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 第49节
第一次是7月4日，那次，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有好转的迹象，但其实并没有好转。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次极其冲动的“拜访”，同时也是一次极其温馨的记忆，当我走迸克林顿的书房后，说了几句话，便和他吵了起来。我实在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我们的关系似乎已经结束了，而他曾经答应过我要为我回到白宫做出安排的承诺，至今未能兑现。因此，在此前一天，我给了他一封带点威胁的信。我在信中以暗示的语气对他说出一套带有威胁性的假话，我说我曾经告诉过我的父母，在大选之后，我会回到白宫工作。
但现在大选已经过去一年多，我仍然没能回到白宫，他们也曾多次问起此事。他们一直在追问我不能回去的原因，我已经有些不知道该怎样做了，也许，我应该向他们说明一切。同时，我也考虑到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根本就不会考虑我回白宫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打算。我问他我。如果不能回白宫，是否能在另外的政府部门考虑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比如华盛顿驻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克林顿显然对我这封信的暗示感到害怕，所以才上柯里安安排了第二天的见面。他称自己并未看到过那封信，同时又骂我：“威胁美国总统是不合法的行为。”他说他一直将我当作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的我非常绝望，而且异常冲动，便与他针锋相对。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我只不过是虚情假意，从来都不曾认真过，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说到后来，我哭了起来。
于是，克林顿走上前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告诉我他其实很想多与我在一起，但是……
我这时看到书房的窗外有一位花匠在那里工作，便告诉了他，于是，我们转入了浴室旁的门厅，我们在那里拥抱。这是自我们交往以来最深情的一次拥抱，他非常温柔地亲抚着我的手和头发，亲吻我的唇我的脸和我的颈，并且不断赞美我的美丽。
“其实，你知道的，我很希望能多一点和你在一起，对我们分开这件事，我感到非常苦恼。”他说。
我想，也许他离任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便说道：“也许，三年后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时，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似乎很有点意兴苍凉他说：“我不知道，三年的时间，可能发生许多的事情，也许，那时我孤身一人也有可能。”
于是，我们在一直憧憬未来，气氛立即就松驰下来。
他开玩笑他说：“喔，我75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每天撒25次尿吗？”
我说，“我们会那样的。”
在离开之前，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特里普告诉我，《新闻周刊》正在策划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凯瑟琳·威利声称她在总统办公室时，曾被克林顿性骚扰。我知道，当时威利的处境不是太好，她正希望有一份付薪工作，我担心她会成为又一个葆拉·琼斯，所以将这件事告诉他，希望他能有办法将此事摆平。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是特里普告诉我的。我在心中，一直将特里普当作最好的朋友，我不希望克林顿知道特里普在此事之中起了作用，然后做出任何对她不利的事情，我认为如果克林顿知道特里普的存在之后，我所忧虑的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作为朋友，我应该保护特里普。
克林顿听说后，语气有些冷淡他说：“这种说法十分可笑，因为我从来不会去接近一个像威利那种小乳房的女人。”并且告诉我，威利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给南希·享里奇通过电话，告之有记者正在撰写威利和总统的故事，威利正愁怎样与此事脱离关系。
我想那时候，我的确是被克林顿的情感攻势冲昏了头，还真的以为他会为我们可能的未来考虑。因此，在当天我便将此次的见面以及谈话告诉了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克林顿暗示在他的任期之后，可能与希拉里离婚并且与我结合，我现在对此有一种迫切的期待。但现在，我对此非常的怀疑，我相信克林顿当时是对我了一次可耻的政客手段，因为他担心我会加入琼斯、威利或者是斯塔尔的行列，所以不得不给我一点甜头，让我对某种事情充满着幻想和希望。
正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开始了一次短期的旅行。
此次会见之后，我刚好有一个短期假日，便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后来媒体大肆追踪的“莱温斯基的澳洲男友”伯恩斯，便是这一次旅游期间相识的。关于我与伯恩斯的关系，一些媒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报道，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我已经认定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极为深刻的恋情。
甚至说伯恩斯在我与克林顿之间的事曝光这后，仍然表示他与我的恋情关系丝毫不受影响云云。我承认伯恩斯是我的朋友，但如果要说是男友，那也未免为时过早。我们只不过是在普林斯顿有过短暂的接触，而且，当时还有另外几名澳洲商人在场，虽然我不否认对伯恩斯有些好感，但那并未上升到恋情，何况当时我与克林顿之间，还是藕断丝连，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那种情形下接受任何别的男人。至于某些媒体在大谈以后我与伯恩斯的关系，我真的有些觉得好笑，以后谁能说得清呢？在我没有进入白宫实习以前，我又怎么可能想到我会与克林顿有着那样一段关系？在与克林顿接触之初，如果我能先知先觉的话，也就根本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了，因此，我认为现在谈以后，实在是一件太遥远大荒唐的事，何况以后并非某一个人的预期。
正是我旅游归来的那大晚上，从柯里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克林顿有重要事情要立即见我。那大应该是7月14日，我刚刚回到华盛顿，便接到了柯里的传呼。立即赶去白宫见克林顿。在我的感觉里，那是一次奔波几百里的见面，疲惫不堪，实在是太不同寻常。
见面后，克林顿问我，我上次提到的女人是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突然，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克林顿，或者如果告诉他，这算不是算出卖朋友。我是真的感到非常为难，他在此时急匆匆地找我来，而且第一句话便是此事，显然事态变得严重起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那时，我还对前一次见面时他的暗示充满着期待，我想，我不保护他，谁能保护他呢？何况，我只不过是证实此事的确是特里普告诉我的，又并未说明其他事情，这应该不能算是出卖朋友。再说，特里普告诉我此事的时候，亦并未向我强调一定不能告诉克林顿，她将此事告诉我，应该也有让我提醒克林顿小心的意思吧。
我确认了他的问话之后，他对我说：此事似乎有些变化，但威利那里似乎已经没有大大问题，今天，她已经再次致电白宫，说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她第一次致电白宫的事，并且准备就此事大做文章。同时，她也表示，她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与此事的关系，她一再强调，她是总统的坚决维护者，而不是那种在背后向总统捅刀子的女人，她让总统信任她。
