（丽君）果真系持伪造护照入境，将依有关国际法办理严处……“‘但是，邓丽君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在这一天上午，邓丽君的情绪很好。她昨夜飞抵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时，大园敏雄副总裁和她本人在东京的代理人邓锡泉先生，以及一些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早已在那里恭候。邓丽君持印尼护照走出机场时，日方海关人员也并未进行任何刁难。她觉得此次使用两本护照在48小时内，从香港经由台北转飞东京，确实很方便。她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股潜在的危险正一步步向她逼来。
灯火阑珊中，邓丽君被宝丽金公司的副总裁大园敏雄、邓锡泉等人用小轿车直接送到位于东京原宿的亚力士大厦。她在18楼的豪华套间里睡了一夜好觉，在这个时候邓丽君根本不会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园机场匆匆相见一面的记者B 君，会十分迅速地炮制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护照匆匆来东京的稿件，奇迹般地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12月16日这一天，邓丽君在东京过得很愉快，在香港时思念亡友与被报界舆论所困扰的忧虑情绪，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时一样。上午，邓丽君在亚力士大厦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三谷清、大园敏雄等人见面。10点钟又由邓锡泉陪同前去渡边娱乐公司拜见她的恩师渡边正一经理和从前指导她声乐的老师山田茂。
午后，邓丽君来到新宿大戏院，看了场，定了次日夜里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乡人》、《丝丝小雨》、《晨光下的恋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后，邓丽君十分认真地与日本乐队进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博得了日本乐队成员们的一片热烈掌声。12月17日上午，邓丽君在东京驱车拜访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莱和欧阳菲菲等日中歌坛姊妹。邓丽君已经许久不来日本演唱了，自从林振发过世，她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她与这些友人品茗话旧，谈得非常投机。心地善良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台北有一个名叫陈之栩的无聊政客，因为无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邓丽君，给日本的印尼大使馆打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使得印尼使馆的官员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
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
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带日本移民局徽章的
警员们却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临时拘查证，这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所邀请的客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与宝丽金公司取得联系才好，否则，我是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的。”
“您错了，邓小姐，”佐藤木口气尽量和缓，因为在他的心里仍然对邓丽君有着深深的好感，同时对事务长官对邓丽君等同移民处理也心存异议，但佐藤木作为警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经地向邓丽君出示拘查证说：“根据日本移民局的有关法令，请邓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经过签证来到日本的歌唱演员啊，你们怎么能对我这样……粗暴？”邓丽君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难堪的事情，一位刚刚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击，远离父母双亲的女孩子，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她来过几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会有一群警员要她在即将登台演出之前拘捕她。邓丽君因为惊骇和愤慨，面庞变得煞白，浑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来。
“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您的签证上面。邓小姐，目前东南亚的假护照很多，我们日本是一个不断受到假护照和偷渡犯干扰的国家，因此我们移民局就不得不对所有持伪造护照的外国旅客进行严肃的审查，”佐藤水用日语与不肯在那张拘查证上签字的邓丽君交谈，他说：“不过请邓小姐不要太紧张，只要经过审查，搞清假护照的来源，我们很快就给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们弄错了！……我，我好委屈！”邓丽君大声地抗议着，反抗着，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们对我所持有的护照有异议也不要紧，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带走，今天夜里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经售出去了。只要允许我唱完这一场，我是可以到你们移民局去说清真相的！可以吗？”
“对不起，邓小姐，”佐藤木变得很无情，将桌子上的那张拘查证推到满面泪痕的邓丽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我们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动。你必须马上放弃一切，跟我们到移民局去。邓小姐，请吧！”
