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5节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地说，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尔巴乔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栗并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出现了有个性的领导人物。戈尔巴乔夫周围就出现相当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决定的“集体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风格——一小撮最高领导做出决定，而他们的勤勉的执行者去执行——帮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的倒忙。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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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1号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待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采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大楼备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由退役军官、职业保镖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少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中原则：我们要得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者是罪犯。

我已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迥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工和采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3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备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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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都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怨恨戈尔巴乔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淮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系，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忧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闷下，他几乎机械地答道：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系啦？你过去一直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俄罗斯总统号召莫斯科市民不要服从自封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去奋起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

总统的座机从福罗斯飞抵弗努科沃机场。机上有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保镖以及私人秘书兼速记员，同时还运来了总统的通讯设备。

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时代》节目中出入意料地播放了来自白宫街垒的真实报导。

塔曼师叶甫多基莫夫少校指挥的坦克排倒向了白宫保卫者的一边。

阿尔巴特大街的国防部大楼附近、苏波夫斯基广场上、在举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中心大楼旁边、商尔基大街、《消息报》报社附近、几家员大的中央报纸编辑部所在的《真理报》大街上都停着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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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在此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正经受的这场深刻的危机。它将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信心采取重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最近6年的执政期内辛勤地工作……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返回自己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

在人们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国和外国记者们直言不讳地提问：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军事政变？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亚纳耶夫和其他人的手在发抖，他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记者们提出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闪烁其词地避而不答，拙劣地编造了一通梦呓般的谎言。这次记者招待会彻底失败了。

情况又一次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帕夫洛夫躺倒了。看来他是用大剂量酒精加深了自己的生理危机；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至于亚纳耶夫，事实己证明人们对其自信心的期望是徒劳曲。副总统的一举一动愚蠢至极。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的举动怎么可能不愚蠢呢？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没有一句实话！对于国家不久的前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次叛乱的公开的、表面上合法的、“温和的”和“乎缓的”特点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能向人民开诚布公。他们这帮官僚分子显然不配做政治领袖，不善于词令，不会采取某种确切的、明了的行动。

弧光灯照在他们似乎连成一片的、令人生厌的腊黄色脸上。看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有一种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的感觉。亚纳耶夫竭力装出“坚定”也无济于事，带着这种坚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国家和世界走向毁灭，因为他的这种坚定就是蒙着眼睛拼命前行。

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