克林顿似乎的确很信任威利，他向我表示，现在的问题不是威利，他更担心特里普。他分析说，他怀疑可能是我无意中将威利来电一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提供给了伊西科夫，我向他承认，我的确是将此事告诉了特普里，但我为特里普辩解说，她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此事一定是从别的途径传出去的，比如可能是威利自己传出去的。
他显然更担心特里普，同时，他也非常担心我。我想，那时他可能已经猜到我告诉别人的可能比我向他承认的要多。他告诉我说，他并不担心威利，因为他们之间，根本就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相反，我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我们之间的事，如果一已传出的话，将会彻底地毁掉他。他问我是否将我们之间的事告诉了特里普，我骗他说没有。
显然，克林顿井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话，他希望我说服特里普给他的一名律师打电话。我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希望在此事中，特里普成为他的证人。只要特里普成为了他的证人，那么，她就不能提供任何不利于克林顿的证同，否则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证实证人被收卖，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次会见非常短暂，因为克林顿还要参加一个会议。
后来，我按照克林顿的意思给特里普打了电话，将克林顿的意思告诉了她。特里普再一次向我表示，她绝对不会说出我们之间的事，同时，她也不愿意被扯迸琼斯案中，她不想为自己引来任何麻烦。所以，她拒绝了给克林顿的一名律师打电话。在当时，我觉得特里普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我，我想我也一定不愿意被牵连其中，谁都希望自己生活更加自由自在，没有任何人愿意做那样的证供，尤其是特里普清楚我和克林顿之间的事，如果琼斯的律师间起的话，她将元从回答。
当我将此事告诉克林顿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坏。当然，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情绪糟糕很可能不仅仅因为特里普的不合作，还有一重原因是几个小时之后，威利将会出席“六十分钟”节目。我不清楚那时克林顿对威利将会说些什么是否有所了解，但因为特里普曾对我说过威利许多坏话，所以，我相信特里普所说，威利这个女人是不可信的。特里普告诉我，威利非常需要钱，所以，她会不惜出卖朋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正是如此，虽然我和许多的美国人民一样，相信许多对克林顿的指控中，威利的指控是最不可信的，但她仍然在那大晚上的节目中大谈特谈克林顿对她的性骚扰，并且举出许多的例证，试图让全国人民相信，克林顿污辱、践踏了她对他的信任，使她蒙受了心灵的沉重打击。
此后，我曾有一次对克林顿谈起过威利，他拒绝对此说任何话。但我能够看出，他无法掩饰自己对威利的愤怒……
在其后的7月24日，我生日的第二天，以及8月16日，他生日的前三大，我们又曾经两次单独相见。前一次相见，克林顿赠我一件占董饰针作为生日礼物。那次因为他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见面时间非常短。后一次相见的时候，我提前到达了他的办公室，摆好我带来的一块印有苹果的方块布，点起一支生日蜡烛，把送给他的礼物摆出来。
我做完这一切时，他正好走进来，我于是为他唱起生日歌，然后祝他生日快乐。他收下礼物后，我对他说：“我们能否分享一个生日之吻，来庆祝我们的生日，因为我的生日只不过是八个星期前的事情。”
“可以，今天我们可以通融一下。他说。
于是，我们接吻了。
我隔着裤子抚摸他的生殖器；发现它已经勃起。我便要求为他口交，但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再那样下去，他只想从现在起正经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是想的，但又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因此他显得非常的沮丧，脸色有些阴沉。
我的确是感到了一股寒意，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十分的遥远，已经开始陌生起来。我非常渴望被他拥人怀中，我们在一起尽情地享受彼此给予的快乐。但非常令人遗憾，那一切看上去似乎不再可能了。
****
第四章 情断白宫 5 成为牺牲品
因为工作问题始终没有落实，也因为我与克林顿之间越来越疏远，还因为一些谣言仍然甚嚣尘上，我的情绪越来越沮丧。我相信克林顿也是如此，所以，有几次，我们在电话中大吵大闹。我想，他向我必脾气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而另一部分可能因为琼斯和威利。
有一次，克林顿在电话中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如果早知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与你相好。我被这句话激怒了，于是对他恶言相向，反问他：“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他又说，“你曾经向我保证过，说我不会有任何麻烦。我说，“是的，我是保证过。现在，我想请问你，我何时给你带来过麻烦了？他语气十分强硬他说，“我从未担忧过你。我从未畏俱你会做什么来伤害我。”
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太令我伤心了；我何曾做过什么来伤害他？我又怎么会忍心做什么去伤害他？他自己曾经说过，不希望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那些话似乎是几个小时前才说的，现在，他却如此的口不择言，因此，我们在电话中大吵起来。
不过，吵过之后，我们又很快冷静下来，各自道歉，又开始心平气和。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帮我找工作的问题。他说，如果早料到在白宫帮我找工作是如此艰难的话，他最初肯定不会答应我。他表示他为此事进行过很多的努力，但都没有结果，我请我原谅他。
此时，我对回到白宫已经不抱希望，所以，我表示想去纽约，希望他能帮我在那里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我去白宫见了他，主要是讨论帮我在纽约找工作一事。此时，我提出他是否可以请弗农。乔丹出面安排这件事，他答应了我。
乔丹是华府的一部资深律师，与克林顿是密友，此人很有活动能力。我很抱歉将他扯进了这个大麻烦中。实际上，这件事牵连的大人物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此，我非常抱歉。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未接到琼斯律师的传票之前，乔丹对帮我找工作一事，实际上并不是大热心，就我的感觉来看，他似乎一直都在敷衍我。
那时候，我还一直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去纽约，远离华盛顿这个是非中心，但是，我没有料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我卷来，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到了这起风暴的中心，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认清的女人，我成了全世界舆论报道的焦点。
整个恶梦的开始，源于克林顿的那个凌晨电话。