邓丽君面对着一大群冷酷无情的日本警员，感到六神无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口，邓丽君忽然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她急忙扑过去，操起了电话并开始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号码，可是却被佐藤木的一只大手按住了号盘，他声色俱厉地说：“邓小姐，请你签字吧！”
邓丽君呆立在那里。一直在鲜花和喝彩声中长大，处处受到人们尊重的她，此时如同猛然间被一只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荆棘，推向幽谷，她在这座豪华的大厦里变得孤立无援，宛如掉进了虎口。邓丽君纵然是满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见兵”无法说清。
在无奈和愤意中她坚持了几分钟，后来她终于用手帕拭干了脸上的泪滴，拿起佐藤木递来的笔，在一张“拘查证”上百般无奈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率先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东京新闻》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为：《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镇档入狱》，该文称：“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力士大厦18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为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应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每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空港》唱片及《岛国之情歌》大碟获得‘全日本七四年最佳新人奖’。此
次邓女士缘何一念之差，以假印尼护照来访日本，内情一时难以猜度。但是无论何种因由，邓女士以假护照来日均系智者千虑之误。依其在日本及东南亚之声誉，来日本易于履平地，何故为此招惹是非，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事。据信，移民局在邓丽君被拘期间，严禁外出演出，主邀单位宝丽金公司为邓女士被拘一事深感棘手，正在积极为之奔走疏通，力争得以早释。”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新闻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新加坡（X 早报》上刊登的文章说：“……邓丽君自林振发死后，心情不舒，事业上开始走下坡路。该女近年接连因遭受情场打击而精神不振，此次林振发猝殁对其刺痛更重。如今再受‘假护照事件’之打击，估计是雪上加霜，今后邓丽君能否再以崭新的姿态现于东南亚歌台，亦尚难预卜。凡世间之事，皆盛
极致衰乃物极必反之通理也！此次邓丽君在日本受此大辱，便是捧得高跌得重！但愿邓丽君小姐能忍辱自省，重振旗鼓……”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后，她当年出道发迹的故乡——台北市也是舆论大哗。许多报纸当然是想为邓丽君鸣不平，可是他们因为得不到邓丽君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与有利的证据而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些台湾的报纸不念同胞的情分，随波逐流，大放厥词。有一张《XX日报》，甚至不顾事件的真相，只凭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大做歪曲的报道。该报居然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蛊惑人心。
该文写道：“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第三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14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进入海关时难免面需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该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如此结局，不仅对她本人不利，亦为国人和当局大丢其脸……”
正是隆冬时节，拘留所里十分寒冷。惨淡的冬日阳光透过铁栅窗口，投映进邓丽君单独囚禁的房间。十几平方米的囚室，并没有在电影上所见到的那种阴森恐怖，邓丽君毕竟是一位华人著名歌星，她住在这里显然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优待。没有铁铐之类的东西加身，也没有监牢中常见的茅草地铺，她所睡的是一张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整洁。囚室内设有坐便马桶，她的简单行李——一只红色的皮箱也被带到这间临时的囚室里来，那箱子里就有她此次惹来祸事的紫红色旗袍，而那两本印尼和日本的护照此时被扣在移民局里。
邓丽君很憔悴。淡淡的日光从铁栅门外投映在她那张突然消瘦的面颊上，虽然只在拘留所里过了两个夜晚，对于邓丽君来说却好像过了漫长无边的两年。那双漂亮妩媚的大眼睛是那么忧郁，眼窝也深深地凹了下去。她默默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低着头在想心事。她在想自己在突然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到底是为什么？她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使用了一下印尼移民局主动颁发给她的护照，为什么就被日方悍然关进拘留所？这对于自尊自重，平生很注意公众形象的邓丽君来说，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打击。
