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3节

全苏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在工作，每时每刻都在播发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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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克格勃法制局局长、少将瓦洛特尼科夫在后来的审讯中曾出示一个必须逮捕者的名单。里面除俄罗斯领导人外，还有已被戈尔巴乔夫本人抛弃的、“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原主要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总共有70人。克格勃副主席列别捷夫解释说，应在接到补充命令后将他们逮捕。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特别行动小组严阵以待，但补充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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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早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同时播发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声明。

卢基扬诺夫在声明中写道：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作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共产主义术语，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很大的心理内容)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

官方的宣传机构把这个声明和告苏联公民书、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号令和其他一些紧急文件一起播发了。

阴谋的规模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并肩工作过的人都参与了。从事情的经过和情节来看，这与1964年罢免赫鲁晓夫非常相似——和平的，又几乎是合法的。当时赫鲁晓夫也是在休假(只是他在外高加索，而不是克里米亚)，正是南方秋高气爽的季节。突然，嘲的一声！——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左右手们完全一致的意见面前被迫投降。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也无所依靠。刹那间他就被迫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尽头。

这里的圈谋也如出一辙。

读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我试图弄清其中的奥妙。第一个方案是卢基扬诺夫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上司。而第二个方案较为复杂，但也能够想像得出：戈尔巴乔夫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出戏——让肮脏的手为他打通一条路，然后他再回到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新的国家。然后他便可以处置民主派、俄罗斯领导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最近开始抬头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最后自己独揽大权。我们俄罗斯的领导者必定会呼吁公民不要服从并举行抗议活动，白宫周围马上会筑起街垒，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戈尔巴乔夫会突然出现借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之手破坏联盟条约。

带着这些猜疑，我打电话给参加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几个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

(白宫内的政府通讯被切断了，但事发前不久刚刚给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装的电话却能用，它没有被列入“红色电话簿”——政府电话名单，因此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秘密电话……)

几个共和国的领袖们起初的反应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的谈话十分谨慎。

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也使他们感到不安，在表态之前也想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远离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主权，简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权。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对话，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那样，可能还会给他们留下某种主权。至少，他们将保住内阁和某些特权。这是纯机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是狡猾的、但却可轻易识破的外交手段。

他们怎么也不理解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公然反对联盟条约，面如果最高苏维埃会议赋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以法律效力(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怀疑)，叛乱就会在一周内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事件，它将震惊整个世界，更不用说震惊各加盟共和国了。军队将被派驻基辅、阿拉木图、塔什于和其他共和园的首都，在那里叛乱分子借助装甲车和坦克就地进行小规模的地方政变，那些听命于中央的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夺取政权。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类似事件发展的情况吗？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变。他取消了拟定的逮捕行动，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如我所说的，曾有过一个包括俄罗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名单。外部监视系统开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时内逮捕所有被“记录在案的人”——但镇压的机器却突然刹闸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于机构的政变，寄希望于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会急剧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当然，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使这个叛乱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向社会舆论界证明政变的合法性。

大约早晨10点钟，我彻底明白了：俄罗斯白宫将成为近期事件的主要进攻基地。

苏维埃大楼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可能是莫斯科市里按特殊需要建筑的第一座如此规模的新一代大楼。建筑师契丘林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要走完大楼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大量的隔离式房间、办公室、地下仓库和大楼的地下出口构成了良好的安全系统。

就是说，我应该坐在白宫里，一直坐下去。我在这里坐的时间越长，对他们就越糟；围困的时间越长，对他们不利的政治丑闻就越多，已出现的情况不明的间歇越是持续下去，他们彻底失败的机会就越多。

我用某种新的凝聚的目光环顾着周围，觉得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些冰冷的大办公室。难道我还要在这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真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鲁茨科伊、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所引起的新情况。面前放着我们的文件：已经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人民书和关于追究所有道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组织和人士责任的命令草案。当时俄罗斯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邦，其宪法也是苏联的宪法。但即使按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首脑也该是总统。没有其最高领导机构的同意，不能把主权的俄罗斯纳入紧急状态！