那是我正式接到琼斯律师送达的传票之前两天，大约在凌晨两点之三点之间，我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接起后才知道是克林顿的电话，首先，他并没有谈到关键问题，只是告诉我，柯里的弟弟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聊过几句之后，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份琼斯的律师发来的文件，文件上列有一份证人名单，上边有我的名字。他说他最初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他的心都碎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惹上这样的麻烦，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是惊呆了，当即吓得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琼斯的律师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可能被问到一些什么。我非常不安，因为我不清楚走上法庭之后，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我被问到与克林顿的关系，我就得说出实情，否则，我就会被以伪证罪判刑人狱。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的话，我想我将会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克林顿对我说，其实，我不一定要出庭，即使法庭真的认为我有必须出庭的话，我也可以在口供上签字来满足琼斯律师的查问，而不必直接出庭作证。
听他如此说，我心下稍安，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
两大之后，12月19日下午三点前后，我在五角大楼收到了正式的传票，传票要求我于1998年i月23日在华盛顿出庭作证，传票要求了一些文件和物证，其中包括裙于、附属物以及珠宝等，还被要求提供与克林顿交往的所有文件，包括信、卡片、留言和所有的电话记录。
接到传票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震惊了，不能自控地哭了起来：
我知道自己必须找个人谈一谈，那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乔丹，他是知名律师，而且是政府红人，是克林顿的密友，他应该可以帮助我。当时，我便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可以去他当面谈一谈这件事。
见到乔丹后，我将传票给他看，并且告诉他，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非常担心这件事会让我陷入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乔丹说我可能会需要一名律师，他表示，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会帮我找一名律师。并且，他会给克林顿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后来，乔丹果然介绍了弗兰斯·卡特做我的代理律师。
12月28日早晨，由柯里安排，我与克林顿见了最后一次面，我们在柯里的办公室里与克林顿的宠物狗贝迪玩了片刻，然后由克林顿带我去书房，他给了我几件圣诞礼物，其中包括一个光滑的狗熊头，一块柔克福牌地毯，一只黑色毛毛狗，一小盒巧克力，一副大鬼牌太阳眼镜和一个印有纽约天空的别针。
之后，我们拥抱并且接吻。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我问他，琼斯的律师怎么会想到传唤我，他们似乎不应该知道有关我们的事。克林顿表示，有可能是琳达·特里普提供的，也有可能是情报机构的便衣特工提供的，现在，这件事还没有明确，接着，我们谈论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让我多与乔丹联系，并且相信卡特，他们会帮我做好一切的。他并且让我相信，那不会有任何问题。
l月5日、6日我两次与卡特相见，对他草拟的证词提出一些看法，7日上午，我在那份证词上签字。
我原以为，只要签字了，一切就会过去，克林顿以及他的律师会将整个事件处理好。从此，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去纽约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远离华盛顿以及白宫这个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是非中心。
第二大，我按照要求去纽约与MFH控股公司高级副总裁。
董事局主席特别助理嘉米·杜农见面。但这次面试很不成为，杜农表示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我不适合在MFH公司工作。下午，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乔丹，将面试的情况告诉他。他答应再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被安排参加了第二次面试，并于14H被通知录用。这时候，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恶梦从此过去了。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恶梦才只不过刚刚开始，我很快便知道自己种下了什么样的苦果。
如果我说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有人刻意安排的一样，不知是否有人会感到有异议。当时，我虽然并不是太明确这一点，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完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思考。另一方面，那时，我也不大可能对整个事件有，一分比较明确的认识。我所能知道的事，也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那些事发生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根本不相信斯塔人哪里找到了那样多的证据。但现在，我有时候思考这些问题了，并且，我的确。从中间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1月17日，受理琼斯一案的大法官苏珊·怀特女士从阿肯色州来到华盛顿主持克林顿在琼斯一案中发誓作供，关于这份供词已经众所周所，我不想多说，他会否认一切，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也是那样做的，尽管我坚持将我的证词中某些较明确的东西删去了，但那的确是说了谎话。克林顿也说了谎话，至少在有关与我的关系上，他说了谎话。但我能理解他的说谎，他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毁了自己，他必须进行斗争，我想，如果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也会像他那样做。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自愿的，那是我们共同的隐私。如果有人一定要他将那些隐私说出来，那就是以合法的手段逼他说谎，或者试图以合法的手段获得他人的隐私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我所认识到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认为，在整个事件中，时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认为研究一下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就会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其中包括克林顿在琼斯案中作证的时间、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密的时间、我被突击询问的时间以及《华盛顿邮报》发表那篇《克林顿被控教唆助手说谎》的文章的时间等。