“我的命真苦，我是那么地深爱着日本，深爱着那些欢迎我来访的歌迷，可是谁知道移民局会如此不讲情面，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就断定我那张来路正当的护照是假的呢？天理人心何在？”
昨天下午，当邓丽君独自在这间冰冷的小囚室熬过一夜零半天的时候，囚室紧闭的铁门终于开启。走进来的是恩师渡边正一和她本人在日本的代理人邓锡泉。他们是经过整整一上午的交涉，移民局才准许他们到拘留所来探望邓丽君的。邓丽君见了渡边和邓锡泉，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邓小姐，请你坚强起来，不必哭，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渡边正一经理了解邓丽君的为人，他从事发当时就不肯相信她会做出如外界传媒上所大肆宣扬的事情。现在他是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和邓锡泉一同来看她的，渡边说：“我和邓先生来见你，就是想请你将那张印尼的护照说清。它即便当真如外界所传，也大可不必惊慌。
我们只求你如实说出，千万不可有半句不实之辞，这样我们方才心中有底，前去和移民局说情。“邓锡泉见邓丽君在那里哭得伤心，也在旁边好言相劝说：“渡边经理是一位仗义的入，他来前已经去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渡边先生和三谷清总裁、大国敏雄副总裁说了许久，他说邓小姐是宝丽金公司邀来的客人，如今邓小姐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宝丽金公司理应出面向移民局保释邓小姐出去。三谷清总裁自然对邓小姐此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三谷清说，邓小姐必须说出那张印尼护照的真实来历，才好出面向移民局做保，因此只好请邓小姐实话实说！“
“那张护照确实是真的，我绝不会有一句谎话的。”邓丽君想到这次在东京的无端蒙辱，痛断肝肠。这场从天外飞来的横祸对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来说，真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邓丽君便将她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印尼移民局的高级官员如何主动为她颁送护照的来龙去脉，—一从头说起，末了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渡边正一义愤填膺地说：“既然印尼的护照不是邓小姐花钱从香港的黑市上买来的，那么就可以断定是移民局处理有误。请邓小姐不必太痛苦，凡事应该往开想。我们很快就将和宝丽金公司一起出面，去找移民局交涉！”
当日下午，大园敏雄副总裁由渡边经理和邓锡泉陪同着，驱车来到日本移民局。来前，三谷清总裁已指示大园等人代表他的宝丽金公司出面力保邓丽君出狱，三谷清说：“无论怎么说邓小姐都是为我们公司才来东京的。现在因为护照就拘留她，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移民局从来也没有捕过无辜之人，邓丽君小姐的印尼护照确是假的！”日本移民局事务长官依然以一张冷面孔来对待宝丽金的代表。他不待大园敏雄把话说完，就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对邓丽君案下了结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因为印尼驻日本大使馆首先向我们提出有关邓小姐所持印尼护照真伪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印尼的外交机构已经对这张护照做出了权威性的否定。既然护照是假的，我们移民局便
只有依法行事，该拘留就拘留，绝不会去考虑假护照的持有者是什么人！即便邓丽君小姐的名气大，即便她是大名鼎鼎宝丽金公司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会网开一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履行职责更重要了！”
“我们抗议！”渡边正一见大园敏雄未及说完就被那位冷若冰霜的事务长官顶了回去，他立刻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激愤陈词说：“如果邓丽君小姐所持的印尼护照，当真如你所说是伪造的，那么事务长官下令拘查当然无可非议。可是经我们了解，那张护照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还是印尼移民局的局长亲自批准发给邓小姐的，请问贵局悍然拘捕一位无辜的歌手，又该如何解释？”
事务长官将头一晃：“这……不可能吧？”
大园敏雄说：“长官，确有此事。我们愿以宝丽金公司的声誉对邓小姐的护照担保。她的这张护照是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官员作为国宾的特殊礼遇赠给的。邓小姐一直带在身上没有使用，这次偶而用之，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来证实护照是真的，那么贵局无端拘捕一位有影响的外国演员，将是难推责任！”
“这不可能！”事务长官不肯让步。
“有什么不可能呢？”渡边反唇相讥说：“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邓丽君小姐没有必要花钱去黑市上买一张假护照使用。从1973年开始，邓小姐一直作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人员频繁进入日本，也就是说她有一本经过合法途径得到的日本国护照，请问，长期持有合法护照的歌唱家为什么再去花钱买一本假护照来惹麻烦呢？”
“这……”事务长官被渡边正一问得张口结舌，但是情知理屈的他又不肯认错，继续坚持说：“渡边先生，既然邓丽君小姐持有日本护照，为什么这一次又拿印尼护照入境？”
渡边据理力争说：“大国副总裁已经说过，邓小姐因事在台北停留，她是为了在48小时之内能飞来东京，不误彩排才不得不临时使用那本印尼护照的。她这样做本来无可非议，可是有人却无端加害，肆意歪曲，请事务长官尽快开释邓小姐吧！”
大园敏雄和邓锡泉见事务长官已经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都齐声恳求说：“邓丽君小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愿意为邓小姐担保，希望贵局尽快让邓小姐恢复自由，以后我们宝丽金公司会将这张印尼护照的详细情况搞清楚的。我们保证邓小姐是清白无辜的。”
