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4节

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正式的领导者”呢？

19日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个人中的力量分配是这样的：

巴克拉诺夫、军工部门，还有它后面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被整个克格勃和尤其是侦察部门在内的观望态度所抵消。

普戈和亚佐夫在精神上已被所发生的事情摧垮，还在等着某人的指示，因此不能真正地影响局势。

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只能起纯表面上的作用。

正像我已说过的，亚纳耶夫没有作出独立决定的能力。

剩下的只有帕夫洛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影子”成员、议长卢基扬诺夫。这是两个完全可以承担责任的意志坚强而头脑聪明的官僚人物。

政治领导者们的常见病——高血压使帕夫洛夫病倒了。这不是什么花圈，他确实忍受不了不眠之夜、过量的酒精，主要的是承受不了强烈的神经紧张。作为政府总理，他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和戈尔巴乔夫路线背道而驰、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人。他这位领导人积极支持军人们实行紧急状态是因为看到这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克留奇科夫对卢基扬诺夫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在他的声明中表示对叛乱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而另一方面克留奇科夫又对卢基扬诺夫很小心，他不知道对卢基扬诺夫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

而这也是克留奇科夫的错误所在。检恰是卢基扬诺夫和他的经验及对戈尔巴乔夫性格的了解能给紧急状态委员会带来不小的益处。但是卢基扬诺夫主要是旁观事情的发展，与叛乱分子们保持着距离。

战友和敌手渐渐退到了一边。这次阴谋购红色按钮留在了克留奇科夫的手中。那么，克留奇科夫自己在想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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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克格勃主席的情绪和思路。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个有着敏锐目光、高深莫测的小老头。在白宫中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会缩短他们的紧急状态的生命，克留奇科夫知道这一点吗？在他的声音中会不会闪现出过于温和的音调？我会不会感到一个已经按下按钮的刽子手露出令人满意的宽容呢？

我用专线电话打给克格勃主席。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记起我们的谈话，但情节很有意思。克留奇科夫进行了自我辩解。

“难道您不了解在做什么吗：要知道，人们躺在坦克底下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牺牲。”——我说。

克留奇科夫回答：“不，不会造成伤亡：第一，这是纯和平的行动，武器里没装弹药，没有下达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一切担心都源于你们俄罗斯领导者；据我们的资料，人民情绪安定，生活正常……”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

后来分析克留奇科夫这个本次阴谋的中心人物的逻辑，我明白了：他说的几乎是事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56年在布达佩斯流了许多血，但这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也汲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各种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侠，而且“很好”。面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1981中在被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勉强的和平。

克留奇科夫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出发，好像选择了波兰方式。假定说，有一天他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是的，我适合多年担任国家首脑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角色，一个声音温和、戴着眼镜的老军人，安宁而坚定地把国家带出绝境。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所以不应当有反抗。

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们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阔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因为坦克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他们才明白应该开枪。但为时已晚。谁也不愿意，也不能开枪，因为开枪只能射向活跃的、沸腾的人群。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莫斯科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枪购食品。他们迅速地抢购面包、黄油和麦米。许多人排队购买伏特加酒。

普通的百姓、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们害怕情况突变，开始疯狂地哄抢他们认为最容易中断供应的一切东西。

靠近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街道上——特维尔斯克大街、库圈佐夫大街和马涅什广场——都是庞大的装甲车队以及最初几个小时就被吓呆的好奇的人们。他们渐渐地越来越靠近军车并和在场的士兵们搭话，请他们抽烟、吃饭、喝水，请求并要求他们回答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被夜间一声警报催起来的士兵们睡眼惺松、饥肠辘辘。他们异常兴奋而又紧张，但却毫无敌意。他们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各个部队中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工作，他们甚至也不大知道要执行什么战斗任务。指挥官们的指示仅限于“为维护莫斯科的治安”。但这与他们的所见所闻自相矛盾。

莫斯科是因各种军车兵器的出现而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手拿着收音机。第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正播放着新闻记者们有关事件发生情况的有限报导，以及关于最高领导层内事态发展的相互矛盾的只言片语的传闻和来自白宫的新闻简报……收音机旁现在已经是另一种气氛。这里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者，而是震惊而激动的莫斯科市民。熙熙攘攘的人流循环地涌动着：从城外赶往市中心看坦克，又从那里径直涌向白宫方向。莫斯科市许多地方的汽车交通均已中断。

中央电报大楼的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已停止工作。电报大楼已被塔曼师的一个排占领。

莫斯科的实业界已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所有的交易所均已停止营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央、莫斯科、其他各市和各州报纸的出版规定》的第2号令。除了向读者发布官方安抚消息的几家中央出版物外，其他报刊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并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版面的内容。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待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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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渎。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走的命运顿时让他赢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或许是“无辜面须”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的心头之火。像“聋予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