当然，我被突然带进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或者所说有的时间如此的紧密地联系着，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即使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特里普，因为我是那样的信任她，更何况，我认为她如果要出卖我的话，应该在威利那件事发生时便已经那样做了，那时候，她知道得实在已经足够的多。
后来，当我知道的确是她于的以后，仍然不肯相信，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个时候，那一切，似乎是太巧合了。
据传媒透露的消息显示，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告密是1月12日的晚上。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她在当天晚上约见我的时候，我曾考虑过见面的时间，因为14日我要等待纽约找工作的结果，所以，我同意在前一大的下午见面。
这两个时间都在克林顿作证之前。但一切都做得非常秘密，除了特里普、斯塔尔以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里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在事件之后，还看到了许多非常特别的事，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斯塔尔实际上知道伊西科夫掌握有“录音带”的事，不仅如此，甚至是其他的媒体也知道此事，纷纷打电话给伊西科夫，希望能够分享他手中的材料，连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记者，都打来了电话，为了应付这些电话，《新闻周刊》甚至特别为伊西科夫配备了一个秘书来接电话。
据消息说，为了让伊西科夫与自己保持步调一致，斯塔尔甚至专程去“拜访”过这位名记者，以求过成默契，在他获得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前，不要将那篇文章发表，据说伊西科夫答应了。
但后来的事实是非常的令人怀疑，因为伊西科夫始终都没有发表那样一篇文章，而他真正发表的文章，却将独立检察官推到了前台。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先生调查克林顿是否做伪证以及他是否指使别人做假证，正是这篇文章的新闻眼。于是，我们很容易便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如果所有的说法是确实的话”那么，伊西科夫的文章应该将重点放在录音带上，而不是检察官的调查以及可能的指控上。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伊西科夫与斯塔尔交换情报的可能，因为有消息说，伊西科夫在此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得到了那些录音带，并且，他也为《新闻周刊》写好了文章，但那篇文章被总编辑给压下了，原因据说是那些录音带“并不能说明问题”。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知名新闻记者与独立检察官的这次合作是多么的充满着阴谋的意味，独立检察官必须有伊西科夫的合作，才可能获得他后来向人们所说的“极为宝贵的时间”，而伊西科夫也必须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才可能获得报纸的总编辑们所需要的“新闻眼”。那么，这次合作，到底是谁在帮助谁呢？或者说到底是新闻记者在配合独立检察官，还是独立检察官在配合新闻记者？
抑或，整个事件上，这部分合作，成为一个详细计划最为重要的部分？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特里普告密这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我想，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一百大以上的时间，我有理由相信，特里普没有利用那一百天以上的时间，绝非她在进行良心的选择，也绝非她后来所声明的，为选择真实的道路，她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我甚至有理由相信，她如此巧妙地利用了时间这一非常关键的因素，绝非偶然，她的背后应该有一个高参，那位高参知道特里普手里握有的是一颗重型炮弹，也非常明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发射这颗炮弹，才会更有杀伤力。事实上，特里普就是选择了那样的时候。
我有理由怀疑，如果真有如此之多的人了解了录音带的事而克林顿以及他的政府完全不知情的话，那么，他的政府就实在是大无力甚至可以说大无能了。换一句话说，如果克林顿的政府知道伊西科夫以及录音带的事，那么，他本人还会在以后的听证会上作出那样的证词吗？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时间的巧妙关系，12日晚上约9时左右，特里普给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声称手中有二些录音带，是关于我与克林顿之间关系的，这些录音带足以证明我与克林顿之间存在性关系，而且，我手中还有一条沾有克林顿jīng液的裙予以及其他东西。
13日下午约4时，我与特里普见面，特里普对我们的谈话暗中进行了秘密录音，这是她所进行的所有录音中，唯一一次得到检察官授权的，她所作用的录音器材也是独立检察官提供的。离我们约会不远的地方，有一台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车，坐在车上的检察官助手们，可以通过安装在车上的仪器清楚地听到我与特里普的谈话。
在这期间，独立检察官与伊西科夫见面或者是通电话，达成了默契，伊西科夫同意多给独立检察官几天时间。
独立检察官非常需要这几天时间，因为他需要等待克林顿做伪证，然后再将这个偷嘴的孩子抓住，如果在此之前的话，克林顿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证词，从而使得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因此，这个时间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17日，克林顿作证。
紧接着，独立检察官要求特里普与我联络，安排第二次见面。
并在这次见面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执行传讯，“目的是要抢在新闻界的前面”。那时我的绝对不清楚特里普正在参与对我的阴谋之中，结果，我以极其信任她的心理答应了那次见面，最后被带进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我被告之，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在为琼斯一案作证时说了假话。我所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与独立检察官合作，出来指证克林顿。那样的话，独立检察官便会对于所犯的伪证罪予以豁免；一是拒绝指证，而独立检察官则会以伪证重罪起诉我，我将可能会被判有罪而入狱服刑。
至今想起当时的经历，我的身体都在发抖，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场恶梦，仅仅有可怕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我想，当时，我简真是彻底地崩溃了，真正有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非常突然地死亡，比如突然心肌梗塞，或者是突然地脑溢血。我知道有许多人就是那样死去的，看上去一点痛苦都没有。然而，老天似乎一点都不怜悯我，它一定要我活着并且受苫。
后来传媒说，那时我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陷入沉思。我想，他们所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的脑子完全不起作用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思维能力。