事务长官在宝丽金公司三位要员唇枪舌剑的进攻下，已知在匆促中误拘了邓丽君，但是他口气还是很强硬地说：“我们不能以你们宝丽金公司的口头保证为准。即便邓小姐所持的护照确是真的，也要由印尼驻日使馆提供出一份在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放人，否则，任何人为邓丽君说情都是无济于事的！”
渡边正一气得胸口起伏，邓锡泉无计可施，大园敏雄见移民局这一关无法攻破，也只好妥协说：“也好，我们争取尽快让印尼方面出示一份文件，以求邓小姐尽快恢复自由！”
宝丽金唱片公司陷入困境。三谷清总裁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在社会舆论方面，东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媒体，近日来长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有关“假护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有人公开指责宝丽金公司不能出面保护他们邀请的歌手。三谷清知道如果邓丽君迟迟不能释放，那么他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舆论上的挑战，甚至可能影响今后唱片公司在海外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三谷清只得将开释邓丽君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印尼大使馆。
大园敏雄和渡边正一、邓锡泉已数次前往印尼驻日使馆，替邓丽君鸣冤叫屈，义正词严地要求该使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可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外国使馆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江田岛先生，就请您帮帮忙吧！”东京的雪夜，干冷干冷。在银座一家高级料理屋的雅间里，幽幽灯影下摆着一桌盛宴。三谷清独自在这里宴请一位日本内阁的高官，他是大臧省的次官江田岛。此人从前是三谷清在商界的搭档，后来依赖政界的裙带关系得以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现在三谷清为了尽快使邓丽君出狱，决定宴请江田岛来从中打通关节。酒过三巡后，三谷清恳切相求说：“所谓的‘假护照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邓丽君小姐在拘留所里已经关了整整五天了。如果再不将她放出来，日后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如何在东南亚做生意呢？”
江田岛见老搭档三谷清满面沮丧，也动了恻隐之心。他说：“我与印尼使馆的官员有些来往，如果你们宝丽金公司肯定邓小姐的护照不是从黑市上弄到的，那么我可以出面敦促，让印尼方面尽快查清这张护照的来历就是！”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
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
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会。此间有消息说，邓丽君的印尼护照被人疑为伪造的假本。因为印尼驻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证实，印尼政府从未发给邓丽君该国护照。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一定尽快查清，如邓（丽君）果真系持伪造护照入境，将依有关国际法办理严处……“‘但是，邓丽君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在这一天上午，邓丽君的情绪很好。她昨夜飞抵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时，大园敏雄副总裁和她本人在东京的代理人邓锡泉先生，以及一些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早已在那里恭候。邓丽君持印尼护照走出机场时，日方海关人员也并未进行任何刁难。她觉得此次使用两本护照在48小时内，从香港经由台北转飞东京，确实很方便。她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股潜在的危险正一步步向她逼来。
灯火阑珊中，邓丽君被宝丽金公司的副总裁大园敏雄、邓锡泉等人用小轿车直接送到位于东京原宿的亚力士大厦。她在18楼的豪华套间里睡了一夜好觉，在这个时候邓丽君根本不会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园机场匆匆相见一面的记者B 君，会十分迅速地炮制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护照匆匆来东京的稿件，奇迹般地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12月16日这一天，邓丽君在东京过得很愉快，在香港时思念亡友与被报界舆论所困扰的忧虑情绪，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时一样。上午，邓丽君在亚力士大厦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三谷清、大园敏雄等人见面。10点钟又由邓锡泉陪同前去渡边娱乐公司拜见她的恩师渡边正一经理和从前指导她声乐的老师山田茂。
午后，邓丽君来到新宿大戏院，看了场，定了次日夜里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乡人》、《丝丝小雨》、《晨光下的恋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后，邓丽君十分认真地与日本乐队进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博得了日本乐队成员们的一片热烈掌声。12月17日上午，邓丽君在东京驱车拜访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莱和欧阳菲菲等日中歌坛姊妹。邓丽君已经许久不来日本演唱了，自从林振发过世，她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她与这些友人品茗话旧，谈得非常投机。心地善良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台北有一个名叫陈之栩的无聊政客，因为无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邓丽君，给日本的印尼大使馆打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使得印尼使馆的官员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