窗外，停着一辆坦克，看似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围着一辆装甲车，司机从窗口探出脑袋。人们不怕靠近它，何止是这样，简直是扑到达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苏维埃体制培养出来的苏联人也不怕子弹的迎头射击，不怕坦克的履带，不怕无线电和电视每时每刻播放的威胁他们的刑事责任。

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撞击——此刻，我应该到那里，和他们站在一起。

准备这个简单的行动无需多少时间。警卫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楼走向人群，爬上装甲板，挺起胸膛。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才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与我周围的人们心心相印，团结一致。他们人很多，吹着曰哨，大声呼喊着。人群中有许多新闻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我拿起一页告俄罗斯人民书，喊声停止了。我念起来，声音很大，声音几乎变了调……然后我和坦克指挥官及士兵们交谈，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睛看出：他们不会向我们开枪。跳下坦克后几分钟，我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临时举行的集会并没有准备什么特殊的宣传技巧，但走出人群后。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内心极度地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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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夫在中午时转交给警卫一个便条，要求给他提供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并保证与政府的通讯联系。他知道，这些要求现在未必能实现，但仍然需要做点什么，以给自己找一条施展自己能力的出路。

与我一样，对苏联总统来说，毫无希望地坐以待毙是难以忍受的。

便条被转送到负责“朝霞”(这是克格勃给戈尔巴乔夫的政府别墅的代号)的警卫头目手中，他立即给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于是一切就杳元音信了，等待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的是美味的中餐和晚餐，观看电视节目，在有警卫的浴场散步。正如有人所写的，戈尔巴乔夫被关在“金笼子里”。

封锁“朝霞”的有3个军种：海军、空军地勤部队和边防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苏联陆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和戈尔巴乔夫交谈后，就在克里米亚召集被叫来的各军区司令员会议，他向飞到克里米亚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国家将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军事装备的盛大检阅。用雷达、导弹和军舰所充实的戈尔巴乔夫的软禁，加上“核按钮”迟迟不肯转交给亚佐夫……从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看，这次行动不亚于6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事件：加勒比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在我看来，这次阴谋的激进派——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瓦连尼科夫——预定了一个强硬的方案。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会反抗，为避免社会动乱必须以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而那时……

由国内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还不意昧着战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然而所有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不正确的”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苏联将夺回(实际是在一天内)昔日的至少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订之前的那种对外政策地位。当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复杂性，但是按叛乱领导者们的见解，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战略问题将得到解决，对外政策的思想——帝国思想和强权外交将重新获得胜利。

调查的结果将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这次叛乱自始至终充满重大的矛盾，这点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军工部门急于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瓦连尼科夫本人表达了这个意愿。早在19日他就开始从基辅打电话、电报，井口授紧急报告，要求立即停止“民主游戏”，枪毙“冒险家叶利钦”。巴克拉诺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克留奇科夫、普戈施加压力。

然而，最后两个人清醒地知道：爬进流血的泥潭里容易，走出来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最主要的是道德的、政治的优势在谁那里，社会舆论站在谁那一边，谁就会赢得胜利。

苏维埃体制长年磨炼出来的两个主管部门、两种立场、两种思维类型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军工部门和克格勃的利益冲突。军工部门需要的是真正的迫使世界重新相信坦克力量的有力的叛乱，而克格勃则需要政权的高度纯洁的、优雅的过渡。事实上，两种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叛乱其实还在最初派出一个软弱的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晋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就失败了。据推测，像巴克拉诺夫、舍宁和瓦连尼科夫这种水平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是不会伯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害怕他们，只是想暂时让他靠边站。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恬不知耻地捏造关于国家总统的患病，不仅不能说服任何人，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政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

对待这次阴谋的策略有两种不同态度，原因很简单：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

亚纳耶夫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过于优柔寡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