直到后来玛西亚从纽约赶来了，我才略略清醒一些。传媒说，玛西亚赶来是因为我提出了那样的要求，必须在见了我的母亲之后，才决定是否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或许我的确提出了那样的要求，或许没有。对于这件事，我实在是没有半点记忆。至于玛西亚到来之后，我倒是能记得清楚。我向她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我想，独立检察官也曾简略地向她介绍过。所以，她才会觉得事件实在是太重大，她根本无法拿定主意。
但现在大选已经过去一年多，我仍然没能回到白宫，他们也曾多次问起此事。他们一直在追问我不能回去的原因，我已经有些不知道该怎样做了，也许，我应该向他们说明一切。同时，我也考虑到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根本就不会考虑我回白宫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打算。我问他我。如果不能回白宫，是否能在另外的政府部门考虑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比如华盛顿驻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克林顿显然对我这封信的暗示感到害怕，所以才上柯里安安排了第二天的见面。他称自己并未看到过那封信，同时又骂我：“威胁美国总统是不合法的行为。”他说他一直将我当作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的我非常绝望，而且异常冲动，便与他针锋相对。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我只不过是虚情假意，从来都不曾认真过，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说到后来，我哭了起来。
于是，克林顿走上前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告诉我他其实很想多与我在一起，但是……
我这时看到书房的窗外有一位花匠在那里工作，便告诉了他，于是，我们转入了浴室旁的门厅，我们在那里拥抱。这是自我们交往以来最深情的一次拥抱，他非常温柔地亲抚着我的手和头发，亲吻我的唇我的脸和我的颈，并且不断赞美我的美丽。
“其实，你知道的，我很希望能多一点和你在一起，对我们分开这件事，我感到非常苦恼。”他说。
我想，也许他离任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便说道：“也许，三年后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时，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似乎很有点意兴苍凉他说：“我不知道，三年的时间，可能发生许多的事情，也许，那时我孤身一人也有可能。”
于是，我们在一直憧憬未来，气氛立即就松驰下来。
他开玩笑他说：“喔，我75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每天撒25次尿吗？”
我说，“我们会那样的。”
在离开之前，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特里普告诉我，《新闻周刊》正在策划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凯瑟琳·威利声称她在总统办公室时，曾被克林顿性骚扰。我知道，当时威利的处境不是太好，她正希望有一份付薪工作，我担心她会成为又一个葆拉·琼斯，所以将这件事告诉他，希望他能有办法将此事摆平。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是特里普告诉我的。我在心中，一直将特里普当作最好的朋友，我不希望克林顿知道特里普在此事之中起了作用，然后做出任何对她不利的事情，我认为如果克林顿知道特里普的存在之后，我所忧虑的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作为朋友，我应该保护特里普。
克林顿听说后，语气有些冷淡他说：“这种说法十分可笑，因为我从来不会去接近一个像威利那种小乳房的女人。”并且告诉我，威利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给南希·享里奇通过电话，告之有记者正在撰写威利和总统的故事，威利正愁怎样与此事脱离关系。
我想那时候，我的确是被克林顿的情感攻势冲昏了头，还真的以为他会为我们可能的未来考虑。因此，在当天我便将此次的见面以及谈话告诉了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克林顿暗示在他的任期之后，可能与希拉里离婚并且与我结合，我现在对此有一种迫切的期待。但现在，我对此非常的怀疑，我相信克林顿当时是对我了一次可耻的政客手段，因为他担心我会加入琼斯、威利或者是斯塔尔的行列，所以不得不给我一点甜头，让我对某种事情充满着幻想和希望。
正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开始了一次短期的旅行。
此次会见之后，我刚好有一个短期假日，便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后来媒体大肆追踪的“莱温斯基的澳洲男友”伯恩斯，便是这一次旅游期间相识的。关于我与伯恩斯的关系，一些媒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报道，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我已经认定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极为深刻的恋情。
甚至说伯恩斯在我与克林顿之间的事曝光这后，仍然表示他与我的恋情关系丝毫不受影响云云。我承认伯恩斯是我的朋友，但如果要说是男友，那也未免为时过早。我们只不过是在普林斯顿有过短暂的接触，而且，当时还有另外几名澳洲商人在场，虽然我不否认对伯恩斯有些好感，但那并未上升到恋情，何况当时我与克林顿之间，还是藕断丝连，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那种情形下接受任何别的男人。至于某些媒体在大谈以后我与伯恩斯的关系，我真的有些觉得好笑，以后谁能说得清呢？在我没有进入白宫实习以前，我又怎么可能想到我会与克林顿有着那样一段关系？在与克林顿接触之初，如果我能先知先觉的话，也就根本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了，因此，我认为现在谈以后，实在是一件太遥远大荒唐的事，何况以后并非某一个人的预期。
正是我旅游归来的那大晚上，从柯里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克林顿有重要事情要立即见我。那大应该是7月14日，我刚刚回到华盛顿，便接到了柯里的传呼。立即赶去白宫见克林顿。在我的感觉里，那是一次奔波几百里的见面，疲惫不堪，实在是太不同寻常。
见面后，克林顿问我，我上次提到的女人是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突然，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克林顿，或者如果告诉他，这算不是算出卖朋友。我是真的感到非常为难，他在此时急匆匆地找我来，而且第一句话便是此事，显然事态变得严重起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那时，我还对前一次见面时他的暗示充满着期待，我想，我不保护他，谁能保护他呢？何况，我只不过是证实此事的确是特里普告诉我的，又并未说明其他事情，这应该不能算是出卖朋友。再说，特里普告诉我此事的时候，亦并未向我强调一定不能告诉克林顿，她将此事告诉我，应该也有让我提醒克林顿小心的意思吧。
我确认了他的问话之后，他对我说：此事似乎有些变化，但威利那里似乎已经没有大大问题，今天，她已经再次致电白宫，说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她第一次致电白宫的事，并且准备就此事大做文章。同时，她也表示，她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与此事的关系，她一再强调，她是总统的坚决维护者，而不是那种在背后向总统捅刀子的女人，她让总统信任她。
克林顿似乎的确很信任威利，他向我表示，现在的问题不是威利，他更担心特里普。他分析说，他怀疑可能是我无意中将威利来电一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提供给了伊西科夫，我向他承认，我的确是将此事告诉了特普里，但我为特里普辩解说，她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此事一定是从别的途径传出去的，比如可能是威利自己传出去的。