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
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带日本移民局徽章的
警员们却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临时拘查证，这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所邀请的客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与宝丽金公司取得联系才好，否则，我是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的。”
“您错了，邓小姐，”佐藤木口气尽量和缓，因为在他的心里仍然对邓丽君有着深深的好感，同时对事务长官对邓丽君等同移民处理也心存异议，但佐藤木作为警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经地向邓丽君出示拘查证说：“根据日本移民局的有关法令，请邓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经过签证来到日本的歌唱演员啊，你们怎么能对我这样……粗暴？”邓丽君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难堪的事情，一位刚刚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击，远离父母双亲的女孩子，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她来过几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会有一群警员要她在即将登台演出之前拘捕她。邓丽君因为惊骇和愤慨，面庞变得煞白，浑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来。
“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您的签证上面。邓小姐，目前东南亚的假护照很多，我们日本是一个不断受到假护照和偷渡犯干扰的国家，因此我们移民局就不得不对所有持伪造护照的外国旅客进行严肃的审查，”佐藤水用日语与不肯在那张拘查证上签字的邓丽君交谈，他说：“不过请邓小姐不要太紧张，只要经过审查，搞清假护照的来源，我们很快就给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们弄错了！……我，我好委屈！”邓丽君大声地抗议着，反抗着，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们对我所持有的护照有异议也不要紧，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带走，今天夜里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经售出去了。只要允许我唱完这一场，我是可以到你们移民局去说清真相的！可以吗？”
“对不起，邓小姐，”佐藤木变得很无情，将桌子上的那张拘查证推到满面泪痕的邓丽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我们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动。你必须马上放弃一切，跟我们到移民局去。邓小姐，请吧！”
邓丽君面对着一大群冷酷无情的日本警员，感到六神无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口，邓丽君忽然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她急忙扑过去，操起了电话并开始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号码，可是却被佐藤木的一只大手按住了号盘，他声色俱厉地说：“邓小姐，请你签字吧！”
邓丽君呆立在那里。一直在鲜花和喝彩声中长大，处处受到人们尊重的她，此时如同猛然间被一只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荆棘，推向幽谷，她在这座豪华的大厦里变得孤立无援，宛如掉进了虎口。邓丽君纵然是满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见兵”无法说清。
在无奈和愤意中她坚持了几分钟，后来她终于用手帕拭干了脸上的泪滴，拿起佐藤木递来的笔，在一张“拘查证”上百般无奈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率先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东京新闻》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为：《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镇档入狱》，该文称：“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力士大厦18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为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应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每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空港》唱片及《岛国之情歌》大碟获得‘全日本七四年最佳新人奖’。此
次邓女士缘何一念之差，以假印尼护照来访日本，内情一时难以猜度。但是无论何种因由，邓女士以假护照来日均系智者千虑之误。依其在日本及东南亚之声誉，来日本易于履平地，何故为此招惹是非，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事。据信，移民局在邓丽君被拘期间，严禁外出演出，主邀单位宝丽金公司为邓女士被拘一事深感棘手，正在积极为之奔走疏通，力争得以早释。”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新闻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新加坡（X 早报》上刊登的文章说：“……邓丽君自林振发死后，心情不舒，事业上开始走下坡路。该女近年接连因遭受情场打击而精神不振，此次林振发猝殁对其刺痛更重。如今再受‘假护照事件’之打击，估计是雪上加霜，今后邓丽君能否再以崭新的姿态现于东南亚歌台，亦尚难预卜。凡世间之事，皆盛
