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6节

黑暗中的人们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败是注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哗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采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径的枪炮当中发现了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狙击手步枪。

正是这位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爬上楼顶，仔细观察了邻近的制高点并发现了敌人。在战争时期狙击手们之间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他们同时发现并瞄准对方，他们往往会和平地走开。

我想，这一次这个规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通知我们有危险的信号，它来自紧靠巴甫利克·莫罗佐夫儿童公园后面的居民楼楼顶。有人在监视我们，也有人从紧挨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世界”饭店的楼顶上监视我们。

因此，我们没有再靠近窗户，我从阳台上对白宫保卫者们的演讲也被转移到大楼的另一面。我们还讨论过抓获这个狙击者小分队的各种方案。但大楼内的军人们说。第一个狙击手均由一个克格勃小分队保护。这意味着在大楼的入口处短兵相接、炸弹横飞，意昧着城内短兵相接战斗的直接升级。我们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狙击手们明白他们已经被发现。于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夜间停止了工作。很快他们便撤离了监视点。政变分子们决定把宝押到直接袭击上。

★★★

大概，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指挥的人数不多的总统卫队的任务简单明确。

几乎所有呆在白宫里面的人都明白，按常理应当攻打白宫。攻打白宫对这些可诅咒的叛乱分子们实在是势在必行……

因此，卫队决定援救总统。

我知道科尔扎科夫正设想一个又一个方案并对其逐一进行演练，以便找出最可靠的援救方案。我还知道，如果任由卫队决定，他会让我离开白宫，将我带走藏在地下过道里，我将乘坐木筏，然后坐着飞行气球迅速地飞上天空，等等等等。自然，我当时没有过问这些无数的计划，关于它们，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但从科尔扎科夫刚毅、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定又想出了什么新招。例如，我了解到他从塔甘卡剧院的化装室里定购了胡须、假发……可以想像，我这副化装的尊容一定可笑极了。

★★★

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巧合：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两次在最危急、最紧要的时刻来到俄罗斯——尽管他生活在美国，而且经常周游世界。

第一次是在1991年8月叛乱时。

第二次是在1993年9月底至10月初。

对我来说，与他的两度会面有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插曲，而且是心灵的里程碑。

我知道，在8月那些日子里，白宫下面聚集着几乎“整个莫斯科”即莫斯科最积极、最显赫、最活跃的一部分人，其中有演员、画家、作家、音乐家。

但罗斯特洛波维奇是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物。

我突然感悟到，古老的俄罗斯、伟大的俄罗斯在保佑着我，一种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在保佑着我。

……白宫的楼内楼外，许多人的神经已经受不住了。而有些人在此种情形下不知怎么行动，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歇斯底里的病患者，更有相当多的酒鬼。后来当我们走下仓库时，一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也喝得醉醺醺的，这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一般来说，任何聚集的人群都能引起各有利弊的结果。我们试图对人群加以控制，然而并非一切都能被我们所左右。我明白这一点，于是，每一分钟等待都像100普特重的称砣压到了我的心上。

就在这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来了。于是一切都有条不紊起来。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都销声匿迹，那种令人完全疏远的压抑的气氛悄然消逝。无疑，这是一个采取了勇敢的乖庆之举的伟人。他要求要一支冲锋枪，人们也借给了他一段时间，尽管当时每一支枪都非常宝贵。

还有另一个与罗斯特洛波维奇有关的插曲。

那就是红场上的音乐会。寒风吹动着燕尾服的后襟，音乐家们的手冻僵了，手指也冻得发紫——但他们不停地演奏着，为我们大家演奏着。

如果说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在8月事件中曾用自己的心灵的激情为俄罗斯的民主祝福的话，那么1993年9月底他仿佛是用自己美妙的音乐向人们说——准备迎接伟大的考验吧，上帝会帮助你们的。

在白宫里的一次深夜会见永远铭记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