他显然更担心特里普，同时，他也非常担心我。我想，那时他可能已经猜到我告诉别人的可能比我向他承认的要多。他告诉我说，他并不担心威利，因为他们之间，根本就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相反，我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我们之间的事，如果一已传出的话，将会彻底地毁掉他。他问我是否将我们之间的事告诉了特里普，我骗他说没有。
显然，克林顿井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话，他希望我说服特里普给他的一名律师打电话。我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希望在此事中，特里普成为他的证人。只要特里普成为了他的证人，那么，她就不能提供任何不利于克林顿的证同，否则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证实证人被收卖，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次会见非常短暂，因为克林顿还要参加一个会议。
后来，我按照克林顿的意思给特里普打了电话，将克林顿的意思告诉了她。特里普再一次向我表示，她绝对不会说出我们之间的事，同时，她也不愿意被扯迸琼斯案中，她不想为自己引来任何麻烦。所以，她拒绝了给克林顿的一名律师打电话。在当时，我觉得特里普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我，我想我也一定不愿意被牵连其中，谁都希望自己生活更加自由自在，没有任何人愿意做那样的证供，尤其是特里普清楚我和克林顿之间的事，如果琼斯的律师间起的话，她将元从回答。
当我将此事告诉克林顿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坏。当然，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情绪糟糕很可能不仅仅因为特里普的不合作，还有一重原因是几个小时之后，威利将会出席“六十分钟”节目。我不清楚那时克林顿对威利将会说些什么是否有所了解，但因为特里普曾对我说过威利许多坏话，所以，我相信特里普所说，威利这个女人是不可信的。特里普告诉我，威利非常需要钱，所以，她会不惜出卖朋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正是如此，虽然我和许多的美国人民一样，相信许多对克林顿的指控中，威利的指控是最不可信的，但她仍然在那大晚上的节目中大谈特谈克林顿对她的性骚扰，并且举出许多的例证，试图让全国人民相信，克林顿污辱、践踏了她对他的信任，使她蒙受了心灵的沉重打击。
此后，我曾有一次对克林顿谈起过威利，他拒绝对此说任何话。但我能够看出，他无法掩饰自己对威利的愤怒……
在其后的7月24日，我生日的第二天，以及8月16日，他生日的前三大，我们又曾经两次单独相见。前一次相见，克林顿赠我一件占董饰针作为生日礼物。那次因为他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见面时间非常短。后一次相见的时候，我提前到达了他的办公室，摆好我带来的一块印有苹果的方块布，点起一支生日蜡烛，把送给他的礼物摆出来。
我做完这一切时，他正好走进来，我于是为他唱起生日歌，然后祝他生日快乐。他收下礼物后，我对他说：“我们能否分享一个生日之吻，来庆祝我们的生日，因为我的生日只不过是八个星期前的事情。”
“可以，今天我们可以通融一下。他说。
于是，我们接吻了。
我隔着裤子抚摸他的生殖器；发现它已经勃起。我便要求为他口交，但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再那样下去，他只想从现在起正经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是想的，但又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因此他显得非常的沮丧，脸色有些阴沉。
我的确是感到了一股寒意，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十分的遥远，已经开始陌生起来。我非常渴望被他拥人怀中，我们在一起尽情地享受彼此给予的快乐。但非常令人遗憾，那一切看上去似乎不再可能了。
****
第四章 情断白宫 5 成为牺牲品
因为工作问题始终没有落实，也因为我与克林顿之间越来越疏远，还因为一些谣言仍然甚嚣尘上，我的情绪越来越沮丧。我相信克林顿也是如此，所以，有几次，我们在电话中大吵大闹。我想，他向我必脾气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而另一部分可能因为琼斯和威利。
有一次，克林顿在电话中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如果早知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与你相好。我被这句话激怒了，于是对他恶言相向，反问他：“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他又说，“你曾经向我保证过，说我不会有任何麻烦。我说，“是的，我是保证过。现在，我想请问你，我何时给你带来过麻烦了？他语气十分强硬他说，“我从未担忧过你。我从未畏俱你会做什么来伤害我。”
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太令我伤心了；我何曾做过什么来伤害他？我又怎么会忍心做什么去伤害他？他自己曾经说过，不希望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那些话似乎是几个小时前才说的，现在，他却如此的口不择言，因此，我们在电话中大吵起来。
不过，吵过之后，我们又很快冷静下来，各自道歉，又开始心平气和。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帮我找工作的问题。他说，如果早料到在白宫帮我找工作是如此艰难的话，他最初肯定不会答应我。他表示他为此事进行过很多的努力，但都没有结果，我请我原谅他。
此时，我对回到白宫已经不抱希望，所以，我表示想去纽约，希望他能帮我在那里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我去白宫见了他，主要是讨论帮我在纽约找工作一事。此时，我提出他是否可以请弗农。乔丹出面安排这件事，他答应了我。
乔丹是华府的一部资深律师，与克林顿是密友，此人很有活动能力。我很抱歉将他扯进了这个大麻烦中。实际上，这件事牵连的大人物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此，我非常抱歉。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未接到琼斯律师的传票之前，乔丹对帮我找工作一事，实际上并不是大热心，就我的感觉来看，他似乎一直都在敷衍我。
那时候，我还一直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去纽约，远离华盛顿这个是非中心，但是，我没有料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我卷来，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到了这起风暴的中心，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认清的女人，我成了全世界舆论报道的焦点。
整个恶梦的开始，源于克林顿的那个凌晨电话。