极致衰乃物极必反之通理也！此次邓丽君在日本受此大辱，便是捧得高跌得重！但愿邓丽君小姐能忍辱自省，重振旗鼓……”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后，她当年出道发迹的故乡——台北市也是舆论大哗。许多报纸当然是想为邓丽君鸣不平，可是他们因为得不到邓丽君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与有利的证据而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些台湾的报纸不念同胞的情分，随波逐流，大放厥词。有一张《XX日报》，甚至不顾事件的真相，只凭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大做歪曲的报道。该报居然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蛊惑人心。
该文写道：“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第三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14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进入海关时难免面需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该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如此结局，不仅对她本人不利，亦为国人和当局大丢其脸……”
正是隆冬时节，拘留所里十分寒冷。惨淡的冬日阳光透过铁栅窗口，投映进邓丽君单独囚禁的房间。十几平方米的囚室，并没有在电影上所见到的那种阴森恐怖，邓丽君毕竟是一位华人著名歌星，她住在这里显然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优待。没有铁铐之类的东西加身，也没有监牢中常见的茅草地铺，她所睡的是一张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整洁。囚室内设有坐便马桶，她的简单行李——一只红色的皮箱也被带到这间临时的囚室里来，那箱子里就有她此次惹来祸事的紫红色旗袍，而那两本印尼和日本的护照此时被扣在移民局里。
邓丽君很憔悴。淡淡的日光从铁栅门外投映在她那张突然消瘦的面颊上，虽然只在拘留所里过了两个夜晚，对于邓丽君来说却好像过了漫长无边的两年。那双漂亮妩媚的大眼睛是那么忧郁，眼窝也深深地凹了下去。她默默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低着头在想心事。她在想自己在突然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到底是为什么？她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使用了一下印尼移民局主动颁发给她的护照，为什么就被日方悍然关进拘留所？这对于自尊自重，平生很注意公众形象的邓丽君来说，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打击。
“我的命真苦，我是那么地深爱着日本，深爱着那些欢迎我来访的歌迷，可是谁知道移民局会如此不讲情面，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就断定我那张来路正当的护照是假的呢？天理人心何在？”
昨天下午，当邓丽君独自在这间冰冷的小囚室熬过一夜零半天的时候，囚室紧闭的铁门终于开启。走进来的是恩师渡边正一和她本人在日本的代理人邓锡泉。他们是经过整整一上午的交涉，移民局才准许他们到拘留所来探望邓丽君的。邓丽君见了渡边和邓锡泉，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邓小姐，请你坚强起来，不必哭，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渡边正一经理了解邓丽君的为人，他从事发当时就不肯相信她会做出如外界传媒上所大肆宣扬的事情。现在他是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和邓锡泉一同来看她的，渡边说：“我和邓先生来见你，就是想请你将那张印尼的护照说清。它即便当真如外界所传，也大可不必惊慌。
我们只求你如实说出，千万不可有半句不实之辞，这样我们方才心中有底，前去和移民局说情。“邓锡泉见邓丽君在那里哭得伤心，也在旁边好言相劝说：“渡边经理是一位仗义的入，他来前已经去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渡边先生和三谷清总裁、大国敏雄副总裁说了许久，他说邓小姐是宝丽金公司邀来的客人，如今邓小姐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宝丽金公司理应出面向移民局保释邓小姐出去。三谷清总裁自然对邓小姐此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三谷清说，邓小姐必须说出那张印尼护照的真实来历，才好出面向移民局做保，因此只好请邓小姐实话实说！“
“那张护照确实是真的，我绝不会有一句谎话的。”邓丽君想到这次在东京的无端蒙辱，痛断肝肠。这场从天外飞来的横祸对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来说，真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邓丽君便将她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印尼移民局的高级官员如何主动为她颁送护照的来龙去脉，—一从头说起，末了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渡边正一义愤填膺地说：“既然印尼的护照不是邓小姐花钱从香港的黑市上买来的，那么就可以断定是移民局处理有误。请邓小姐不必太痛苦，凡事应该往开想。我们很快就将和宝丽金公司一起出面，去找移民局交涉！”
