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1节

亚纳耶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第一次集会前，他仍然不得不借助大量“常备药”给自己打气。他缺乏信心，但在政变中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显要的角色。

克留奇科夫——安德罗波夫的学生，经过安全部门的良好训练。不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工作性质上，他都应该具有现实、健康、准确的思维。然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患了“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美国正在制定侵略苏联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要和北约国家一起瓜分我们的国家财产，减少苏联人口，夺取地下矿藏，占领整个国家，等等。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瓦连京·帕夫洛夫。他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韧看上去，他会给人留下温和而且行动迟缓的印象：身体有点虚胖，留着一头孩子般“刺猬式”的短发。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难以解释地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离伍。”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生活对这位元帅是残酷的——困苦饥饿的童年，战争，女儿早天，发妻去逝。在政变前不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又遭了严重的车祸。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已经不能，也不会用新的目光看待生活，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

在读鲍里斯·普戈的孩子和家人提供的关于他自杀前的最后时刻的资料时，不能不让人激动。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你们的爸爸是个聪明人，但却让别人用5戈比就收买了。”——他绝望地说。他被突然降临的重负压垮了。

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垮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牺牲者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那情况就要坏得多。这些冷酷的、机器人似的苏维埃官僚们就会重返国家领导者的行列。

看来，他们当中唯一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头脑的人是卢基扬诺夫。他试图在事情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他将是政变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领袖之一；如果我们胜利了——他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毫无关系。总之，他永远都是在捍卫法制，是戈尔巴乔夫最好的朋友。

当然，在塔妮娅跑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没有任何特殊的念头。我还没穿衬衫，盯着电视屏幕，偶尔看看妻子和女儿的脸，比较一下她们和我自己的反应。

大家当然都很震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娜依娜第一个镇静下来。“鲍里亚，应该给谁打电话？”——她轻轻地问道。

那个早晨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个电视新闻后十分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飞快跑来，他已开始布置岗哨，汽车也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我给所有位在附近和需要现在工作的人汀电话。

妻子也帮我打电话。正是她和女儿们在那天早晨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我家的女人们没有流泪，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和我及另外一些很快来到家里的人们一起立即行动起来。我非常感谢她们！

我们决定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正文是由在场的沙赫赖、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波尔托技宁、亚罗申科口授推敲，由哈斯布拉托夫记录的。随后，告人民书由我女儿帮助打印。人们开始给熟人、亲戚和朋友们打电话，以弄清首先可以往哪儿发送。文件最先转发到泽廖诺格勒。

圣彼得堡市(那时还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来到别墅。他只呆了一会儿。因为要赶回圣彼得堡，伯在路上耽搁。他像律师一样说了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并在15分钟后离去了。临别时他突然对娜依娜说：“愿上帝帮助你们。”

显然，这句话使娜依娜完全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可怕，她看着索布恰克，两眼充满了泪水。

对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前一个半小时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个别细节。若一一把当时在场的人列出来，我现在感到很困难——可能会记错一些人，无意地使一些人受委屈。

顺便说一下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传真机。奇怪的是，它有时竟然还能工作，和其余的整个电话网一起工作着。

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

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视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

我觉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朽成员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信息天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前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党内悄无声息的政变突然变成了完全公开的决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于完全公开的局势没有任何准备，首先是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告了叛乱的非法性。它对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既谈到了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软禁起来的苏联总统的命运。谈到了俄罗斯的主权，还谈到了为经受得住这些日日夜夜的考验所需要的公民勇敢性。

但这还不够。

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只是在广场上来决定，也不只是靠公开的演说来决定。重要的一切还在于事件的幕后。

★★★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技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她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纳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于百万人的命运。

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索、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绘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

那个早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有许多汽车和观察哨。他们把一部分人伪装起来，又让另一部分人故意地让人看到，许多克格勃和特别分队的人穿着便装。科尔扎科夫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所有这些被派来的人难以区分敌友。

他们这些荒唐的行动，很快就暴露无遗。还在夜间就被派到这里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一直留在树林里而没有得到具体任务。戈德良和乌拉日采夫代表被逮捕了，俄罗斯的主要领袖们在自己的别墅刚刚醒来，就马上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开始组织反击。

当时我只注意电话，只要它们在工作，就意昧着还可以活下去。

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托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