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0节

泄露机密的危险性是极大的，更何况安全部的这位首脑还召来了苏联国防部的一位专家。此人便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拒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政变期间起丁关键的作用。

然而，克留奇科夫却冒了这个险。他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前者负责航天和国防工业，后者主管党的干部和组织工作)进行会谈。不但如此，克留奇科夫还在政变前夕直接和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领导人鲍尔金接触，而此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最密切、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谈论的话题是苏联总统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人质。克留奇科夫曾在许多入面前反复论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念头已经酝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尔巴乔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人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为了赢碍时间。

1991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的抵触是母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4—6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尔巴乔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竟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采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尔巴乔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什总统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什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个替代戈尔巴乔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

★★★

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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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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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奇怪的是，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庚的、偏离常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