当日下午，大园敏雄副总裁由渡边经理和邓锡泉陪同着，驱车来到日本移民局。来前，三谷清总裁已指示大园等人代表他的宝丽金公司出面力保邓丽君出狱，三谷清说：“无论怎么说邓小姐都是为我们公司才来东京的。现在因为护照就拘留她，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移民局从来也没有捕过无辜之人，邓丽君小姐的印尼护照确是假的！”日本移民局事务长官依然以一张冷面孔来对待宝丽金的代表。他不待大园敏雄把话说完，就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对邓丽君案下了结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因为印尼驻日本大使馆首先向我们提出有关邓小姐所持印尼护照真伪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印尼的外交机构已经对这张护照做出了权威性的否定。既然护照是假的，我们移民局便
只有依法行事，该拘留就拘留，绝不会去考虑假护照的持有者是什么人！即便邓丽君小姐的名气大，即便她是大名鼎鼎宝丽金公司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会网开一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履行职责更重要了！”
“我们抗议！”渡边正一见大园敏雄未及说完就被那位冷若冰霜的事务长官顶了回去，他立刻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激愤陈词说：“如果邓丽君小姐所持的印尼护照，当真如你所说是伪造的，那么事务长官下令拘查当然无可非议。可是经我们了解，那张护照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还是印尼移民局的局长亲自批准发给邓小姐的，请问贵局悍然拘捕一位无辜的歌手，又该如何解释？”
事务长官将头一晃：“这……不可能吧？”
大园敏雄说：“长官，确有此事。我们愿以宝丽金公司的声誉对邓小姐的护照担保。她的这张护照是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官员作为国宾的特殊礼遇赠给的。邓小姐一直带在身上没有使用，这次偶而用之，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来证实护照是真的，那么贵局无端拘捕一位有影响的外国演员，将是难推责任！”
“这不可能！”事务长官不肯让步。
“有什么不可能呢？”渡边反唇相讥说：“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邓丽君小姐没有必要花钱去黑市上买一张假护照使用。从1973年开始，邓小姐一直作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人员频繁进入日本，也就是说她有一本经过合法途径得到的日本国护照，请问，长期持有合法护照的歌唱家为什么再去花钱买一本假护照来惹麻烦呢？”
“这……”事务长官被渡边正一问得张口结舌，但是情知理屈的他又不肯认错，继续坚持说：“渡边先生，既然邓丽君小姐持有日本护照，为什么这一次又拿印尼护照入境？”
渡边据理力争说：“大国副总裁已经说过，邓小姐因事在台北停留，她是为了在48小时之内能飞来东京，不误彩排才不得不临时使用那本印尼护照的。她这样做本来无可非议，可是有人却无端加害，肆意歪曲，请事务长官尽快开释邓小姐吧！”
大园敏雄和邓锡泉见事务长官已经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都齐声恳求说：“邓丽君小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愿意为邓小姐担保，希望贵局尽快让邓小姐恢复自由，以后我们宝丽金公司会将这张印尼护照的详细情况搞清楚的。我们保证邓小姐是清白无辜的。”
事务长官在宝丽金公司三位要员唇枪舌剑的进攻下，已知在匆促中误拘了邓丽君，但是他口气还是很强硬地说：“我们不能以你们宝丽金公司的口头保证为准。即便邓小姐所持的护照确是真的，也要由印尼驻日使馆提供出一份在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放人，否则，任何人为邓丽君说情都是无济于事的！”
渡边正一气得胸口起伏，邓锡泉无计可施，大园敏雄见移民局这一关无法攻破，也只好妥协说：“也好，我们争取尽快让印尼方面出示一份文件，以求邓小姐尽快恢复自由！”
宝丽金唱片公司陷入困境。三谷清总裁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在社会舆论方面，东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媒体，近日来长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有关“假护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有人公开指责宝丽金公司不能出面保护他们邀请的歌手。三谷清知道如果邓丽君迟迟不能释放，那么他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舆论上的挑战，甚至可能影响今后唱片公司在海外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三谷清只得将开释邓丽君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印尼大使馆。
大园敏雄和渡边正一、邓锡泉已数次前往印尼驻日使馆，替邓丽君鸣冤叫屈，义正词严地要求该使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可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外国使馆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江田岛先生，就请您帮帮忙吧！”东京的雪夜，干冷干冷。在银座一家高级料理屋的雅间里，幽幽灯影下摆着一桌盛宴。三谷清独自在这里宴请一位日本内阁的高官，他是大臧省的次官江田岛。此人从前是三谷清在商界的搭档，后来依赖政界的裙带关系得以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现在三谷清为了尽快使邓丽君出狱，决定宴请江田岛来从中打通关节。酒过三巡后，三谷清恳切相求说：“所谓的‘假护照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邓丽君小姐在拘留所里已经关了整整五天了。如果再不将她放出来，日后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如何在东南亚做生意呢？”
江田岛见老搭档三谷清满面沮丧，也动了恻隐之心。他说：“我与印尼使馆的官员有些来往，如果你们宝丽金公司肯定邓小姐的护照不是从黑市上弄到的，那么我可以出面敦促，让印尼方面尽快查清这张护照的来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