那是我正式接到琼斯律师送达的传票之前两天，大约在凌晨两点之三点之间，我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接起后才知道是克林顿的电话，首先，他并没有谈到关键问题，只是告诉我，柯里的弟弟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聊过几句之后，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份琼斯的律师发来的文件，文件上列有一份证人名单，上边有我的名字。他说他最初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他的心都碎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惹上这样的麻烦，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是惊呆了，当即吓得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琼斯的律师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可能被问到一些什么。我非常不安，因为我不清楚走上法庭之后，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我被问到与克林顿的关系，我就得说出实情，否则，我就会被以伪证罪判刑人狱。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的话，我想我将会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克林顿对我说，其实，我不一定要出庭，即使法庭真的认为我有必须出庭的话，我也可以在口供上签字来满足琼斯律师的查问，而不必直接出庭作证。
听他如此说，我心下稍安，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
两大之后，12月19日下午三点前后，我在五角大楼收到了正式的传票，传票要求我于1998年i月23日在华盛顿出庭作证，传票要求了一些文件和物证，其中包括裙于、附属物以及珠宝等，还被要求提供与克林顿交往的所有文件，包括信、卡片、留言和所有的电话记录。
接到传票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震惊了，不能自控地哭了起来：
我知道自己必须找个人谈一谈，那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乔丹，他是知名律师，而且是政府红人，是克林顿的密友，他应该可以帮助我。当时，我便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可以去他当面谈一谈这件事。
见到乔丹后，我将传票给他看，并且告诉他，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非常担心这件事会让我陷入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乔丹说我可能会需要一名律师，他表示，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会帮我找一名律师。并且，他会给克林顿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后来，乔丹果然介绍了弗兰斯·卡特做我的代理律师。
12月28日早晨，由柯里安排，我与克林顿见了最后一次面，我们在柯里的办公室里与克林顿的宠物狗贝迪玩了片刻，然后由克林顿带我去书房，他给了我几件圣诞礼物，其中包括一个光滑的狗熊头，一块柔克福牌地毯，一只黑色毛毛狗，一小盒巧克力，一副大鬼牌太阳眼镜和一个印有纽约天空的别针。
之后，我们拥抱并且接吻。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我问他，琼斯的律师怎么会想到传唤我，他们似乎不应该知道有关我们的事。克林顿表示，有可能是琳达·特里普提供的，也有可能是情报机构的便衣特工提供的，现在，这件事还没有明确，接着，我们谈论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让我多与乔丹联系，并且相信卡特，他们会帮我做好一切的。他并且让我相信，那不会有任何问题。
l月5日、6日我两次与卡特相见，对他草拟的证词提出一些看法，7日上午，我在那份证词上签字。
我原以为，只要签字了，一切就会过去，克林顿以及他的律师会将整个事件处理好。从此，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去纽约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远离华盛顿以及白宫这个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是非中心。
第二大，我按照要求去纽约与MFH控股公司高级副总裁。
董事局主席特别助理嘉米·杜农见面。但这次面试很不成为，杜农表示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我不适合在MFH公司工作。下午，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乔丹，将面试的情况告诉他。他答应再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被安排参加了第二次面试，并于14H被通知录用。这时候，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恶梦从此过去了。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恶梦才只不过刚刚开始，我很快便知道自己种下了什么样的苦果。
如果我说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有人刻意安排的一样，不知是否有人会感到有异议。当时，我虽然并不是太明确这一点，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完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思考。另一方面，那时，我也不大可能对整个事件有，一分比较明确的认识。我所能知道的事，也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那些事发生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根本不相信斯塔人哪里找到了那样多的证据。但现在，我有时候思考这些问题了，并且，我的确。从中间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1月17日，受理琼斯一案的大法官苏珊·怀特女士从阿肯色州来到华盛顿主持克林顿在琼斯一案中发誓作供，关于这份供词已经众所周所，我不想多说，他会否认一切，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也是那样做的，尽管我坚持将我的证词中某些较明确的东西删去了，但那的确是说了谎话。克林顿也说了谎话，至少在有关与我的关系上，他说了谎话。但我能理解他的说谎，他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毁了自己，他必须进行斗争，我想，如果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也会像他那样做。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自愿的，那是我们共同的隐私。如果有人一定要他将那些隐私说出来，那就是以合法的手段逼他说谎，或者试图以合法的手段获得他人的隐私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我所认识到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认为，在整个事件中，时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认为研究一下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就会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其中包括克林顿在琼斯案中作证的时间、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密的时间、我被突击询问的时间以及《华盛顿邮报》发表那篇《克林顿被控教唆助手说谎》的文章的时间等。
当然，我被突然带进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或者所说有的时间如此的紧密地联系着，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即使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特里普，因为我是那样的信任她，更何况，我认为她如果要出卖我的话，应该在威利那件事发生时便已经那样做了，那时候，她知道得实在已经足够的多。
后来，当我知道的确是她于的以后，仍然不肯相信，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个时候，那一切，似乎是太巧合了。
据传媒透露的消息显示，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告密是1月12日的晚上。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她在当天晚上约见我的时候，我曾考虑过见面的时间，因为14日我要等待纽约找工作的结果，所以，我同意在前一大的下午见面。
这两个时间都在克林顿作证之前。但一切都做得非常秘密，除了特里普、斯塔尔以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里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在事件之后，还看到了许多非常特别的事，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斯塔尔实际上知道伊西科夫掌握有“录音带”的事，不仅如此，甚至是其他的媒体也知道此事，纷纷打电话给伊西科夫，希望能够分享他手中的材料，连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记者，都打来了电话，为了应付这些电话，《新闻周刊》甚至特别为伊西科夫配备了一个秘书来接电话。
据消息说，为了让伊西科夫与自己保持步调一致，斯塔尔甚至专程去“拜访”过这位名记者，以求过成默契，在他获得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前，不要将那篇文章发表，据说伊西科夫答应了。
但后来的事实是非常的令人怀疑，因为伊西科夫始终都没有发表那样一篇文章，而他真正发表的文章，却将独立检察官推到了前台。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先生调查克林顿是否做伪证以及他是否指使别人做假证，正是这篇文章的新闻眼。于是，我们很容易便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如果所有的说法是确实的话”那么，伊西科夫的文章应该将重点放在录音带上，而不是检察官的调查以及可能的指控上。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伊西科夫与斯塔尔交换情报的可能，因为有消息说，伊西科夫在此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得到了那些录音带，并且，他也为《新闻周刊》写好了文章，但那篇文章被总编辑给压下了，原因据说是那些录音带“并不能说明问题”。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知名新闻记者与独立检察官的这次合作是多么的充满着阴谋的意味，独立检察官必须有伊西科夫的合作，才可能获得他后来向人们所说的“极为宝贵的时间”，而伊西科夫也必须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才可能获得报纸的总编辑们所需要的“新闻眼”。那么，这次合作，到底是谁在帮助谁呢？或者说到底是新闻记者在配合独立检察官，还是独立检察官在配合新闻记者？
抑或，整个事件上，这部分合作，成为一个详细计划最为重要的部分？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特里普告密这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我想，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一百大以上的时间，我有理由相信，特里普没有利用那一百天以上的时间，绝非她在进行良心的选择，也绝非她后来所声明的，为选择真实的道路，她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我甚至有理由相信，她如此巧妙地利用了时间这一非常关键的因素，绝非偶然，她的背后应该有一个高参，那位高参知道特里普手里握有的是一颗重型炮弹，也非常明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发射这颗炮弹，才会更有杀伤力。事实上，特里普就是选择了那样的时候。
我有理由怀疑，如果真有如此之多的人了解了录音带的事而克林顿以及他的政府完全不知情的话，那么，他的政府就实在是大无力甚至可以说大无能了。换一句话说，如果克林顿的政府知道伊西科夫以及录音带的事，那么，他本人还会在以后的听证会上作出那样的证词吗？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时间的巧妙关系，12日晚上约9时左右，特里普给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声称手中有二些录音带，是关于我与克林顿之间关系的，这些录音带足以证明我与克林顿之间存在性关系，而且，我手中还有一条沾有克林顿jīng液的裙予以及其他东西。
13日下午约4时，我与特里普见面，特里普对我们的谈话暗中进行了秘密录音，这是她所进行的所有录音中，唯一一次得到检察官授权的，她所作用的录音器材也是独立检察官提供的。离我们约会不远的地方，有一台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车，坐在车上的检察官助手们，可以通过安装在车上的仪器清楚地听到我与特里普的谈话。
在这期间，独立检察官与伊西科夫见面或者是通电话，达成了默契，伊西科夫同意多给独立检察官几天时间。
独立检察官非常需要这几天时间，因为他需要等待克林顿做伪证，然后再将这个偷嘴的孩子抓住，如果在此之前的话，克林顿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证词，从而使得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因此，这个时间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17日，克林顿作证。
紧接着，独立检察官要求特里普与我联络，安排第二次见面。
并在这次见面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执行传讯，“目的是要抢在新闻界的前面”。那时我的绝对不清楚特里普正在参与对我的阴谋之中，结果，我以极其信任她的心理答应了那次见面，最后被带进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我被告之，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在为琼斯一案作证时说了假话。我所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与独立检察官合作，出来指证克林顿。那样的话，独立检察官便会对于所犯的伪证罪予以豁免；一是拒绝指证，而独立检察官则会以伪证重罪起诉我，我将可能会被判有罪而入狱服刑。
至今想起当时的经历，我的身体都在发抖，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场恶梦，仅仅有可怕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我想，当时，我简真是彻底地崩溃了，真正有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非常突然地死亡，比如突然心肌梗塞，或者是突然地脑溢血。我知道有许多人就是那样死去的，看上去一点痛苦都没有。然而，老天似乎一点都不怜悯我，它一定要我活着并且受苫。
后来传媒说，那时我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陷入沉思。我想，他们所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的脑子完全不起作用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思维能力。
直到后来玛西亚从纽约赶来了，我才略略清醒一些。传媒说，玛西亚赶来是因为我提出了那样的要求，必须在见了我的母亲之后，才决定是否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或许我的确提出了那样的要求，或许没有。对于这件事，我实在是没有半点记忆。至于玛西亚到来之后，我倒是能记得清楚。我向她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我想，独立检察官也曾简略地向她介绍过。所以，她才会觉得事件实在是太重大，她根本无法拿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